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韶关仁化县的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内，一座名为“天下人”的雕塑定格了一个十六七岁小红军弥留之际的场景。
李兴勇创作的“八号”小战士动画IP。 视频截图
李兴勇向深圳龙华中心小学的学生介绍他基于“八号”IP设计的桌游游戏。
红领巾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红的？许多人知道它来自红旗的一角，却未必知道更早的来处。90多年前，安源儿童团(中国共产党在1922年建立的第一个少年儿童革命组织)的孩子们把一位牺牲烈士的血衣撕成布条，系在脖子上。
那不是绸缎，不是崭新的三角巾，是从一个刚刚倒下的人身上扯下来的布。他们系上它，不是为了让谁看见，是为了记住：有人替他们先走了一步。
那条从血衣上撕下来的布条，后来被叫作红旗的一角。从安源出发，系过湘江边少年的脖颈，系过草地上昏迷时被人解下来包扎伤口的肩膀，也系过粤北一个十六七岁小红军染血的衣领。
90年后，深圳龙华中心小学的走廊里，几个系着红领巾的孩子跑着追上一个穿深色T恤的叔叔，忽然刹住脚，怯生生地仰头：“哇，你就是设计‘八号’小战士的李叔叔？”李兴勇开心地打招呼。
旁边有人打趣：“你在学校成小明星了。”李兴勇笑了笑，从手机里翻出一张照片给孩子们看——一个脸上带着红色印记的小战士，站在硝烟和万家灯火之间。那抹红，被这个来自遵义的年轻人称作“五角星的一角”。
而在上个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的粤北战场上，另一群和这些孩子差不多年纪的少年，脖子上系的，或许正是从血衣上撕下的布条。红领巾的起点，从来就不是一块平整的绸缎。
茶树山下 一位无名小红军的回答：“我是天下人”
那条从血衣上撕下来的布条，在粤北的山里断过一次——断在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少年身上。
从仁化县城往城口镇走，山路渐窄。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园门口，一尊铁铸雕塑立在那里：一个十六七岁模样的少年，被乡亲揽在怀中，奋力举起一只手。雕塑的名字叫《天下人》。
1934年11月上旬，红二十六团一部奉命在铜鼓岭展开阻击战。国民党军队居高临下，装备精良，红军战士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刺刀弯了就用枪托，枪托砸毁了就用拳头。两天一夜，140多名指战员牺牲。
高联村八旦丘组张聪生的先辈曾目睹了这场战争。“这个战斗离我们村很近，大概一公里，老人们在家都能听到炮火声咚咚咚地响，打得很激烈。”
战斗结束后，先头部队早早离开，高联村八旦丘组的村民前来处理现场，在战场上发现了两名还有气息的小红军，大概十六七岁的样子。乡亲们把他们背回村里，找草药、喂米汤。其中一个伤得太重，没能救过来。弥留之际，乡亲问他：你是哪里人？他说，天下人。
张聪生坐在村口讲这个故事时，声音很平。他是听父亲讲的，父亲是听祖父讲的，一代一代，传了90多年。“我们一直这样记着，没有忘记。”他说，小时候第一次听到“天下人”三个字，也不懂，“后来慢慢才晓得，他就是不讲自己是哪里人，做天下事”。
“当时他们满身是血，脚上穿着草鞋，枪都不漂亮的。”村里的老人们回忆起救人的时刻，代代相传，一幕幕依然清晰可见。“小孩听见这个故事都很怕，觉得自己没有这个胆量。”张聪生说。
村里还流传着另一个细节，更让人不忍去想：打扫战场的老辈人看到，七八个小红军战士手牵着手，堵在机枪口前面，尸体被发现时，孩子们的手还牵着。
张聪生的父亲当过村支书，当年曾向上面提过要求，希望把烈士纪念设施建到离村子近一些的地方。如今烈士陵园就在国道旁边，他有时会过去走走。
问他为什么这些年一遍遍把故事讲给来采访的人听，他想了一会儿，说：“人家那么小，就来这里参加革命，把生命丢在了这里。我们现在做的事，就为了给后代多积点福。”
