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导演、作家刘海燕。
20年前，刚踏入纪录片行业的刘海燕，立下了一个在当时近乎“狂妄”的心愿——成为中国第一个自然类纪录片女导演。
2026年，刘海燕出版了自己的书《野马再次奔腾》，这本书既是她镜头背后的创作实录，也是一代中国自然纪录片人在资金匮乏、周期紧张、条件艰苦的困境中，拍出中国自然影像奇迹的赤诚见证。
在央视纪录频道尚未诞生、自然纪录片尚属小众孤品的年代，刘海燕带着摄制组背着设备踏入戈壁、高原、湿地与悬崖，用20余年青春追逐普氏野马的蹄印、守望藏羚羊的迁徙、记录中华蜜蜂的生死、探寻人与自然的共生密码。后来，她作为央视原《发现之旅》栏目纪录片导演，两度斩获国际电视节“金熊猫”评委会特别奖、三度拿下中国纪录片学术委员会长片“十佳”一等奖，作品被中央档案馆永久收藏。
近日，她的自然纪录片拍摄手记《野马再次奔腾》正式出版，并接受南都记者专访。采访中，刘海燕回望20年纪录片生涯，从野马野放的震撼瞬间，到野保现场的生死坚守，从纪录片创作的底层逻辑，到野生动物保护的终极思考，娓娓道来一段与荒野共生、与生命同行的滚烫历程。
访谈
南都：《野马再次奔腾》书稿分为野马、羌塘、鸟人、人居自然四部分，这个结构是如何构思的？
刘海燕：四个部分是编辑在初稿基础上提出的分类建议。因为我拍摄的纯自然类纪录片数量有限，所以适当增加人文的比重，看似权宜之计，实则明智之举。图书出版之后，其浓厚的人文气息，恰恰形成了这本自然类图书的独特气质。“没有科学的人文，是愚昧的。没有人文的科学，是危险的”。当年拍摄的科教类纪录片，因为增添了相关人物群像的鲜活故事，而更加有温度。比如在准噶尔野马、羌塘藏羚羊、湿地黑颈鹤、高原雪豹和中华蜜蜂的故事之外，还讲述我自己创作剧本时为野马痛哭失声的故事，野保员用青春热血在无人区守望濒危动物的故事，无数人文的故事，比如濒危的怒江族群，濒危的藏地方言，以及濒危的理想。这使得我们与大自然之间，多了一份关联和牵挂。十年去来，山河无恙。那些飞翔的奔腾的，不只与我有关。它们的命运也是我的命运，大自然和我们是命运共同体。
南都：你认为和自然科研工作者相比，纪录片导演的视角独特性体现在哪里？在拍摄合作、日常相处中，你和当地居民、野保员是否有过文化、认知上的碰撞？
刘海燕：相比自然科研工作者，纪录片导演是在科研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视觉化和故事化处理，后者更具备一种讲故事的能力。因为纪录片的核心就是讲故事，在讲好故事的同时，将相关的知识点信息巧妙有机地植入其中，让观众饶有兴趣地获取大自然的知识，润物无声地滋生热爱与保护之心。
在卡拉麦里拍摄野马纪录片的过程中，我和野马中心的工作人员天天生活在一起。西部汉子粗犷不羁，他们不会因为上级的安排而对你格外热情格外支持，他们在感受到你的热爱和慈悲之后，才会义无反顾帮助你，关键时刻拿命护着你。我记得2009年他们对我说：媒体来报道野马的不下200家，没有人能在这严酷的环境呆到三天以上，而你，多次前来踩点调研，正式拍摄时更是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中整整呆了20天。他们感受到这份深情和敬业，所以，工作人员单独带我到附近一个埋葬野马的地方，告诉我这里掩埋着十几匹死去的圈养野马，有病死的，打斗死的，难产死的，每一匹都是他们亲手喂养大的，就像自己的孩子。工作人员说他时常一个人来这里坐一会儿，抽支烟，陪陪它们。像这样的故事，他们不会向别人吐露，因为这些死去的野马，意味着他们工作的失败，是他们心头的隐痛。
他们对动物的那份赤诚之爱，感染到我。我在剧本创作时做了一个大胆尝试，改第三人称视角为第一人称，完全拟人化讲述准噶尔野马的前世今生，讲它们颠沛流离的身世和被圈养的痛楚，人与野马合二为一。都说马是人类的朋友，野马在我心里，却不尽是。它时而成为我所认识的保育者，时而又成为我自己，渴望挣脱有形无形的束缚，御风驰骋在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将军戈壁、阿尔金山。白雪覆昆仑，亿万年过空，野马走出荒原，又回归荒原。如果有一个标题，让创作者激情四射，那就是好标题；如果一种叙事，让创作者自由表达，那就是好风格。这种创新是成功的，很多观众看着看着就哭了，野马从我的心里走进了他们心里。作品以一种温和而深刻的方式，提醒人们自身拥有的力量，让人们记起了自己到底是谁，以及该如何对待其他的生命体，这才是最稀有的疗愈。
南都：你提到结识野马之后，彻底不再踏入动物园。是什么样的野马拍摄经历，让你产生了这种颠覆性的认知转变？对你而言，野生动物的“自由”是一种什么样的不可替代的生命状态？
