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利辉
股份行旗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AIC)再迎重要进展。
11月23日，中信银行发布公告称，2025年11月21日收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开业的批复》，该行全资子公司信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银金投”)获准开业。
同一天，招商银行也宣布旗下AIC招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银金投”)获准开业。在两家之前，兴业银行旗下AIC兴银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银投资”)已经于11月16日开业。这意味着，目前我国三家股份行旗下AIC均已完成开业布局。
值得一提的是，三家股份行AIC中，兴银投资落地福州，信银金投落地广州，招银金投落地深圳，这意味着三家股份行AIC中有两家位于粤港澳大湾区。在专家看来，AIC的投资基因与大湾区发展战略高度契合。AIC“双子星”将给大湾区带来多重价值，包括强化资本与产业的精准对接，加速大湾区金融创新生态建设，打造全国AIC试点标杆等。
动向
中信银行旗下AIC选址广州天河CBD
根据公告，信银金投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亿元，注册地为广东省广州市。中信银行表示，信银金投获准开业，是该行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大力支持科技金融发展，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关键举措，也是该行打造综合金融服务的关键一环。信银金投将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专精特新”等重点领域，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及股权投资业务，发挥股权投资对科创企业、民营经济的支持作用，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领域发挥价值发现的作用，提升该行综合经营能力和可持续发展水平。
我国最早的一批AIC为五大国有行于2017年发起设立，至今已经走过八年。今年3月份，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文称，“支持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发起设立金融资产投资公司”。此后，AIC赛道便开启扩容模式。兴业银行、中信银行和招商银行陆续发布旗下AIC进展情况。其中，兴银投资于11月16日正式开业，招银金投则与信银金投同步，于11月23日发布获准开业公告。
除了股份行，此前在AIC领域“缺席”的邮储银行也于10月份发布公告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批复同意该行筹建中邮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该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00亿元，将作为邮储银行全资一级子公司管理。随着邮储银行入局，六大国有行AIC“配齐”。
“活水”
为科创企业、重点项目提供耐心资本
对于信银金投选址广州天河CBD，广州市委金融办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广州法人金融机构又增添了一员猛将，进一步完善广州金融业态，推动金融业态向多元化、深层次发展。
同时，信银金投作为中信银行总行从事债转股和股权投资的专业子公司，依托中信银行的综合金融优势，将丰富广州金融市场的产品体系，并将产生较强的集聚效应，吸引更多各类投资机构等向广州聚集，强化广州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引导更多金融资本流向实体经济的关键领域，进一步提升广州金融的竞争力和影响力。
此外，信银金投的落地将为广州科创产业带来重要的资本支持，优化金融与产业的协同机制。AIC具有投贷联动等先天优势，通过股权投资、债转股等方式，进一步聚焦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可以为广州科创企业、重点项目等提供耐心资本，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助力广州市“12218”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让金融进一步赋能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中信银行表示，信银金投将重点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专精特新”领域，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及股权投资业务，进一步强化该行在科技金融领域的服务能力。作为中信银行综合化经营的关键一环，信银金投将依托中信集团金融全牌照资源，融入“中信股权投资联盟”生态，增强“募投管退”全链条服务能力。目前，该联盟在管基金规模已超3200亿元，累计投资孵化企业超过1100家。信银金投的加入，将推动中信体系形成对科技企业“股+债+贷+保”的综合金融服务闭环，进一步提升在创新资本供给与产业价值发现方面的系统功能。
