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在办公室贴了很多控烟海报，希望提升学士的戒烟意愿。
↑ 我带学士去戒烟门诊。对于戒烟，他很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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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吴斌 (南都记者)
我的同事学士是办公室唯一一个“烟民”。作为一个从事健康报道的记者，我给自己制定的2020年工作计划之一是帮助他开始戒烟，为此我制定了一个宏伟的“假私济公”的计划，想要以他为主角，拍摄一部至少12集的周播“新闻网剧”，记录他戒烟道路上的点滴，同时也告诉我们的读者，戒烟的正确打开方式。
这个计划被我们命名为“南都记者帮同事戒烟”计划，又名“暴走戒烟”计划。
为什么要拿同事“开刀”？
诚实地讲，做这个项目我是有私心的：我不想成为二手烟的受害者。
我好几次上厕所时，忍受不了厕所里的烟味，去敲了坑位的门，并且强忍怨怼，用非暴力沟通的方法，表达了对烟民在厕所吸烟的抗议。而门里的那个弱弱的抱歉声居然就来自我的同事学士。
帮学士戒烟，这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是私心其一。
控制吸烟，其实包括防止吸烟和促使吸烟者戒烟两个部分。作为关注控烟的记者，我和我的同事承翰写过吸烟率、烟草税、烟草消费、室内公共场所无烟立法、烟草广告等等报道，但我们更多关注了防止吸烟的部分，对戒烟的涉足很有限。所以我想以学士为样本，跟着他去经历戒烟的真正过程，填补我在戒烟领域的报道空白。
“暴走戒烟”计划的主线是我和承翰一起带学士去朝阳医院的戒烟门诊就医，记录戒烟门诊的就诊经历、用药、随访的经过。
在项目方案中，我这样描述这个计划：
本项目以南都记者帮助同事戒烟为切入点。作为办公室里唯一吸烟的人，王学士屡被同事敦促戒烟，再加上家人的反复抱怨，构成了他戒烟的原始动力。
通过Vlog记录王学士戒烟的全过程，通过短视频综艺报道的方式，客观呈现“科学戒烟”的过程，消除公众对戒烟过程的误区，增进公众对戒烟门诊的了解和服务需求，进一步提高中国戒烟服务使用率。
我们如何实施计划？
首先，作为学士戒烟路上的主要陪伴者，我自己得去了解临床戒烟是怎么回事儿。于是，我研究了《中国临床戒烟指南(2015年版)》(下简称《指南》)，试图建立对戒烟的正确认识，避免步入戒烟误区，或对学士造成误导。
《指南》详细描述了烟草依赖的表现、诊断标准、严重程度的评估方法、成功戒烟的12个阶段、戒烟药物的选择等最基本的信息。
虽然，指南面向的主要人群是提供专业戒烟干预服务的医疗工作者，但我发现，其实《指南》写的很通俗，对于想要戒烟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份很好的“路书”，读一读指南，你大概会了解戒烟时将要经历的各种体验。
此外，《指南》也强调，“有效的专业化戒烟干预能够强化吸烟者戒烟的信心和决心，帮助其缓解戒断症状，解决戒烟过程中的问题，并将健康教育贯穿戒烟干预的全过程，从而提高戒烟的成功率”。
如果说，戒烟门诊的医生可以提供专业的干预服务，那么，将健康教育围绕干预全过程，则是我们能够完成的日常功课。
为了提高学士的戒烟成功率，我们启动了更多的戒烟支持陪伴计划。为此，我们开了一次头脑风暴会，列出了脑海中的许多点子，准备随着干预过程，一点点进行。比如：
改造我们的办公室，让办公室变得更加“戒烟-friendly”。
安排学士去做一天控烟志愿者。
联系陈静瑜医生，安排学士去陈医生的肺移植手术室，看一看吸烟者的肺。
以亲历者的身份、媒体的视角撰写一份戒烟的建议，借由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递交给有关部委。
……
办公室办起“控烟海报展”
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是改造办公室。
我找控烟组织的朋友要来了一大堆控烟海报，按照平时上班的流程，在电梯、办公室大门、办公室过道走廊、小隔间的墙壁、上厕所的坑位、洗手台取洗手液处，等等，都贴上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控烟海报。
