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季开学，广州市绿翠现代实验学校初中部开展了“5+2”课后课程及托管服务。 南都记者 冯宙锋 实习生 王涵 陈杰豪 摄
“刚开学时有点不适应，现在进入状态，挺好的。”孩子刚上一年级就遇上“双减”，和大多数家长一样，广州市越秀区家长林女士也经历过喜悦与迷茫。随着相关政策不断出台，平稳有序推进，家长们悬着的心逐渐放下，适应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的学习生活。
国家“双减”政策(《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出台至今已有百天。南都记者统计梳理发现，相关政策的聚焦点大多数集中在校外培训机构治理和校内作业减负两大板块。
但“双减”绝不仅如此。随着《编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规划(2021—2025年)》《家庭教育促进法》等文件先后出台，再结合“双减”文件提及的重要议题，可以预见，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相关措施从不同角度展开。
政策部署
中央到广州，百日内推出相关文件近40个
南都记者梳理了这段时间以来，中央到地方（仅限于广东以及广州层面）出台的相关政策文件。据不完全统计，至少有38个与“双减”相关的政策文件和通知出台。其中，在中央层面，出台文件的既有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等单位，也有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这百天以来，涉及“双减”议题的文件至少有20个，涵盖校内教育管理、培训机构治理、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家庭教育等内容。广东省出台了6个相关文件，广州市出台了12个文件和通知。力度之大，层次之深，可谓少有。
梳理38个文件的内容，在培训机构治理方面，共有21个文件和通知与之相关，大致包含收费监管、审批登记、从业人员管理、查处情况、学科类范围等几大层面的内容；在校内教育管理方面，与之相关的文件和通知有15个，主要包含课后服务、考试管理、教师培训、教学评价等主题。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余晖总结：“近期中央和地方政策治理的侧重点还是在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办学和推广校内课后服务。”
政策紧锣密鼓层层布局，行动亦紧随其后积极开展。南都记者查阅广州市教育局2021年10月下半月《“双减”工作专项督导半月报》发现，截至10月27日填写日期，统一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线下)有242个，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压减数量为476个；此外，清理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日及寒暑假组织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机构的完成数量为24个，查处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校外培训违规广告27个。
在余晖看来，经过百日来的探索，“总体情况而言，以往的校外培训机构无序发展、疯狂逐利的乱象得到有效遏制。”
未来走向
A 素质类培训机构治理，已在路上
“‘双减’是一项系统治理的战略。”余晖表示：“这一政策确立了学校、社会、家庭、协同四大战略支点，通过‘疏堵结合、内外兼治’进行系统施策。这也是未来政策走向的基本趋势。”
“双减”政策出台以来，最受关注的是学科类培训机构的治理，而少有专门针对综合素质类培训机构治理的相关政策。林女士表示，班上给孩子报艺术、编程、体育类课程的家长不少，这类培训的费用也不低，“目前对素质类的培训机构如何监管，估计下一步也会出台相关政策吧。”
这一想法与广东民建会员、华南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雯闻不谋而合。据她观察，无论学界还是民间，大家多聚焦学科类教育，“长期以来，政府都很重视学科类校外培训的监管，但素质教育领域也是存在问题的。”
值得注意的是，10月22日，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浙江省文化艺术类校外培训机构准入指引（试行）（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也开始有专门的政策和指引。
此外，10月26日教育部等六部门发布《关于加强校外培训机构预收费监管工作的通知》，其中就提到要“全面实施预收费监管”。也就是说，学科类与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一视同仁，预收费应全额纳入监管范围。
如此看来，随着“双减”工作的逐步开展，专门针对综合素质类培训机构的政策和监管机制，已经在路上了。
B 带娃也要依法，家庭教育实施期待细则
纵观这百天内的政策文件，“疏”的焦点在于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和课后服务水平。
“教育孩子不仅仅需要学校教育，还有家庭教育，以及社会职能视角下的教育。”广州市第五中学副校长吴晶晶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家校社三方协同，而非学校单方面努力。
“双减”出台三个月后，此前在政策层面少有提及的家庭教育，以写入法律的方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0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正式公布，“依法带娃”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
据南都记者观察，“双减”政策早已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和布局；比如其中一条就提到，要“完善家校社协同机制”。“这是落实‘双减’政策，强化配套治理，提升支撑保障能力的落脚点。”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治理与创新研究中心特聘副研究员刘磊明表示，与过去几十年的“减负令”不同，“双减”明确讲“减中有增”。其中家庭教育方面，明线是“增”，暗线是“减”，目的是引导家长树立科学育儿观念。刘磊明解释：“《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五条对家庭教育提出5点要求，一方面要求家庭增加责任意识，另一方面，家长们越科学理性、负责任，一定程度上能降低社会上过度学习、超前超纲学习的需求。”
立法是基础，施法是关键。《家庭教育促进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家庭教育工作专项规划，将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纳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和政府购买服务目录。”在刘磊明看来，这一条涉及教育经费，各地应预判是否出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问题。为打通这个政策点的“最后一公里”，接受财政转移地应考虑增补、单列此项经费支出。
这也就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接下来将会有制度的落实与保障细则出台。正如张雯闻所说：“接下来政策肯定会做细做实，确定政策实施的边界和执行的机制。”
C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随着“双减”的逐步落地，一些新问题也正在浮出水面。
余晖担忧，“双减”下学科辅导职能回归学校，或将放大校际质量差距。“薄弱学校、农村学校、小规模学校等，在满足常规教育教学任务方面已显吃力，继续加码提供课后辅导以及课后托管和素质拓展活动将会分散学校的教育资源和教师精力，拉低学校的整体教育教学质量。”
“构建教育良好生态，最关键的是优质教育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岳经纶认为，作为一种基本公共服务，教育资源配置需要更加公平，政府要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加快缩小城乡、区域、学校间教育水平的差距，实现教育均衡化。
计熟事定，举必有功。9月13日，教育部办公厅、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编制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项目规划（2021—2025年）的通知》。其中提到，主要工作包括“优先补齐农村义务教育办学条件短板”“切实扩大城镇学位供给”。
令人关注的是，该文件的“工作要求”中，有这么一句话：“各省份要结合本地区义务教育发展实际，合理确定重点任务和目标，聚焦义务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集中财力解决突出问题。”
“接下来，如何疏导、分流和提质不同孩子正常所需教育服务一定是大问题。”刘磊明说道。而这些问题，也将转化成为政策与行动，着眼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采写：南都记者 孙小鹏 实习生 谭炯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