那条断在山里的布条，没有真的断。仁化县城城口镇红色宣讲员马姗珊每天站在雕塑前，把“天下人”的故事讲给一拨又一拨人听。有一次她讲到“十七八岁的时候，我们还坐在课堂上，而他们已经上了战场”，语速慢了半拍。
这句话她讲过很多遍，但每一次讲，都像说给自己听。她说，年轻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不一定要穿草鞋、过草地，但要“不躺平、不浮躁”，把红色基因放进日常，“在奋斗中扛着，在奉献中接力”。她站在这里讲解，就是她的那一步。
在铜鼓岭烈士陵园拍摄那天，记者遇到一个从南京骑摩托车过来的年轻人。他把车停在路边，摘了头盔，在纪念碑前的台阶上坐了一会儿，没有说话，起身走了。问他，他说，每次到这种地方，都会停一停、坐一坐，“因为敬畏”。
纪念园里摆着不少花圈，有的缎带已经被山风吹得发白。来瞻仰的人三三两两地走，有人在碑前站定，有人低声念着墓碑上的字。那些墓碑上刻的地名——茶树山下、畔田窝、曹洞垇、石圳坑，都是当年乡亲们就地掩埋他们的地方。
2022年春天，当地把散葬各处的32处零散烈士墓、103位红军烈士遗骸，迁进了纪念园。如今，他们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被人找到的地方。
出租屋内 一个无名者的影子，被做成“八号”IP
从茶树山下那块终于立起来的碑，到深圳一间堆满建模文件的出租屋，把这两头连起来的，是红旗的一角。
角的这头，是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少年。他牺牲前只说了“天下人”三个字，没有留下籍贯，没有留下部队番号，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姓什么。正因为无名，他才不只属于某一个村、某一个县——他成了那一代无数无名红军战士的影子。
李兴勇第一次认真想“小红军长什么样”，是在遵义的红军山上。小时候父母带他去，纪念碑前站定，肃然起敬，说不出为什么，就是安静下来了。
那个感觉留在身体里，很多年没有散。后来他离开遵义，到深圳做美陈设计，日子过得下去，但那个红色的底蕴一直保持着。
2021年，他创作了“八号”IP。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烈士，是一群无名者的缩影。设计的时候他反复斟酌脸上那抹红：不能直白地画一颗五角星，太硬；最后取了五角星的一个角，做成腮红的形，柔和下来，但角尖始终是红的。
他也没有想到，几年后网友会替他把这层意思说出来——那是红旗的一角。“八号”帽子上的护耳一左一右，呼应着“八”字，也致敬八一精神。可最核心的符号，还是那一点红。
李兴勇说，五角星是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敬仰，但他不能把它直白地贴在脸上，“你还需要艺术的表达，让观众知道设计背后的寓意”。
2026年9月，他用AI辅助做了一条几分钟的短片。没有台词，“八号”小战士从战火里走出来，抬头看见高楼和灯火，一只大手把他轻轻托到今天，系列视频全网播放量过亿，李兴勇因这个小短片一炮而红。
李兴勇说，那只手是“无数普通人的心愿”，想给那个年代的孩子送一口吃的、一件暖的，也是“如今强大的祖国”。短片里，小战士最后是落泪还是不落泪，是敬礼还是看见盛世繁华的欣慰，他反复抽卡、反复调。“你要自己先感动，先了解怎么样达到情绪的表达。”
30秒的画面，背后可能是无数个15秒的废稿。他做这件事，做了5年。2021年IP出来，2022年开始发“八号”相关的内容，收到了老师和家长的认可，但当时的作品也是公益的分享。他压缩自己的生活成本，遇到生活的困难，继续做：“想过放弃，但是第二天起来，想起当初的誓言，不能忘”。
他把“八号”带进学校，也把桌游带进学校。2024年，他动手做了这套桌游。桌游总共四个角色：炊事员、卫生员、指挥员、爆破手。用红旗行军，就像心中坚定的信念，走关卡，遇到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资源不够了，就要朗读一段历史才能“解锁”。
“八号”代表红色精神，动画、桌游只是不同的载体，“大家喜欢“八号”以后，才会去了解背后的红色故事”。这套桌游他做了整整一年，从游戏机制到美术，一遍遍打磨迭代。