信银金投明确将广州和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本土市场、第一大市场”，凭借AIC牌照优势与中信集团协同资源，通过“股+债”模式服务本地企业。同时，发挥全国总部优势，积极申请成为广东省已落地AIC基金的管理人或合作伙伴，引导更多金融资源投向广州重点项目，助力招商引资与枢纽能级提升。
措施
将做强对接平台，建双向清单机制
据介绍，下一步，广州市将为信银金投正式开业和开业后的稳健经营提供支持与保障，并积极完善相关工作机制和政策服务，为AIC等更多优质资本在广州落地生根创造优厚环境。
一是继续整合政府投资基金，围绕“12218”打造更具韧性的产业基金群，通过“以投促招、以投强链”把优质项目引到广州、留在广州、长在广州。
二是做强对接平台，建立“常态化对接＋双向清单”机制，AIC端及时披露赛道偏好与标准，政府端滚动推送企业股权需求，把平台从路演场变成“融资桥”。
三是做优项目推荐，按不同资金偏好系统梳理项目清单，配套产业部门提供技术与要素服务，提升股权资金的命中率与转化率。
四是做大管理人集群，壮大本地私募管理人“基本盘”，发挥政府与国企基金的引导放大效应，加快QFLP试点落地，撬动更多社会资本与境外长期资金来穗投资。积极引导AIC集聚更多资源赋能广州高质量发展，推动形成AIC与本地资本协同、产业与金融互促双强的良好生态。
深读
AIC相继开业，如何成金融赋能“新王牌”?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三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6.5万亿元，同比增长12.1%。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4.1万亿元，较年初增加1.2万亿元。亮眼数据背后，是我国普惠金融的纵深推进。
股份行AIC(金融资产投资公司)密集获批开业，成为市场新变量，它们将如何重构普惠金融服务生态?近日，南都记者专访了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利辉。
AIC有望塑造更具韧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格局
南都:金融监管总局数据显示，2025年9月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较上年末增长9.49%。其中，大型银行、股份行、城商行和农村金融机构分别增长了16.38%、3.85%、6.18%、4.18%。您认为，造成各类银行之间增速差异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这一格局下，各类银行应如何明确自身优势，形成差异化发展路径?
田利辉:增速差异生动反映了不同银行禀赋与战略的差异。大型银行增速领先，得益于其强大的资金实力、全国性的科技平台以及在落实国家政策上的表率作用。股份行与城商行面临阶段性调整，正从追求规模转向优化客群结构与资产质量。农村金融机构增速放缓，则更多受制于区域经济结构和自身风控技术瓶颈。
从整个行业来讲，应形成“大行引领、中行特色、小行深耕”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实现有序协同发展。大型银行应发挥“头雁”作用，聚焦标准化的平台模式与核心技术输出；股份制银行可凭借灵活机制，深耕供应链金融与创新型小微企业；城商行必须扎根地方，成为区域特色产业的“金融合伙人”；农信系统的核心优势在于“人熟地熟”，应巩固县域主阵地，融合线下“人情”与线上“数据”，做深做透农村普惠。
关键在于，各类银行应告别同质化内卷，在统一的普惠生态中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实现互补性竞争。譬如，大行聚焦产业链与科创企业，打造“科技+普惠”生态；股份行深耕细分赛道形成特色；城商行立足区域产业集群；农金机构坚守“三农”主业，形成错位协同格局。
南都:近期，招商银行和中信银行旗下AIC获批开业，此前兴业银行旗下AIC已正式开业。您认为，AIC这股力量将如何重塑我国普惠金融服务的整体格局?若要使其真正成为普惠金融的有力支撑，当前最需要突破的瓶颈是什么?
田利辉:AIC的入局，标志着普惠金融正从传统的“信贷纾困”向“投贷联动、综合赋能”的更高形态演进。它将为解决小微科创企业的资本金问题和长期发展动力提供全新方案，是对银行间接融资体系的有力补充，有望重塑一个股债结合、更具韧性的普惠金融服务格局。AIC将填补普惠领域重组并购与长期资金供给缺口，优化风险分担机制。
然而，要让这股新生力量真正成为普惠金融的坚实支柱，当前最亟待突破的瓶颈在于投资能力与风险耐受的错配，AIC传统的债转股业务模式与高风险、高成长性的普惠客群之间存在天然的不适配。核心问题是风险处置能力不足与普惠场景衔接不深，需强化AIC与中小微企业需求的精准匹配，完善不良资产处置机制，避免脱离普惠本源。
因此，最核心的突破点在于，必须推动AIC建立起一套区别于传统PE/VC的、适应普惠领域高风险特点的投研体系、估值模型和更具耐心的中长期资本考核机制。同时，监管也需给予更多包容和试点空间，允许其在探索中建立新的、可持续的普惠股权投资范式。
普惠金融进入“价值重塑期”
南都:回顾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哪几个关键的演进阶段?当前正处于一个怎样的新时期，核心特征是什么?