这简直就是一场“控烟海报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个问题——目前，室内无烟的宣传提示过于陈旧，公众已经审美疲劳，达不到应有的警示效果。通过改造办公室，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学士的戒烟意愿。
为了对室内吸烟行为形成高压，我们还自费采购了2只简易的烟雾报警装置，一只装在了男厕所坑位上方，另一只装在了楼道的墙壁上。我们的设想是：一旦有人在这两个吸烟点吸烟，烟雾报警器就会发出报警声。
不过遗憾的是，专门用于防火灾的烟雾报警器在控烟上并没有什么效果，卷烟的烟雾一直没能触发警报。
烟草依赖是种病，该吃药就吃药
戒烟路上最大的误区莫过于此——戒烟要靠意志力，俗称“干戒”。据戒烟门诊的医生介绍，大概只有5%的人能干戒成功。
实际上，烟草依赖是列入世界卫生组织疾病分类的慢性疾病。是病就得治。《指南》这样说，“烟草依赖者戒烟常需依靠专业化的戒烟干预。”
提供这样服务的地方就是戒烟门诊。今年1月16日，我们带学士去了门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师褚水莲医生接待了我们。这是一次长达20-30分钟的门诊。褚医生对学士做了烟草依赖程度的量表评估。
“烟瘾和烟龄关系不大，和吸烟量有一定关系，但也不完全取决于烟量。”褚医生告诉我们，学士的评估得分是8分(满分10分)。达到7分以上就是重度烟瘾。随后，褚医生还在诊室中对学士做了呼出气一氧化碳测定。学士得分5，正常值是3以下。如果一天抽一包烟的人，这个值在10左右。
经过评估和问诊，褚医生给学士开了“酒石酸伐尼克兰片”——一种戒烟药物。这是一种尼古丁受体阻断剂。褚医生说，一方面，它可以阻止尼古丁和大脑受体的结合，相当于有一个保护罩把大脑保护起来，服药后，再抽烟，烟草里的尼古丁物质就无法作用于大脑，会让人觉得抽烟特没意思，甚至可能体会到尼古丁带来的身体不舒服的感觉，比如头晕、恶心、抽烟变味。
另一方面，这种阻断剂在形态上和尼古丁有一些相似，但不完全相同，可以少量刺激大脑，释放一些多巴胺，缓解戒烟的戒断反应。
总结来说，就是：一是让你抽烟感觉不到开心，二是让你戒烟不至于太难受。
1月16日当天，学士就凭处方在朝阳医院开了药，开始吃药。
服药后的1个月内，医生会对患者进行电话随访，并建议设定一个“戒烟日”。药物不会那么快起效，可能需要1-2周时间，这段时间也是戒烟者“心理准备和缓冲的过程”。设定戒烟日后，意味着，从这一天开始，戒烟者要完全不吸烟。
戒烟日如何设定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自己来设定的。戒烟门诊的医生会在后期的电话随访中跟戒烟者商定。学士给自己设定的戒烟日是服药两周后。他第一次开药的用药量是三周。开始服药后，他说自己就开始明显减少吸烟量。
后来发生了什么？
1月下旬，同事倩茹加班加点完成了“暴走戒烟”视频的前三集。
然而，这个计划最终被新冠病毒无情地打断了。1月20日后，我们投入到了新冠疫情的报道中，“暴走戒烟”只能让位。
2月上旬，我去了武汉采访，在武汉待了70天。“暴走戒烟”只能搁浅。
4月下旬，我突然想起这个计划，在微信上问学士戒烟是否成功。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如果他没坚持住，发生了复吸，也不必求全责备，毕竟这也是戒烟路上可能面对的一种情况。
《指南》中提到，“复吸多发生在戒烟后较短的时间内，新近戒烟者面临较高的复吸风险，但戒烟数月后甚至数年后仍可发生复吸……此外，应告知戒烟者如有复吸发生，应尽早报告医生以获得及时干预，不要‘羞于’报告。”
没想到的是，学士告诉我们，他已经3个月没有吸烟了。到这篇文章发表时，他已经5个月没有吸烟了。
我们的“暴走戒烟”只是刚刚开始，但他的戒烟路已经顺利启程。
根据《指南》，戒烟分为12个阶段，学士现在已经达到第10阶段。而我们也将继续在他的戒烟路上给予支持、关怀和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