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游建华在第十届世界城市论坛的城市创新边会上发言。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人居署）世界城市运动指导委员会主席游建华每年来广州三四次。作为服务联合国20多年的城市规划专家和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的顾问，游建华可以接触到全世界上百个大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案例。但他仍然觉得，每次来到广州都能收获新的启发。
广州是一座典型的超大城市。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广州常住人口突破1870万，越秀区的人口密度超越纽约曼哈顿。而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广州人口不足250万。数十年城市环境的天翻地覆，是中国城镇化浪潮的缩影，也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写照。
这意味着，广州经历过甚至仍在经历超大城市治理的种种挑战。如何将发展的成果，转化为生活的幸福感？如何在积极抓住新机遇的同时，确保任何人不被落下？如何在新旧的快速更迭中，保留城市的特色与记忆？一代代的城市治理者和每一位广州居民，都在不断思考这些问题，希望为下一代留下更好的广州。
广州将这种思考的成果与世界共享。2011年，广州市以世界城市和地方政府组织（UGLC）联合主席城市的名义倡议设立广州国际城市创新奖，表彰城市和地方政府在城市创新领域的成功实践。包括广州在内的世界各地超大城市，得以定期共享经验，共担挑战。游建华一直担任“广州奖”顾问，他评价，这是广州对全球城市治理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广州奖”设立十年后，广州的可持续发展经验进一步走向世界舞台。2021年3月，广州向联合国提交可持续发展地方自愿陈述报告，开中国地方政府之先。7月，广州市市长温国辉受邀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主题边会上发言。
游建华认为，今年广州经验在国际上取得的反响并非偶然，这是一座城市数十年来重视公众参与、创新治理理念后水到渠成的复盘。他更希望，广州能继续为超大城市参与国际合作作出表率。在新冠肺炎疫情制造了无数隔阂甚至倒退的时刻，坚持创新发展与合作共赢，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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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格外需要城市主官彼此交流、分享经验”
南都：广州是首个向联合国提交可持续发展地方自愿陈述报告的中国城市，最近广州市长又受邀在联合国会议上介绍可持续发展经验。您觉得这种分享有什么意义？
游建华：对广州来说，借助这些机会，广州全面总结了它的可持续发展经验。虽然“2030年议程”提出了共同的目标，但可持续发展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动准则。每个城市都需要结合实际去思考哪些措施是有效的，哪些是无效的。哪些目标应该优先完成，哪些目标不那么紧迫。
南都：对世界来说，这种经验分享意味着什么？
游建华：以前，我们很依赖高校和研究机构来制定可持续发展政策。这有一个很大的弊端。学术研究往往历时四五年，在充分搜集材料后进行系统科学的论证，直到得出“最优解”。现在我们等不起这么久了。气候变化、高速城镇化、全球化……这些问题带来的挑战逼迫我们快速行动。
所以，今天我们格外需要城市主官彼此交流、分享经验。他们需要一个网站，能让他们遇到问题时马上去看看别的城市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南都：现在我们有这样的网站吗？
游建华：有，“广州奖”的官网。广州奖是广州在可持续发展和城市治理创新领域对全世界大都市作出的最重要贡献。广州倡议成立并主办这个奖项，成百上千的城市治理创新案例因此被分享，受到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大城市主官的关注。
南都：这种创新案例的分享能否反过来促进创新？
游建华：当然能。其实，社会上的很多创新首先发生在私人领域，尤其是企业。政府一般不是最擅长创新的，而企业往往担心分享经验会损害商业利益。广州做的事情是通过城市间的联盟来加速创新从私域走向公域。举例来说，智慧城市的概念最早是由科技公司提出的，但科技公司愿意把一套计算机系统卖给你的前提是采用这套系统能产生利润。一些没有利润的领域，他们不愿意进入。一些关乎我们下一代生存发展的领域也不应该让少数科技公司去牟利。一些城市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开始建设自己的科技部门和计算系统。到今天，智慧城市的概念已经在全世界流行。
南都：为什么必须要让城市的主官们彼此分享经验？
游建华：我这样的专家也许有一百多个城市的经验可以给主官们参考。但有时候，市长必须与市长对话。比方说，主官的一个问题我永远很难回答：“我这样做，会给我的城市和我个人带来什么风险？”要知道，创新都有风险。除了另一个超大城市的治理者，没有人能完全理解主官们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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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更重要”
南都：超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哪些特殊挑战？
游建华：在超大城市里，人口众多、生产活动聚集，所有问题都变得复杂，最大的挑战就是——你怎么治理这样一个城市？全世界都在超大城市治理上走过弯路：比如说，设置十几个互相孤立的部门，再各自建立十几套互相孤立的计算机系统，缺乏信息共享和工作协调的机制。
