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图:潘欣(即梦AI生成)
刑事诉讼法迎来第四次修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制度适用范围或将大幅限缩。
11月6日，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初次审议后，在中国人大网公开征求意见。根据修正草案，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空间被限缩在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两类，其他犯罪中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草案说明称，上述修改将回归监视居住作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的定位。
有学者表示，限制“指居”适用范围是刑事诉讼法这次修改最大的进步和亮点，按照这一修改，“指居”将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普通犯罪不能适用。
但也有学者表示，按照现行刑诉法，“指居”不仅可折抵刑期，且在实践中，犯罪嫌疑人一旦被“指居”，其人身自由受到的限制无异于羁押措施。而此次修法，尚未触及指居症结即“羁押化”，一般案件取消“指居”后，保留的两类犯罪的羁押化问题依旧待解。
核心修改:
普通犯罪拟不再适用“指居”
南都记者了解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自2012年写入刑事诉讼法以来，立法初衷是将其作为一种非羁押措施，在逮捕与取保候审之间提供一种中间强度的强制措施，以降低审前羁押的适用率。按照刑诉法，“指居”适用于无固定住处的被追诉人及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特殊情形。但从该制度运行十余年的实践来看，已显现出诸多问题，在一些案例中所起到的作用被质疑与立法初衷背离。
此次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也谈到:实践中暴露出一些严重妨害司法公正的问题，如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等，需要坚持问题导向，堵塞制度漏洞，加强监督制约。
公开征求意见的修正草案中，对“指居”适用范围大幅限缩，删去“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适用情形，只保留“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草案说明称，上述修改将回归监视居住作为减少羁押的替代措施的定位，对于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再由公安机关指定一个处所进行监视居住，而是依法采取其他强制措施。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认为，限制“指居”适用范围是此次刑诉法修改最大的进步和亮点，按照这一修改，“指居”将仅适用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普通犯罪不能适用，即“适用范围很窄了”。
案例直击:
暴钦瑞案与“指居新规”
公开报道显示，比如在河北暴钦瑞案中，33岁的暴钦瑞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新乐市公安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在一家宾馆被“指居”期间遭受长时间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刑讯逼供，最终因肺动脉血栓栓塞死亡。与其一同被“指居”的10人中，9人遭受不同程度的刑讯逼供。2025年9月，保定市莲池区法院、望都县法院分别作出判决，11名涉案警务人员涉故意伤害罪、刑讯逼供罪被判刑。
据了解，2025年6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安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规范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适用和监督的规定》(即“指居新规”)，大幅提升了“指居”措施的启动门槛。针对实践中最为常见的对“无固定住处”的任意解释导致的滥用，新规明确“固定住处”为“犯罪嫌疑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市、县内生活的合法住处，包括其本人或者共同居住的近亲属自有或者租赁的合法住处”。
陈永生认为，按照“指居新规”，固定住处范围放得很宽，原本因无固定住处被“指居”的犯罪嫌疑人，可回归至住处执行监视居住。“比如可以是自己有产权的住所，也可以是租住的住所，还可以是和他同居的近亲属所有的或租住的场所。”在他看来，大部分此前因无固定住处而适用“指居”的情形，都可以通过上述方式来解决。
对普通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取消“指居”后，应适用何种刑事强制措施?
