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5日，民众在日本广岛和平纪念公园参加集会。 新华社发
5月2日，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 新华社发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向议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投降。15日，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此后，和平“坐标”如锤钉钉被记入历史长卷。1946年5月3日，针对二战日本甲级战犯的东京审判开庭；1947年5月3日，日本“和平宪法”施行。
《波茨坦公告》之问悍然回响至今:“时机业已到来，日本必须决定一途:其将继续受其一意孤行计算错误而将日本帝国陷于完全毁灭之境之军人统制?抑或走向理智之路?”然而，高市早苗政府上台后，日本“再军事化”轨迹愈加清晰显现，扩军备武动向叠加防卫预算创新高等财政失衡风险，引发各界担忧。
长期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刻意渲染“核爆受害者”身份，却不提及日本二战期间对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犯下滔天罪行这一特定背景，妄图洗脱历史罪责。2026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南都记者远赴德国、塞尔维亚，以及中国南京、沈阳、抚顺、上海、北京、广州等地，推出大型跨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
自7月底以来，高市政府的一系列扩军备武动向，如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高调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等，释放出“再军事化”危险信号。8月上旬，日本法学馆宪法研究所所长伊藤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日本政治法律学会理事长白鸟浩接受南都记者专访，点赞南都跨国策划，并透析“和平宪法”遭到撼动、“和平国家”定位招致打击的风险现状。“回看东京审判，真正的意义在于日本民众要去了解发生了什么，并承担起不再重蹈覆辙的责任。”
扩军
高市政府危险动向已背离“和平宪法”
南都:以“国家情报局”为例，其设立于7月31日，这个特殊日期是否刻意为之?你如何看待所谓“‘特高课’复苏”在日本国民内部引发的质疑?
白鸟浩:为何偏偏选择7月31日——这一与中国语境中象征日本战争罪行的“731部队”数字重合的日期——宣布此事?不得不说，高市对此太过疏忽。若无传递“回归战前”暗示的意图，本应主动避免引发误解。日本社会亦从中国习得“瓜田李下”之谚并广泛使用，理当避开此敏感日期。这种外交审慎，正是当前日本亟须培养的素养，此次安排实在轻率。
我完全赞同民众对国家情报局可能造成隐私侵犯、社会自由受损的担忧；若未来国家情报会议所推进的“间谍防止法”颁布，现代版“特高警察”的风险或将切实显现。高市所倡“强化情报功能”，若致在日居民权利受侵犯，其权利救济机制尚不明确——这是众多法律界人士的共同忧虑。对日本国民的潜在危害更是不言而喻。
伊藤真:回到国家情报局的设立本身。战前《军机保护法》和《治安维持法》已超越对外国间谍的管制，沦为思想统制和言论镇压的工具，其废除是驻日盟军总司令部民主化政策的重要一环。正因如此，战后宪法除第九条(和平主义)，还规定了第十三条(隐私权)、第十九条(思想自由)、第二十一条(表达自由)，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对于此次创设的国家情报局，若不建立独立监察机构、议会常设委员会、司法审查、公益举报保护等多层级的权力监督体系，战前历史教训便无法充分汲取。立川反战传单事件等已表明，公安警察与政治权力结合时存在法律恶用风险；社交平台上“间谍认定”式诽谤、新闻报道的自我审查效应等，亦应成为国民关注的焦点。
南都:你对高市政府当前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以及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等做法有何评价?它与高市上台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扩军政策是一脉相承的“再军事化”手段吗?
白鸟浩:新版《防卫白皮书》明显强调敌视特定国家的姿态，可能引发国际社会担忧。在此背景下，强化防卫力量并对外输出“防卫装备”，显然已与日本“和平国家”传统定位相悖。
《防卫白皮书》强烈反映了执政当局的特点和意图——高市政府有意通过修订“安保三文件”进一步强化防卫力量。值得关注的是“无核三原则”能否得到坚持。中方对此的分析是正确的，日本继续增强防卫力量，可能会引发周边国家不安情绪，导致军备扩张，有在邻国间掀起军备竞赛的风险。与其强化军备，通过“对话”与“协调”追求“友好”的外交方略，才是“和平国家”应有的姿态。
伊藤真: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新型作战方式”与“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作为重点。与其将这些举措简单归结为“再军事化”，更准确的理解是:它们是2014年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2022年“安保三文件”允许保有反击能力及防卫费倍增这一路线的结构性延伸。
7月31日设立的国家情报局，是在军事、外交、情报、经济各领域统合的国家安全保障体制重组。结合《防卫白皮书》，可以说战后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正在迎来重要转折。
最值得关注的是，以无人机的大规模部署和人工智能(AI)加速决策为核心的“新型作战方式”，《防卫白皮书》为此专设独立章节。这些技术与运用大部分以日美共同开发与相互兼容为前提，防卫领域的AI化实质上潜藏着进一步深化对美军系统整合与依附的风险。研判“安保三文件”修订走向时，与其关注“日本将获得何种能力”，不如关注“由谁决策、与谁协同运用”这一日美一体化的架构，这一点至关重要。
南都:当前动向是否已证实，日本已经背离“和平宪法”的发展路线?这将向亚洲周边国家释放怎样的信号?
