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笔记
南都语闻“回乡笔记”征文自年前启动以来，已收到投稿一千余篇，我们将择优陆续刊发。下面这篇写了湖北一个小山村红白喜事。彼时，元旦刚过，疫情尚未暴发。小山村里仍是满满的烟火气，杀猪、送礼、做客……作者写了延续已久的传统风俗，也写出了时代发展下，自己对红白喜事的思考。
一
2020年1月2日腊八节，天刚蒙蒙亮，我便早早起床，从湖北武汉省城搭车回通山乡下老家。
一下车，我便远远望见袅袅升起的炊烟。
母亲见我带着妻儿回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她兴奋地说：“这回全家人总算团聚了，正好碰到杀年猪，可以帮个手。”
记忆里，不知有多少年没有杀年猪了，以前乡村人家不是因为困难吃不起猪肉，就是全家人聚少离多，加之猪肉不值钱，于是许多乡亲都索性不养猪了。只是今年，肉猪显得格外金贵，肉价一个劲地往上涨，许多乡亲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过去一个月也吃不了一次肉的艰苦岁月。
添柴烧水，提桶抬凳，在众人的合力下，不一会儿白花花的猪肉呈现在板凳上。猪肉价格，体现了城乡物价水平的高低涨落。母亲算了一笔账，现在镇上卖28元一斤，自己养的土猪全是吃素食青草长大的，30元一斤属大行情。“你看一只猪净重一百多斤，价值4000余元，除去猪崽本2000余元，得去掉半边的精肉，我答应卖给你立新叔脱本了。一边只剩下没人要的猪头了，还有屠宰的工钱二百多元，这也得赔上另一边十来斤的好肉，这样就没落下多少过年的肉了。好在没有买饲料喂养，不然算来还得亏本呢。”
第二天，洪叔的孙子做周岁请客，这样的喜事在乡村每逢年底年初几乎天天都有，送礼做客成了春头年尾最忙的一件事儿。洪叔提议，如今条件好了，以前族上亲房统一随礼是100元，现在得200元才比较适当，少了拿不出手，否则一桌席的饭钱都不够。
原以为教师出身的洪叔有些矫情，当我作为他记礼的“账房先生”时，才感觉到他所言极是。由于乡村人平日大多不在家，请客时便干脆叫了城里的乡村流动酒席，什么都不用自己操劳，一桌上等的近千元，一般的五六百元，还不包括烟酒，这样初步算下来没个千把八百的一桌根本办不下来。洪叔的宴请共有七桌客人，收到礼金共计18800元，请流动酒席每桌花去600元，烟酒每桌差不多200元，加上鞭炮、糖果什么零碎也得每桌百元左右，除去这些余下的便是自己应得的纯利了。
在乡村，往往人情大过天，你来我往，有些送礼还相互攀比，这样亲威多的人家一年光这块支出至少也得二三万元。
印象中，儿时送礼送的是布匹和米面，后来送的是相当个把工的劳力钱也就十来块的样子，再以后随着收入、消费和物价水平的提高，送礼现金也随之水涨船高，甚至上万的礼金不再是稀奇事了。
二
几天后的凌晨，突然接到立新叔打来的电话，说他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叔祖父去世了，让我马上过去帮忙。想起自己的父亲早就不在人世了，叔祖父曾像父亲一般关心我，当时心头一热，立刻从温暖的被褥里爬起来。
叔祖父是乡镇林业部门退休老干部，八十来岁了，七年前因高血压摔倒成了中风，造成肢体部分偏瘫无法正常活动。以前都是由叔祖母照顾日常起居，这两年因为她自己身体每况愈下，几个子女一商量，合伙出资将叔祖父送进县城老人公寓，直到最近半年病情加重才接回家。如今人已作古，如何办好身后事自然是头等大事了。
火化还是土葬，家里亲人们形成了两大阵营，各有各理，一时争执不下。叔祖母和女儿希望按农村风俗土葬，这样才能告慰亡者在天之灵；立新叔选择火化，原因很明显，这事关埋葬费和抚恤金。最后，双方达成一致，还是同意土葬，一方面入乡随俗免得有人说闲话，另一方面也只损失了数千元的埋葬费，毕竟抚恤金这块大头并没有丝毫影响。
为尽可能减少费用，还没来得及择个好日子，立新叔就急急地请拢蛟滩老二组的每家每户当家人，商量着接下来如何办好丧事。入殓封棺，请和尚念经做法事，殡葬入土为安，进出三天，做事加奔丧的共四十桌流水席，这已是最简单不过的了。
人生除了生死其余都是小事，在农村死人被称作“当大事”。按照当地习俗，众人吃过商议饭，主人家就不管事了，其它的全交由丧事理事会来安排。丧事理事会是由丧事主人家所在原先村组的村民人员组成，设有三个总裁，一个负责文书，一个管内伙食，另一个管外接待，分工明细，有做厨的，有铺桌的，有打菜的，有写袝的，有放鞭炮的，还有抬棺的，然后将老二组能够做事的人员梳理一遍，尽量做到各尽其才，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凡被安排到的人不可推诿，没有人在家就得花钱请人。
我本是至亲长孙，按理守灵是本分，但理事会还是安排我抬棺。抬棺又叫抬殇，本是丧事中最费力最危险的活儿，只有青壮劳力才能胜任，遇到路不好走的坟山，按规矩就是闪了腰或棺翻人亡都得自认倒霉，主人家是一概不负责的。
出殡那天，在十二个抬棺人当中，除了还算年轻的我之外，其他的都是五六十岁的人了。如今乡村几乎所有年轻人都外出务工了，留守在家的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听叔伯们议论，像我们村组还算是好的，有些地方才是真正的“空心村”“无人组”，每逢遇到老人去世办丧事，都得花上大价钱请外面的人来张罗帮忙。
上山埋葬的头天晚上，我与负责伙食买菜的叔祖父女婿坐在火炉旁算了一笔账，光采购伙食菜肴一项，已花去了七千多元，加上烟酒四千多元，请和尚做法事三千元，鞭炮二千多元，零碎花销三千多元，这样就差不多花费近二万元，还不包括自家制作棺材的费用，以及众多亲友的人情支出和乡亲们的鞭炮烧纸钱。
“你看，在乡下办丧事即使不讲排场也得花费不少钱，按农村习俗全村组的人都可以前来吃喝，如今不比以前那样生活水平了，一桌席也得大几百吧，光做事分出去的烟就有好几大箱，还把大家累得够呛。现在都是新时代了，什么时候可以办得简易些呢？”叔祖父的女儿一边忙活着，一边发着牢骚。在旁边的叔祖母闻言，说她不懂事，示意她赶紧闭嘴，担心前来参与做事的人听到不高兴而气跑不干了。
那天，望着山后一座座耸立而起的坟墓，大小不一，各式各样，不禁感慨，乡村虽然没有城市那样的天价墓地，但“死人与活人争地”的困局依旧存在。平日，常有人感叹有些城市墓穴昂贵，加之居高不下的各种丧葬费，已经快让人“死不起”了。其实，在广大农村同样存在着排场攀比和铺张浪费的普遍现象，一场看似简单的“身后事”，动不动就是花费数万元，令人不堪重负，但不得不如此跟风，否则在众人眼中就成了伤风败俗的异类。
婚丧红白喜事本一家，融入了乡村根深蒂固的民风习俗和历史文化，如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又适应新时代发展的需要，这无疑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和长期摸索的社会课题。
□文/廖辉军(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