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勇在活动现场。
南都讯 记者黄茜 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故宫人的时代雕像——《国宝》三部曲新书发布会”在北京红楼公共藏书楼举行。活动特邀著名作家刘心武，著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施战军，与《国宝》三部曲作者、著名作家、故宫博物院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祝勇展开深度对谈。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臧永清出席活动并致辞。
随着第三部《亿兆斯民》正式亮相，这部耗时数载、增删无数次，最终形成三卷本、逾八十万字规模的鸿篇巨制，以完整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作为献给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及纪念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重磅力作，该系列已入选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作家协会“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
发布会伊始，臧永清社长回顾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与祝勇长达九年的合作历程，深感其创作的执着。他指出:“祝勇对文学的追求是执着的，他在一个领域深耕到极致。关于故宫的非虚构写作他写了十几种，而这一次，他又写了长篇小说。一个作家能够持续这么长时间、以这么多文字来书写一个地方，祝勇应该是在中国书写故宫的第一人。”
从非虚构《故宫文物南迁》到长篇小说《国宝》，祝勇完成的不仅是文体的跨越，更是从“行为史”到“心灵史”的深化。非虚构作品记录了文物南迁的路线与事件，却无法抵达那些守护者的内心。谈及创作的初衷，祝勇首先从文物的本质价值切入。他指出:“故宫是明清两代的皇宫，但故宫里面的文物却不是，它们是历朝历代的结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故宫文物南迁这一历史事件，正是在中华文明面临存续危机的关键时刻，先辈们为守护这份物证所进行的壮举。书写文物南迁的故事，本质上是书写文明守护的史诗。
祝勇将历史洪流中的小人物推至前台，为众多角色精心编制人物小传，让那些湮没在烽烟中的面孔重新浮现。刘心武认为，祝勇写小说是为了探寻“心灵史”:“他想写这个人物的行为，更想写人物的内心，他不仅要写行为史，还要写心灵史。小说是探索人心的利器，这是所有其他文学体裁都难以匹敌的。”
从“行为史”到“心灵史”的深化
《国宝》三部曲以20世纪30年代为起点，以那文松等故宫人的命运浮沉为主线，真实还原了故宫文物从北平出发，历经南京、上海，最终迁往大西南，而后分隔海峡两岸的艰辛历程。小说通过一个家庭的悲欢离合、聚散流徙，讲述其因南迁而风雨飘摇的家族史，以小见大，从烟火日常的民间立场见证磅礴沧桑的近代中国。
随着第三部《亿兆斯民》的出版，祝勇的叙事视野进一步深化。施战军赞赏祝勇在创作中实现了“破题”:“怎么把这么重大的时间上发生的东西，把大历史运作为小日子，把大文物运作到小人物身上，这是他在创作当中一直为自己破题的一个东西。”
84岁高龄的刘心武少见地出席活动，动情分享了他的阅读感受。他说:“第二部已经把南迁过程基本讲完，到南京朝天宫，故事本可以结束，为什么还要有第三部?读完我得出结论:非有不可，第三部不得了。”他特别指出小说中虚构人物那文柏——那文松之弟、东北野战军成员——的出现，揭示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救文物的真相。北平和平解放，是共产党下决心保护这座古城、保护故宫(紫禁城)这个“最大的文物”的结果，在世界战争史上惊天地泣鬼神。“读者读完一二部会觉得和共产党关系不大，第三部明确告诉读者:关系极大。”
但真正让刘心武为之动容的，是第三部对中国人精神内核的挖掘。“什么是国宝?文物是国宝，但是亿兆斯民灵魂深处几千年来的文化积淀才是真正的国宝。”
一部当代的现实主义力作
面对浩繁史实，祝勇坦言创作之初的艰难:“这个题太大，有无从下手的感觉。”他的解决之道，是从宏观史述转向微观命运，借鉴《四世同堂》等经典的经验，通过小人物、小角度来反映大事件、大时代。他回应真实与虚构的关系时说:“人物是虚构的，但他们走的路、花的钱，所有细节都必须是真的。那文松是假的，但他从大方家胡同到故宫上班的路线是真的；沈芷伊是虚构的，但她投江的那条江，是文物南迁真实上岸的地方。”
作为一位坚守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大家，刘心武对祝勇赞赏有加。他指出:“现实主义是比较苦的一种写法。《国宝》是一部当代的现实主义力作。祝勇这样守拙，为时代留影，注重人物刻画，讲究情节和细节，是茅盾式的文本。”
施战军进一步指出，《国宝》的价值在于它充满了“精灵式的细节”——一个细节可以负载前前后后的命运、人物心智、内心图景，把它们全部涵盖进来。“这个信息量是活的信息量，是审美信息量。你看到这儿的时候会联想很多、触动很多，把所有历史最后都揪到自己心里来，看到一个民族、一种人种内心世界的图景。”他认为，在AI、虚假图像不断侵扰认知的今天，《国宝》提供了一种穿透性的、通透的认知方式。“它既是现实主义作品的典范，同时也是深具现代文明气韵的一部好的长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