白鸟浩:日本已站在“和平宪法”所规定的最后底线之上，亟待悬崖勒马。若“无核三原则”被放弃，将是对“和平宪法”的重大偏离。许多日本民众不希望日本成为“五眼联盟”一员，也不希望成为敌视特定国家政策的附庸。在亚洲邻国之中，此举将招致“日本正走在军国主义复活道路上”的批评。
伊藤真:日本通过设立日美统合作战司令部等，在军事层面加深了对美整合，国家情报局创设、与“五眼联盟”合作强化等，可说是这一趋势在情报领域的延伸。这与宪法序言所宣示的“信赖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保障国民“免受恐怖与匮乏、在和平中生存的权利”的方向背道而驰。
遗憾的是，不得不承认，“和平宪法”当前实质上已被架空。这对亚洲邻国而言，非但不能提供安心保障，反成加剧威胁认知的信号。因此，基于坚持宪法和平主义理念的立场，继续对这一趋势提出异议是必不可少的。
回望
东京审判的“阴影面”不容忽视
南都:2026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在当前背景下，重看东京审判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白鸟浩:鲜为人知的是，东京审判开庭日在1946年的5月3日，而对日本民众而言，5月3日也是1947年“和平宪法”施行的日子。这使得该日期具有了双重意义:对“过去”是“对战争牺牲进行反省”的东京审判之日，对“未来”是“宣誓为维护和平而持续努力”的和平宪法之日。
伊藤真:东京审判是一场极具意义的重大审判，它首次将日本侵华行为明确界定为“战争”乃至“侵略”。
当时的日本政府长期将日中全面武力冲突称为“支那事变”，刻意回避正式战争的性质。而东京审判从法理上界定“九一八”事变至全面侵华的过程，是日本政军高层有计划、有准备、有实施的侵略战争。这至关重要。
就日军暴行而言，南京大屠杀最为人知，但东京审判的重要价值在于未将其记录为孤立个案，而是作为系统性暴行的组成部分。判决书认定的在华暴行不限于南京，同时记载了抚顺平顶山等地集体屠杀、汉口战俘处决、长沙虐俘事件、桂林强征“慰安妇”、各地报复性焚村、针对平民的恐怖轰炸、将中国战俘视为“匪徒”而剥夺战俘待遇等暴行。
在此意义上，东京审判明确了日军暴行并非“个别士兵失控”，而是具有地域广泛性与行为重复性的系统现象。其将中国受害者证词、外国侨民报告、军方文件等留存公判记录，为后世历史研究奠定重要基础。
日军暴行在战时并未被日本国民知晓，甚至遭刻意掩盖。东京审判通过报纸、广播、新闻纪录片等媒介，成为日本民众认知在华暴行实态的重要契机。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暴行的官方记录为战后日中关系提供了事实基础。1972年两国发布的联合声明中，日方表示“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其背景正是东京审判等战后审判与调查所形成的官方暴行记录。
东京审判的责任认定与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政治和解，在制度与事件层面虽属不同维度，但共同构成了思考战后日中关系的重要坐标。
南都:当地时间8月6日、9日，日本广岛市、长崎市先后举行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高市在致辞中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只提及自身“悲惨遭遇”，并未谈到日本的战争罪行以及遭原子弹轰炸的原因。通过重新审视东京审判的现实意义，是否能回溯其中的思想根源?