陈永生表示，普通犯罪中，如达到逮捕条件的可以逮捕，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可以取保候审，如果符合一般监视居住(在住所执行的监视居住)的适用条件，可以适用一般监视居住。监视居住作为一项强制措施依然存在。
制度症结:
“指居”羁押化、办案机关与执行机关不分离仍待解
限制缩小“指居”适用范围，并不意味着废除，“指居”制度仍面临待解问题。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直言，“指居”的关键问题和症结在于，一项非羁押措施在实践中被运作成了羁押措施。“监视居住是非羁押措施，而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非羁押措施的一种执行方法，当然也就具有非羁押性质。但制度实施以来，产生了在‘指居’场所办案、获取口供、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现象，‘指居’也由此被运作成羁押措施。”
2012年刑诉法修改时，曾增加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折抵刑期的规定，即被判处拘役、有期徒刑的，监视居住二日折抵刑期一日，这一规定延续至现行刑诉法。在张建伟看来，这意味着立法机关默认“指居”这种非羁押措施的羁押化:正因“指居”在实际效果上接近于羁押、完全剥夺人身自由，才需要以折抵刑期的方式予以“补偿”，如果指居仅是一种限制自由而非剥夺自由的措施，就不会产生折抵刑期的必要。
按照修正草案一审稿的修改方案，仅限缩了“指居”的适用范围，明确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和恐怖活动犯罪仍可适用“指居”，并未对上述折抵刑期的规定作出修改。张建伟认为，这并未解决“指居”去羁押化的问题。“保留的两类犯罪的羁押化没有去除，还是用羁押手段来对付这两类犯罪，因此此次修改绕过了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症结问题，做了外围的解决。”
在张建伟看来，应以此次修法为契机，让“指居”回归非羁押属性，完整保留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是完全可能的，也有其必要性。具体而言，在给被监视居住人指定居所后，就不应派人24小时看管，而应使其在居所居住，并允许其外出走动、购物甚至工作，办案机关可以通过监控设备掌握其行踪，使其保有一定自由。而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因特殊原因不能羁押的，可以对指定居所居住作出更严格的限制。
他进一步表示，从刑事强制措施体系完善来看，保留一般案件“指居”并将其去羁押化，能够减少羁押，也更有利于实现监视居住的目的，避免部分案件转向逮捕。
另一方面，刑诉法学界普遍共识是，“指居”之所以被滥用，也源于办案机关与执行机关不分离，导致办案机关自行看管、讯问嫌疑人，“指居”中缺乏监督的办案环境更易滋生刑讯逼供。
“未来‘指居’制度改革中，办案机关与执行机关必须分离。”陈永生认为，根据“指居新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实行办案与执行相分离，公安机关决定适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应当指定办案部门和监督部门之外的其他部门负责执行。他呼吁，应让这一规定得到切实落地，否则“指居”导致的变相刑讯逼供问题仍无法解决。
延伸焦点
刑诉法四修:学者呼吁法援增加强制性，明确写入无罪推定原则
在辩护权保障上，草案将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同时明确:审判阶段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有学者表示，“可以”二字使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推进停留在任意性层面，与强制性辩护保障之间仍有距离。
此外，草案在总则新增“禁止有罪推定”表述，与学界期待的“无罪推定”原则入法仍有差距。
刑事辩护全覆盖拟扩大范围
学者呼吁“可以”变“应当”增强强制力
完善辩护制度是强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的关键环节，本轮刑诉法修改中，如何“推进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成为学者、律师等各方关注的核心议题。
南都记者了解到，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自2017年启动以来，经历了“审判阶段试点”、“扩大至全国”和“向审查起诉阶段延伸”三个阶段。
相较于现行刑诉法，草案在辩护权保障上新增两款:一是在审查起诉阶段，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没有委托辩护人、人民检察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二是审判阶段，明确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被告人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法律援助机构指派律师。
这也意味着，与现行法相比，审查起诉以及审判阶段法律援助的范围扩大，改革方向值得肯定。但草案中“可以”通知的表述，也引发了学界对法律援助强制力不足的担忧。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对此表示，“可以”意味着通知与不通知由办案机关自行决定，不通知也不违法，司法活动照样有效，这属于任意辩护。而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取得实质性进步，就需要把“可以”改为“应当”，即符合条件就必须指定法援律师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辩护，即实行强制辩护。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同样谈到，“可以”二字使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推进停留在任意性层面，与“全覆盖”所要求的强制性辩护保障之间仍有距离。
“即便改为‘应当’，也不会对法律援助资源造成太大压力。”陈永生表示，实践中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只占百分之二三十，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告人本来就委托了律师，经济上需要国家提供法律援助的比例并不大。而审查起诉阶段，可能判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占比更低，大概只有13%，因此完全有条件实行强制性的法律援助辩护保障。
近年来，学界和实务界也不断呼吁，刑事案件律师辩护全覆盖进一步向侦查阶段延伸，让辩护权在刑事诉讼更早阶段落地，让涉案当事人合法权利得到更好的保障。
中国政法大学一级教授樊崇义曾对此表示，当前刑事辩护制度发展中，侦查阶段辩护权不足是一项短板。律师没有完整的阅卷权，同步录音录像查阅受限，调查取证权虚化，会见存在壁垒。他由此建议，本次刑诉法修法应强化全流程辩护职业权利，最理想的是增设侦查讯问律师在场权，同时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制度。
新增“禁止有罪推定”表述
是否等同于无罪推定?