2025年9月，他带着它去湖南的学校和纪念馆，进校园做思政教育。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和以往单向的讲授不一样。李兴勇说，以这种沉静的红色互动，以IP为载体的思政课堂，“大家喜欢“八号”以后，才会去了解背后的红色故事”。
小学校园 玩桌游关卡锁住时，孩子们把历史念出声
“八号”从屏幕里走出来，走进教室，下一个接住它的人，是深圳龙华中心小学的校长李晓桃。李晓桃第一次看到“八号”小战士的短片，是在一个很普通的下午。
屏幕里，那个小战士从战火里抬起头，看见今天的高楼、灯火、车流，一只大手轻轻把他托起来。她说着说着，声音忽然停住了，眼眶湿润了。她说，那一刻她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也是学校里那些每天从她面前跑过去的孩子——他们和那个小战士，其实差不多大。
停了几秒马上反应过来，她就把这个视频发在了学校群里。
学校这些年一直在推“立真教育”——让学习不只发生在课本上，而是让身体、感官、场景一起参与进来。在她看来，“八号”短片和桌游正好提供了一个具身的入口：孩子不是被告诉长征有多苦，而是看见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少年，从战火里走出来，抬头看见今天。这也和学校一直强调的具象化教学相合。
后来她才知道，设计“八号”的李兴勇就在深圳龙华，离学校这么近，心里一阵惊喜。
她把李兴勇请进学校，不只是放视频，还让他把桌游带进教室。她说，红色教育不能只挂在墙上，要让孩子摸得到、玩得进去。——用教育学的说法，就是让红色叙事从“离身”的听讲，变成“具身”的体验，从单向传递变成沉浸式、互动式的学习。
她找到李兴勇，请他签名，说女儿也很喜欢“八号”。这个场面有一种朴素的动人。她不只是替女儿要一个签名，而是想将这种正能量传递给孩子。
在李兴勇那里，“八号”不能只活在屏幕里。动画是单向的，孩子看完感动一阵，可能就过去了；他想做一套桌游，把长征路上的重要节点变成关卡，让孩子在掷骰子、资源不够的时候，不得不停下来读一段历史。
桌游把历史藏在关卡后面。孩子掷骰子时笑闹，资源包甩完差点重开一局，教室乱成一团；可一旦关卡锁住，教室会忽然安静，有人把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念出声。那种安静比任何说教都更有说服力。
深圳龙华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韩弘毅说：“游戏很好玩，虽然有难度，但也让我们体会到了过去红军的艰辛，每走几步就有一个被锁住的关卡，没过关就要把上面的历史念一遍，这样才记得深刻。”
他们不是在背答案，而是在遇到关卡的时候，要停下来，看一眼90年前的人走过的路。
深圳龙华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邹铠雯说：“只要团队协作，就没有什么关卡是过不去的，当时红军肯定也是这样的。”
问起他们想给小红军送什么时，一个女孩说想给他们送西餐和海鲜面。另一个孩子有感而发，现在的繁华幸福是“他们用鲜血身躯铸成的”，“我们不应该躺平摆烂”。
他们未必说得清“长征”两个字的全部重量，但他们已经在桌游的关卡前、在动画的短片里，把那条长征的路线接住了。
上周，李兴勇回到遵义，参加遵义市汇川区第一小学的见面会。此前，那所学校的孩子给他寄过一封信。他说，信里有一句话让他破防：想带“八号”吃一碗家乡的羊肉粉，来到学校的校园操场。
他读着读着，眼泪就下来了。在红军山上埋下的那颗种子，隔了这么多年，被一群孩子用一封信浇灌得破土而出，在胸膛里迎风疯长。
你的长征路，走到哪一步了？李兴勇说，得到大家认可之后，新的长征路才刚开始。茶树山下的那个少年停在了十六七岁，张聪生还在传，马姗姗还在讲，李兴勇说才刚起步，孩子们即将毕业、摘下红领巾。答案没有固定版本，问题本身就是召唤。
统筹：柯晓明
采写：南都记者 王熠
摄影：南都记者 陈灿荣
（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