伊藤真:8月间日本聚焦广岛、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等战争主题的报道，大多仍围绕着日本民众受害史实展开。令人遗憾的是，如今在日本，对于81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直面加害事实的态度仍显不足。我认为，东京审判本身的特质是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之一，审判的“阴影面”不容忽视。
首先，该审判由战胜国设立，仅审判了战败国一方，高度依赖美国主导的占领权力。
法律不适用于胜利者一方的这一结构，为东京审判招致“并非基于普遍法律的审判，而是胜利者的审判”的批评，亦受到是否属事后法、是否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的批判。这些对法律正当性的质疑，后来在日本国内被用作全盘否定审判认定之加害事实的借口。
其次，对日本社会而言，东京审判并非其本国司法自行收集证据、依据本国法律审判本国加害者的事件。“被外国审判”的外在性，易演变为否定侵略和屠杀事实本身的态度。
此外，出于美国政策需要和政治判断，部分在中国犯下的重大罪行被有意或结构性地排除在审判之外。最明显的例子是“731部队”。在中国使用毒气与化学武器、包括中国女性在内的慰安所制度全貌、强掳与强制奴役中国劳工、日企与财阀掠夺占领地资源等，均未被充分追究。昭和天皇在认识、批准及不作为等方面的责任亦被排除。
而最重要的是，东京审判将战争责任集中于少数政治家与军人。其结果是，“作恶的是一小撮军国主义者，普通国民是受军队欺骗的受害者”这一叙事更易被接受。
在这种叙事下，普通国民、企业、官僚、媒体、教育机构乃至司法，如何在侵略战争与殖民统治中发挥支撑作用，便难以被追问。参与国家决策者与普通国民的责任性质和程度固然不同，但承认差异与审视整个社会支撑战争的机制，两者本可并行不悖。
将军国主义者与普通日本国民相区分的思路，在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时具有重要意义。但对日本部分人士来说，仍存在将其解读为自我免责逻辑的空间:“中国也说普通日本人没有错”“既然中国放弃了赔偿要求，战争责任就已解决”。若日本社会未能将中方的宽容引向自主的历史检证，反用作免责依据，将是严重的问题。国家间赔偿问题在政治和法律上得到处理，不等于个体受害者的痛苦随之消失，也不代表日本社会无需再检证加害事实、铭记并持续思考责任。
正因如此，如今的日本民众应当以这场审判留下的证据与受害者呼声为基础，将其“阴影面”所遗漏的加害事实与责任，通过日本社会自身之手加以查明并持续补充。直面过去的错误与责任，并非要当下的人原封不动地背负过去的罪责。真正的意义在于要去了解发生了什么，并承担起不再重蹈覆辙的责任。
正视
“希望这些报道能让日本读者读到”
南都:在看过南都策划《重返二战审判地标》多篇稿件后，你能否谈谈你的感想?
白鸟浩:日本有必要正视历史事实，重新回归“和平宪法”精神，再次以“和平国家”姿态向世界强烈呼吁和平。而“和平国家”的基本目标，并非通过增强防卫力量或向他国出口武器所能实现，只能通过与亚洲邻国构建友好关系的外交努力达成。
许多日本国民希望与中国等邻国重建友好关系。中国是日本最大的经济伙伴，在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中国是其核心，是最需要深化关系、应当构建“真正的命运共同体”的、值得尊敬的伟大国家。即使某个一时的政权试图破坏这一关系，或试图通过恶化关系以图获利，但正如外长王毅所说，日中是“搬不走的邻居”，这一点毋庸置疑。
我将继续为加强日中友好关系不遗余力，架设友好沟通的桥梁。展望未来东亚地区，日中保持良好关系有利于地区稳定。这正是日本今后应努力的方向。日中应携手合作，共同推动地区发展。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早行动，深化日中关系，确认战略互惠关系。
伊藤真:为使军事法庭成为得到公众认可与尊重的正义审判，那些在证据收集、事实认定等方面倾注心血的法律工作者们的身影，令作为同行的我由衷敬佩。感谢贵报报道这些事实。
我曾带领立志成为律师的学生，以研学旅行形式前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哈尔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等地学习考察。在南京时，我还曾见到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女士，亲眼看见她身上留下的伤痕。
然而，许多日本民众不仅不了解日军加害事实，也完全不熟知战后军事审判及中方的宽大处理。尤其在“中国归还者联络会”成员相继离世的今天，关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如何对待日本士兵等历史，绝大多数日本人几乎一无所知。我真心希望，这些报道也能让日本读者读到。
统筹:向雪妮 张倩寒
采写:南都记者 肖玥
出品:南都即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