刘海燕：再豪华的监狱，也是监狱，不是吗？我在拍了野马纪录片之后，就不再去任何一个动物园，我接受不了动物被圈起来的模样。
在野马圈养复壮的历程中，曾发生过“准噶尔1号”难产死亡的事件，这个过程被新疆电视台拍成了纪录片《回家的路有多远》，我看的时候流泪了。野生动物很少发生难产，“准噶尔1号”被认定为因肥胖导致难产而死，它的死令世人警醒。圈养的野马养尊处优，定时喂养，像宠物一样被精心伺候，饿了有鲜嫩美味的苜蓿甚至鸡蛋，困了有遮风挡雨的马圈，野性丧失殆尽，已不能适应大自然。想起这些就心生悲怆，再也无法踏足动物园。设想未来有一天，人类被更高级的物种圈禁起来，百无聊赖，以供观赏，是何等情景？
野性的呼唤让人热血沸腾。荒原上的生命也许会遭遇各种险境，食物的短缺，天敌的掠杀，恶劣天气的应对，甚至同类之间的优胜劣汰，但这些也能让它们疾驰如电，高度机敏，在物竞天择的残酷中，它们保有顽强的生命力。
南都：很多人觉得“动物园是普通人唯一能见到野生动物的途径”，你如何看待现代动物园“以圈养为前提的保护模式”，以及现代动物园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你的野外拍摄视角来看，如何平衡“物种存续保护”和“个体自由福利”之间的矛盾？
刘海燕：对野外功能性灭绝或栖息地已遭不可逆破坏的物种，如麋鹿、普氏野马，圈养繁殖是避免灭绝的关键；同时，真实动物体验能有效激发公众保护意识，这是影像或文字难以替代的。动物园的核心价值在于“诺亚方舟”功能与公众教育，展览不是目的，更不能作为牟利的工具。
物种保护的核心方法主要包括就地保护、迁地保护和离体保存。保护濒危物种，国际通行的做法是设立自然保护区：繁育，复壮，放野。我国也不例外，为上百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建立了稳定的人工繁育种群，包括大熊猫、华南虎、亚洲象、金丝猴、朱鹮等，特别是大熊猫，其野生种群的增加最为显著。95%以上的濒危物种保护应优先投入野外栖息地修复与反盗猎，圈养仅是保险机制，而非解决方案本身。“物种存续保护”就像禅宗里的“以手指月”，你顺着手指的方向能看见月亮，但手指不是月亮。
而“个体自由福利”也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按照国际公认标准，动物被分为农场动物、实验动物、伴侣动物、工作动物、娱乐动物和野生动物六类，大自然中正常栖居的野生动物，如果遇到水源或伤害等问题，人类应适当救助；如果过度干预，反而可能破坏了它们的野外生存能力。比如蛹蛾在茧中艰难漫长的过程，也是它们锻炼出一双强健翅膀的过程，如果人类帮助它们提前破茧，即便它们能更早更快飞出来，也很快会死掉。人类一方面表现是漠视和伤害，一方面表现过分呵护和干预。不少的行为，是从人类的角度出发而非出自动物需要，是“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犯了《庄子·外篇》中鲁国君臣对待鲁郊之鸟的错误，“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结果呢，海鸟三日而死。这个度的把握，需要理性科学的态度。保护一种动物，其实是需要保护整个生物链，包括它们生存的环境。如果野外的环境进一步遭到破坏，那些已经野放的复壮的物种还会一步步走向第二次灭亡，这场旷日持久的救赎或将前功尽弃。
南都：未来你还会继续聚焦荒野与生命吗？
刘海燕：荒野已融入我的生命，构成我的人生。走过荒原，一个生命因此唤醒了自由天真的基因，树立了万物平等的思想，埋下了壮丽多元的伏笔——这才是荒原馈赠给我的最珍贵礼物。那些野性的呼唤，原始的生命力，已注入我的身心，助我摆脱有形无形的桎梏，逾出常规，不断走出舒适圈，走向内心的辽阔。
荒原于我，自然类纪录片于我，是禅宗所言渡河的舟，既过了河，就没必要一直负舟前行。也许未来，我会从形而下的荒原，走向形而上的荒原。“我是一匹野马，我叫追风……重返卡拉麦里，我的血液也开始燃烧，我明白了父亲冲出大围栏奔向荒原的瞬间感受。无论人类，还是野马，自由与天性，自古神圣不可抗拒。我将延续的，是万物与自然之间的一段传奇。”20年前拍摄野马纪录片时写的解说词，20年后，成为我生命转身的注脚。生命只会在投入中发生。没有投入，就没有生命。燃烧的会再燃烧。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朱蓉婷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