田利辉:我国普惠金融的演进脉络清晰，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设施奠基期”，以设立村镇银行、推广银行卡助农取款服务为核心，着力打通物理通道，解决“有没有”的问题。第二阶段是“政策驱动期”，在监管部门引导下，各家银行明确普惠信贷指标，业务实现“量”的快速增长。
第三阶段，也就是我们当前所处的时期，我称之为“价值重塑期”。其最核心的特征是从单纯的信贷增速转向“量稳质升”，是从政策单轮驱动转向“科技-政策-商业可持续性”三足并立的新范式，是高质量发展时期发展重心不再是简单的资金触达，而是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信用评估体系、优化风险定价，并积极探索普惠保险等多元化服务，实现社会效益与商业效益的有机统一。价值重塑正在步入“数智融合、生态协同”的新阶段，核心特征是“金融+科技+产业”深度融合。数字人民币、AI等技术正重构普惠金融底层逻辑，让金融服务真正嵌入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
南都:我国普惠金融在高质量发展的同时，还面临哪些关键性挑战?监管部门、金融机构应该如何去应对?
田利辉:挑战主要体现在多个维度。一是“数智鸿沟”，数字化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将缺乏数字足迹的“征信白户”和弱势群体排除在外。二是商业可持续压力，服务下沉市场的运营成本与风险成本依然高企。三是能力失衡，部分机构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基于区域特色的精细化经营能力。此外，还要通过数智技术应对“可得性、风险、成本”的曾经不可能三角，改变服务不均衡与征信短板问题。
应该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呢?监管层面需完善差异化政策，扩大涉企信息共享与担保范围，落实尽职免责。应着力构建“激励相容”的监管框架，对利用AI等技术有效服务长尾客户的机构，可在监管评级、流动性支持上给予适度倾斜，同时严防算法歧视和数据滥用。
金融行业要深化数智化转型，构建智能风控体系，发展场景化金融，破解“不敢贷、不愿贷”难题。机构自身则需从“任务观”转向“生态观”，将普惠金融深度融入产业数字金融和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场景赋能来降低成本、识别风险。
警惕算法偏见导致新金融排斥
南都:关于普惠金融数智化转型，我们留意到，您曾经提出要借助AI、数字人民币等新技术和新工具，打通信任链路，攻克“最后100米”挑战。能否讲解一下，具体路径是怎样的?在运用这些前沿工具时，需要重点关注哪些潜在的风险与挑战?
田利辉:数智协同破局“最后100米”，需双轮驱动。AI能够通过大数据构建信用画像，破解信息不对称，实现精准获客与智能风控；数字人民币则凭借可追溯性，保障资金流向实体经济，降低监控成本。
具体来说，AI路径是融合卫星遥感、产业链数据构建“动态信用图谱”，使缺乏抵押物的小微主体获贷率显著提升。数字人民币路径则是通过“离线支付”覆盖网络盲区，“智能合约”实现涉农补贴自动还款，从源头降低违约风险。二者联动可形成“贷-付-还”闭环。
运用这些工具要做好三方面的风险防控，方言误判风险等算法歧视需动态纠偏；生物特征数据滥用须建“联邦学习”防护网；保留线下服务触点防“数字弃民”。也就是说，需警惕数据安全泄露、算法偏见导致的新金融排斥，以及隐私保护与技术适配性问题。要建立“技术可控、服务可及、风险可防”的监管框架。
南都:广东正全力推进“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金融赋能至关重要。您刚才提到部分机构产品同质化严重，这一点在县域较为明显。导致这一现象的深层原因是什么?应该如何破局?
田利辉:县域产品同质化背后是三重枷锁，包括风控短板致依赖抵押贷款；盈利高压迫使复制成熟产品；人才断层使产业适配不足，如水产、陶瓷业无专属金融方案。破局则需三剂解方，政府搭建特色产业库，如荔枝产量、预制菜订单，开发“产业周期贷”，破除数据壁垒:省级担保平台承接劣后风险，释放机构创新空间，实现风险分担:客户经理转型“产业链金融顾问”，驻村设计“智慧果园贷”等定制产品，开展人才再造。核心则在扎根产业。需要成为县域经济“金融合伙人”，从而纾解同质化之困。
采写:南都记者 刘兰兰
受访者供图
制图:朱林(豆包AI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