南都：广州也曾面临这样的问题。
游建华：是的。这也是为什么我认为广州的“12345”热线是城市治理的一大步：它就像个政府的一站式门店，市民再也不需要打完一个电话，却被告知要打另外一个电话。所有政府部门都必须共享信息，并对市民的诉求做出回应。
南都：为什么回应市民的诉求很重要？
游建华：我认为比起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问题的方式更重要。如果一座城市所有的决策都是自上而下的，市民对这座城市就没有归属感。比如说，如果社区的公共设施在建设时就没有咨询过人们的意见，那么人们就不容易爱护它。曾经有一位广州官员跟我说，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微信上看看大家说了什么。这恰恰是很重要的工作。
南都：除了“12345”热线，广州还有哪些城市治理创新让您印象深刻？
游建华：广州推广电动公交车的过程。全世界有很多城市都在提倡电动公交车，但他们往往要花上四五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全面普及。但广州只花了一年。
南都：广州是怎么做到的？
游建华：首先是他们的理念很超前，也很合理。负责人告诉我，他们调研发现，虽然立刻淘汰旧系统看起来花费高，但公共交通是一个庞大的系统性工程，涉及到大量的基建设施，同时维护两套系统的花费非常高。所以他们选择一次性投入，快速更新。
南都：早早树立正确的理念很重要。
游建华：是的。在提倡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方面，广州起步非常早。比如广州上世纪就有了“绿化面积红线”的概念。比如广州一直比较注重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以及生活设施的普及，打造相对小的社区生活圈，而不是盲目扩张，打造互相割裂的功能区。这是很多大城市在发展中都犯过的错误，居民只好忍受两个小时以上噩梦般的通勤，甚至没有汽车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广州尽可能地避免了这点。
南都：有了先进的理念之后，如何实现？
游建华：为理念执行提供充分的保障，并在过程中不断创新。还是以电动公交车为例。广州调动了一切可用的补贴、基金、财政预算，提供了“绿色财政大礼包”，充分调动了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广州还采取了新的商业模式、新的管理方式，新的政策。电动公交车是个新事物，你不能沿用老办法。
南都：您一直强调创新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游建华：创新是一切的关键。要建设智慧城市，治理者没有智慧怎么行？我非常欣赏广州的创新特质，每次来到这里都能学到新东西，都能观察到城市治理创新。
南都：在哪些方面，广州的城市治理还需要改善？
游建华：广州当然有改善的空间，比如城市积水问题、基建设计问题，就像全世界所有的城市一样。关键是要不断改善城市规划和治理的理念。比如说，最近中国北方的暴雨灾害让我非常难过，也让我思考：古罗马帝国时代以来，我们设计的城市道路就是凸面的。这是为了让积水流到道路两旁，保护道路。但在城市地面硬化的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道路的凹面设计，让积水往道路中央汇聚，从而保护人行道和地铁口？
其实，广州究竟有什么问题，不应该问我。应该问每一个生活在广州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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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暴露城市治理的深层次问题
南都：您这两年生活在欧洲，感受怎么样？
游建华：有太多不方便的地方，比如我的胃已经两年没有感受过被中国美食塞满的感觉了（笑）。疫情暴露出欧美国家没有解决他们政治体制中很多基本、根本的问题。
南都：抗疫措施的制定和落实也是对体制的考验。
游建华：是的。在很多欧美国家发生了一种现象：两周前，中央政府下达一项政策，到了地方，政策完全变样了。两周后，地方政府跟上了中央政府，但中央政府的政策又变了。到底要不要戴口罩？到底能不能出行？这暴露的是政府的协调运作问题。再比如说，不少欧洲国家坚持用人工登记开展流调。这也是源于城市治理者固有的保守。
南都：疫情是不是也能反映出城市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得好不好？
游建华：当然。疫情期间，很多人的出行范围缩小，他们这才发现自己所在的社区存在种种问题：缺乏充足的公共空间，缺乏自行车可达的生活圈。这让很多人开始反思城市规划的理念：我们的城市越来越大，通勤时间越来越长。但作为城市居民，我们更想要的是骑个单车就能买到生活必需品。
南都：您觉得新冠肺炎疫情会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产生什么影响？
游建华：毫无疑问，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出现减缓甚至倒退，尤其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加剧了，因为弱势群体受疫情的影响更大。但我想，经过疫情，经过问题的暴露与反思，城市的发展理念应该会有一些有趣的变化，比如巴黎肯定会更坚持他们“15分钟生活圈”的理念。
共同的疫情挑战也会对城市间的合作产生积极影响。广州从疫情中恢复的速度领先世界，并且向全世界分享了很多抗击疫情的经验，包括大数据的应用、分级分类防控等。
01-05、08版 一号楼工作室出品
统筹：南都记者 蒋模婷 魏凯 主笔：南都记者 蒋模婷
采写：南都记者 蒋模婷 魏凯 郑雨楠 蒋臻 夏嘉雯 实习生 刘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