方舱隔离患者们的一日三餐。
广州琶洲方舱3号舱首批115名新冠感染者顺利康复出院。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供图
方舱内设有休闲区，能看电视看书，后因病床增加就撤掉了。
住进方舱的患者越来越多，开始增加上下铺、行军床。
休息区内，大家会把衣服挂在铁架上。
夜色下的上涌村。 南都记者 莫郅骅 摄
90后湖北女孩 安安
时间
11月6日至11月15日
湖北天门女孩安安15岁来广州，十余年来辗转于海珠城中村，经历过多个制衣厂。11月6日因密接被定点转至方舱医院，后测出阳性。在方舱生活10天，她说冲凉条件比出租屋好，后勤保障人员定时发盒饭，还遇到了温柔的医生。康复回家后，她打算原地过年，如果海珠区解封了，想回丈夫的老家云南过年。夫妻俩盘算着，若有机会，早日在广州把规划中的制衣作坊办起来。
11月16日零点刚过几分，广州海珠上冲西约南的“上涌村”牌坊处，往村里排成长龙的密接和高风险人群正等待登上转运车——这里属于大塘片区第三网格，疫情形势严峻。若是往日，这里只是上涌村一隅，没有网格之说。
安安提着行李逆行回家，她刚从琶洲方舱医院结束隔离，是3号舱首批115名顺利康复出院的新冠感染者之一。与她搭伴的还有两位湖北老乡，彼此不相识，却都是在此谋生多年的制衣工。城中村路灯照亮的地方形成一块块碎片。安安给老乡指路，“把这条巷子走完，再把那条路走穿，就到你住的地方。”
10天前的11月6日晚9点多，安安作为密接人员被定点转至方舱，老公和半岁的儿子作为次密接人员，在几个小时前被送至酒店隔离。“我们有好些亲戚生活在康鹭、大塘片区（即海珠此次疫情重灾区），都从事制衣行业，除了我们家，其他都安全。”她说，自己16岁来海珠做制衣工人，到今年已有15年。对于这个湖北老乡集中的“制衣村”，安安再熟悉不过，而对于此次疫后或将带来的改变，她抱有期待。
我可能密接了
11月4日，安安如常独自下楼参加大规模核酸检测，丈夫留在家里带娃，这是他俩除了买菜之外鲜少下楼的时刻。“其实我们的日常防护做得还可以，基本不出门，毕竟家里有小孩。我和我老公说，即便抱着小孩能优先排队做核酸，也不要这么做，毕竟人多而杂，就轮流下楼。”安安记得，为她做核酸的医生问了一句“今天核酸排队排了多久”，她戴了口罩回答“只排了十几分钟就到了”，说完就走了。
当天下午5点，广州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如期举行。会上透露，11月3日，广州新增572例新冠病毒本土感染者，海珠区单日新增433例，其中凤阳街康鹭片区、江海街大塘片区、华洲街龙潭片区等高风险区内新增病例数未见明显下降。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区域聚集了大量城中村，人口密集、空间狭窄。
广州市卫健委副主任张屹曾表示，这些城中村握手楼多，内部多为小街窄巷，整个区域空气流通不畅。“当有感染者存在时，排出的病毒极易在区域范围内形成短时间内难以消散的气溶胶。此时居住在楼上楼下、附近楼栋以及穿行其中的居民，如果未做好防护，极易被感染。”
次日凌晨5点，广州市卫健委的一通电话，划破了安安家的宁静。“工作人员告诉我，跟我同一根管子里有异常，我可能密接了。叫我不要出门，居家做好防护，把口罩戴起来，晚上会有人上门做核酸。”安安说，当晚，医护上门为她先后做了抗原检测与核酸检测，抗原结果呈阳性，核酸结果呈阴性。而后，医护再次上门给她做了两次核酸，结果并未在健康码上显示，“市卫健委工作人员就打电话告诉我，核酸结果异常，需要到方舱隔离。”
安安来自天门，与大多湖北女孩一样，活泼开朗、独立好强的性格特征尤为明显。健康码呈“红码——密切接触者”时，一向大大咧咧的她截了张图，发了朋友圈，不久就收到了亲戚的善意提醒，让她删了，以免被老家人“不待见”。“我当时认为自己‘红码’并不是犯了什么错，但想想家人提醒得也有道理，就删了。”
丈夫和儿子的核酸检测呈阴性，按当时政策规定列为“次密接人员”，将被送至定点酒店隔离。安安这才有了为母的柔弱，“我家小孩一直是我在带，怕和他分开了，他爸爸带不好，当时人是有点慌。但也没办法，我要是‘阳’了，肯定不能跟他待在一起，不然也会传染给他。”11月6日，一家三口相继离开了那个勉强能摆下两张1.5米床的家。
“那个男医生好温柔”