草案对现行刑诉法第十二条作出补充，在“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之后增加“禁止有罪推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的说明中对此解释，草案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规定，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二十届三中全会关于健全落实罪刑法定、疑罪从无、非法证据排除等原则制度和加强人权执法司法保障的精神，进一步明确“禁止有罪推定”。
有观点认为，草案中增加“禁止有罪推定”的表述，是一种进步，是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强调与推进，也为追究违反者的责任提供了更明确的规范依据。但亦有多位学者向南都记者谈到，“禁止有罪推定”的表述，并不完全等同于认同无罪推定。
张建伟表示，我国从来没有肯定过“有罪推定”，问题是，也没有反过来认同无罪推定。长期以来经典的表述是:“我们既不搞无罪推定，也不搞有罪推定，我们实行的是实事求是”。这说明:禁止有罪推定，无法自然得出实行无罪推定的结论。
张建伟认为，“禁止有罪推定”是一项禁止性表述，要求办案机关不能在法院以生效判决确定被告人有罪之前，把他当作罪犯。但这一表述没有正面回答更根本的问题:在法院生效判决之前，被追诉人在法律上应当处于何种地位，是不是应当假定他无罪。
“无罪推定原则回答的是被追诉人法律地位的问题，即一个人在被依法判决确定有罪之前，应当被假定为无罪，其诉讼权利、证明责任分配、羁押必要性判断都由此展开。”他由此建议，将刑诉法第十二条修改为“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确定，对任何人都应当假定为无罪”。
法学家陈光中撰写的刊于《中国应用法学》2026年第5期的《再论无罪推定原则》一文中表示，我国《刑事诉讼法》尚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相关表述与国际通行的文本存在差距，“疑罪从轻”等有罪推定的制度痕迹依然存在。陈光中呼吁，为了履行国际义务、遏制有罪推定，《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建议确立无罪推定原则，并完善疑罪从无原则，从而铲除“疑罪从轻”的制度土壤，实现从理念到规范的变革。
步入“轻罪”时代
学者呼吁刑诉法修改确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2024年7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2025年11月，最高法咨询委员会已公开发布《建立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调研报告》，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展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试点。
对此次刑诉法修改，陈永生也就此呼吁，应将“轻微犯罪记录封存”写入刑诉法。陈永生透露，“轻微犯罪记录封存”曾一度被写入刑诉法修正草案某书面稿，但从此次公开征求意见的一审稿草案来看，有关这一制度的表述暂未被纳入。
南都记者了解到，根据“两高”报告最近10多年来公布的数据，我国每年刑事犯罪总数为120万人左右，其中，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轻微罪罪犯占85%。目前累积的轻微罪罪犯，总数至少在1000万人以上。
此外，现实中的大量实例已经表明，轻微犯罪的犯罪记录如果不及时封存，已经刑满释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正常的求职、求学、生活会因此受阻，进而导致他们改过自新后复归社会变得困难。
陈永生认为，完善附随后果制度涉及从中央到地方、从法律到规章的庞杂体系，相比之下，犯罪记录封存是相对容易实现的切入点。
在封存范围上，陈永生认为，可以从微罪为起点建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将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记录纳入封存，同时配套设置例外，可考虑将部分会带来不利后果的犯罪排除在外。
采写:南都记者 刘嫚 发自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