琶洲方舱医院3号舱由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接管。据该院琶洲方舱医院医疗总负责人林周胜介绍，方舱内有218名医务人员，收治了1600多名感染者。安安这辈子没见过那么多床位，也无法估计有多少人，被安排到床位后，她休息了下来。
“每天一日三餐，比我在家里吃得规律，我在家一天就两餐。”安安向南都记者回忆起自己的隔离生活说，在方舱活动范围小，后勤保障人员会定时发放盒饭，休息区设有饮水机，可打热水，卫生条件较好，洗澡有淋浴，“这比我在家里好，我们家只能用水壶烧水来洗澡。”或许因感染出现症状，安安有点咳嗽，医生给她吃了几粒药，慢慢也就好了。
“可能大家的经历会不一样，我在方舱里呆着还好，有什么问题向护士反映，他们能解决的都尽量解决”，安安心里明白，到方舱支援的医护本就不易，“工作强度和压力那么大，能冲到危险的一线，已经很不错了。”
思子心切，安安每天和儿子视频连线几次。“五天之后，我老公和儿子的核酸测出来是阳性”，安安无奈地笑了笑，“也不知道是被我感染了，还是怎么着。”听闻丈夫说有可能被转运至方舱治疗，安安很揪心，担心孩子太小住得不习惯，担心丈夫万一有事离开，已经会翻身的孩子从床上掉下来，她不敢再多想。
安安找到方舱的医生，希望能有机会“家人团聚”。“我问，如果他们来了方舱，能不能把我调到他们那儿，好有个照应。医生说他们管不了，要看转移的人怎么弄。”安安看着没法，更加难受，往后退了几步，开始掉眼泪。医生于心不忍，“她说你先别哭，你孩子那么小，可能不会转移到方舱来。你要问清楚，如果他们真的转到了方舱，我们再来想办法。你现在哭了，把口罩弄湿了，很容易感染”，安安想想也有道理，后来才弄明白，丈夫和儿子是无症状感染者，会被送至定点医院治疗。“现在回想起来，那个男医生好温柔。”
居委半夜赶来送钥匙
11月13日至15日，间隔24小时，安安连续做了两次核酸检测，结果均呈阴性，达到康复出院标准。15日下午，3号舱首批115名新冠感染者获批康复出院，安安在几个人的队伍里举着一张写着“南洲街”的A4纸——他们将回到同一个居住地。
“您知不知道居委在哪里呀？”16日零点刚过，下了车的安安拎着两袋行李走到南都记者跟前询问，此时记者正穿着“大白”，被误认为志愿者，“之前有‘大白’拿了我家钥匙要到家里消杀，后来把钥匙放到了居委，让我回家后去取。”
此前，房东给她留了居委会的固定电话号，此时已是深夜，并未能拨通。记者提议再询问房东寻找其他联系方式，安安有些不好意思，“太晚了，我怕房东睡了。”问了几位居民与志愿者，均不了解居委会地址，无奈之下，安安只好拨通房东电话，辗转拿到了一个手机号。约一小时后，居委将钥匙送来了，安安事后颇感抱歉，“工作人员还穿着防护服，他们应该还在工作中。”
安安租的房不大，一堵墙将房间划成“一室一厅”，但未隔到头，也没装上门。“还不如打通了，墙反而占地方。”她说，但房子靠近村口，外边刚好是一个停车场，空气流通、采光也好，加之楼层不高，带小孩出入方便，月租一千块，“为了小孩，我特意选了个环境好的，刚住两个月。”
屋里没有从事制衣行业留下的蛛丝马迹。安安说，为了好好照顾孩子，夫妻俩决定，不能都在制衣厂里做工，得有一个人能空闲。几个月前，安安开了间网店，鉴于自己和小叔子的女友都身材微胖，就主打“大码女装”。受疫情管控影响，网店收到订单却无法发货，遭到顾客投诉。丈夫怕再惹麻烦，便暂时把网店注销了。
按照有关规定，安安连续居家隔离七日，11月22日，她的健康码已恢复绿码。而这些天，夫妻俩考虑过接下来的打算。“可能还是希望能和我姐姐一家合伙开个家庭作坊，等这里的环境变好吧”，她说，如果没有此次疫情，这本是他们家今年底或明年初的发展规划。
独立起来，给自己争取
“全国纺织看华南，华南纺织看中大”。在海珠区，位于广州市中山大学南门的“中大布匹市场”是全国第二大纺织品交易中心，其附近遍地制衣作坊的城中村已成为整个制衣生态链的重要一环，其中康乐、鹭江、上涌、大塘、龙潭等城中村尤甚，也是海珠此次疫情的“核心区”。
在这一大片“制衣村”里，安安有两个“多”：打拼年头多、亲戚多。十多年前，在天门老家，安安父母做定制西装的工作。安安学习成绩一般，2007年，15岁的安安念完初中时，爸妈打算来广州发展，她提议要一起来，这是湖北人热衷的“广漂路”，“天门外出谋生的人差不多有90%都在广州，基本都是和制衣打交道，要么搞档口，要么搞加工厂，要么直接做车工”，安安说。她有一对年长五岁的双胞胎姐姐，比她早来一年，在康乐村制衣。
“我来的时候鹭江就长那样，现在还是那个样子”，安安记得，刚走出广州火车站时，都市繁华之景确实和农村天壤之别，但进入城中村就会感觉，“好像还没老家好”。在鹭江的第一年，因为不熟悉市场行情，接了外贸订单没赚到钱，安安父母决定自己开一间家庭作坊，两个姐姐也回来帮忙。单家独户的“夫妻店”“家庭店”，有两三个到五六个车位的规模，在城中村里多得很。“那时候，外面一个车工的月工资大概2000来块，我们自己开厂，一个月可以拿到两千五六。”那时候，姐妹仨加上哥哥、表姐、表妹，厂里就有6位车工，爸妈帮忙包装、做饭，承担后勤杂事，一间家庭作坊就运作了起来。起初和姐姐们出去学手艺时，姐姐总会揽下麻烦的活儿，让安安做些简单的，“我现在的手艺还是个半吊子”，她笑了笑。
两年后，哥哥成了家，到北京开了超市，两个姐姐也相继成了家。家庭作坊运转不下去，父亲就把它转让了，和母亲回老家给哥哥带孩子。安安继续留穗打拼。
由于缺乏社会历练，在第一个制衣厂，安安遇到了克扣工资的老板，“在厂里，不少辞工的人，男孩子会被打，女孩子会要不到工资，但我把工资要回来了。”她记得，那年她19岁，在她的车位旁，一个十六七岁的男孩因辞职要工资，被老板和四五个三十多岁的男工围殴，“我实在看不下去，就把老板拉开了。”她想，或许这是导火索，使得她在后来辞职时也被老板刁难，不给结工资。安安心里气得很，她向多方打听后，找到了凤阳街劳保部门帮助，最终拿回了两千多块的月薪。
规划中的“家庭作坊”
那些年，安安在这些城中村经历过多个制衣厂。有一年多，安安很拼命。制衣工一天上班时间长达十五六个小时，她最多能上十八小时，剩余六小时休息。“工厂与宿舍就隔一条巷子，下了班赶紧回去洗澡睡觉，到点了，老板就会去宿舍喊人。”她告诉南都记者，正常情况下，制衣工平均月薪在4000元上下，她一个月最多赚了6700元。
这是一件多劳多得的活儿，但身体向她发出了减速“信号”。“那时候，我每天喝咖啡，后来都觉得咖啡是甜的。身体很不舒服，一进厂里就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我和我姐说，我不能在这里上班了，好累。”姐姐能吃苦，比她在那多做了一年。
每次辞职，安安会休息一段时间，少则一周，长则一个月。但大家都在上班，独自一人着实无聊，这时她又会进入下一个轻松点的工厂，“每天上班12小时，对我们来说已经很轻松了。”
23岁那年，通过相亲，安安结了婚。夫家在云南经营着一家服装厂，做点小生意，这是安安最初所看中的，“那时候我不想每天在工厂里踩缝纫机，就想找个家里做生意的，不用再做服装行业。”结婚后，夫妻俩去了贵州开店，卖佛山产的吊灯。呆了两年，网店的快速发展让他俩的实体店生意并不好做。思来想去，安安还是想回广州捡起自己擅长的制衣行当。
被问及是否喜欢制衣工作，安安直言“我不喜欢”，笑了笑，“但因为我没有高学历，做别的工作也没有那么高工资，只有做这个，工资稍微高一些。”她也能感受到，如今的服装行业，年资长的车工已逐渐“断代”，老手成了香饽饽，“95后的孩子基本都不会再做这个行业，现在的老板也比较重视车工。”她提到，如今的车工会比以前“过得舒服很多”，一天上班12小时，每月能拿到1万块左右，“我二姐比较能吃苦，一天能上十四五个小时，一个月最多能拿一万七。”手工越精，懂的工序越多，薪酬也越高。“像我姐姐，什么衣服拿起来都会做，知道那个工序，可以做得很漂亮。但像我，手艺不太好，棉袄、毛呢大衣那类我都不会做。”
安安开了网店之后，丈夫原本有点裁床技术的底子，就接着往深了学。“本来想着，他正常学到今年年底，明年我们去开厂的话，就不用请人了，什么都能自己做。”他们想好了，与姐姐合伙开厂，姐姐手艺好就挑大梁，可以管事，丈夫跟着工作能有稳定收入，自己带带小孩做点杂事，少分点钱或不分钱，能把小孩带在身边。“我希望能给孩子创造好一点的经济环境，不想让他像我们小时候那样。”
当前，广州海珠疫情仍处于攻坚时期，安安这几天想过，今年已不太可能复工。“再过一个多月就要过年了，如果疫情一直比较严重，我们就打算原地过年，如果海珠区解封了，我们就会到云南过年，还要给孩子摆酒席‘抓周’，明年回来再看看是什么情况。”夫妻俩盘算着，若有机会，早日在广州把规划中的厂子办起来。
（应受访者要求，安安为化名。）
南都广州新闻部出品
采写：南都记者 莫郅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