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忠和妈妈孙绍琴的旧照。 资料图
话剧《宝岛一村》剧照。 王开 摄
眷村被拆，王伟忠说他一直有种焦虑感，好像是“娘胎”没了。 受访者供图
台湾眷村故事馆。 图源：台湾桃园观光旅游部门
7月19日，台湾“综艺教父”“眷村二代”王伟忠与台湾剧作家、导演赖声川联合编导的话剧《宝岛一村》，将在上海开启2024年大陆巡演。这部作品取材自王伟忠的眷村成长经历，2008年由台湾表演工作坊推出。879个眷村近十万户家庭的故事，浓缩为60余年间三个家庭三代人的乡愁。
1949年前后，台湾当局为安置上百万大陆赴台军人及家眷，或兴建房舍，或延用旧屋，形成许多生活聚落，这些村落被称为“眷村”。祖籍北京的王伟忠就在这里长大、离家，再眼见着它被拆除、消失。“眷村”像任何一个童年一样，塑造并影响了王伟忠的一生。
何为乡愁？“眷村一代”背井离乡，海峡对岸他们如何过除夕、过中秋？1987年，远渡离家38年的老人与孩子回到老家，又是怎样一番难言的回忆？近日，王伟忠在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专访时感叹，“‘眷村一代’已然凋零，像我这样的‘二代’也六七十岁了。房子拆了后，我一直有种焦虑感，好像是‘娘胎’没了。”
眷村“团圆”
低矮拥挤的棚屋，牵牵挂挂的电线，白头老人们穿着洗旧的汗衫，成排坐在路边看报唠嗑，有风起时，晾晒在一旁的粉色床单就微微飘荡。
巷口很窄，巷身很长，铁网门上垂着黑色的长柄伞，屋檐上却奇妙地窜出一两朵鲜艳的绿叶红花；穿着格子衫、白T恤，个头刚比车头高的小孩儿们三五成群，挤在高大的老式铁质自行车上，在泛黄的日光下，在小巷旁的绿植前，晃晃悠悠地经过……
2007年，《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上映。王伟忠将这几个片段精心安置在纪录片开头，随后，他坐在一幅“村口大榕树”的画作前，抱着手臂，带着微笑，姿态闲适，回忆起眷村的哥哥姐姐们返乡经过时，“妈妈们”坐在大榕树下的长椅上，张家长李家短笑谈着的场景。
“台湾眷村人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族群。当时，来自大陆各地的人们迁移至台湾，到我出生的嘉义建国二村于2005年被拆除，56年转瞬即逝。‘眷村一代’已然凋零，像我这样的‘二代’也六七十岁了。房子拆了后，我一直有种焦虑感，好像是‘娘胎’没了。”
近日，王伟忠接受南都记者专访，谈及自己的“眷村往事”。数十年过去了，一切仍历历在目。“眷村”像任何一个童年一样，塑造并影响了王伟忠的一生。
在《伟忠妈妈的眷村》纪录片中，他特意采取了有些粗糙的拍摄方法，单持相机，镜头时有摇晃，记录着自己的返乡故事。
“一个你从小长大的环境，就是你的情怀。当你开始创作时，你总是第一个想起它，想起其中的文化，你过去生活习惯的累积。这种感情非常浓烈。”
王伟忠向南都记者回忆起眷村房屋的布局，两户人住一家，搭一个灶台。等孩子长大了，必须有院子，就搭出来，住不下了，又加盖楼，“就跟违章建筑一样立起来了”。
就像胡同之于北京人，弄堂之于上海人，眷村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性建筑。“住了几十年的家，两天就拆光成为平地”，只剩下情感的遗留。
甚至就连这精神也是混杂的、不定的，“所谓‘眷村美食’，其实也不是什么定式，就菜市场里什么东西便宜，买回来稀里糊涂做一做。第二代的人继承了父母的一些文化传承、一些风俗习惯，一些从大陆而来的‘根’，最后酝酿出一些情绪和生活方式，这就是眷村文化了。”
“村口的大榕树”，自此也就成为了一个精神坐标。
穿堂风绕过的巷口，成了妈妈们、孩子们躲热的地方。带着炒完饭菜后一屋子的热气儿，妈妈们聚集在榕树下，没电视时聊家长里短，有电视了谈电视剧情；老兵退休了就坐着聊过去在大陆的故事，奶奶们就伸长了脖子叫人，“回家吃饭啦”。
“就连小时候吃奶，也都在这儿。一个年轻妈妈没奶也没事儿，我们有多少妈妈？四川的奶，湖南的奶，北京的奶，最后小婴儿吃百家奶长大。这个image（画面）是非常强烈的。”
在王伟忠看来，眷村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凸显出来了——“共享”，或者用中国人最共鸣的一个词来说，叫“团圆”。
“逢年过节，这里全是熟悉的样子：腊肉香肠都挂在外面，鞭炮声轰鸣，家家户户穿新衣服，家家户户团圆。像我们北京老家习俗，过年吃酸菜锅，腊八节煮腊八粥，都分给邻居，也收到四川邻居的炒辣椒。鞭炮的味道、腊肉香肠的味道、饺子的味道、新球鞋胶皮的味道、卡其布的味道，在除夕守岁时混成一团，一直延续到大年初五。”王伟忠回忆道。
节日定位了时间，味道牵引着画面，新年过去，又有元宵、端午、中秋……一波波孩子就这样长大了，一群群跨越海峡远远离乡的青年人也老去了。“眷村二代”王伟忠，从呼唤着左邻右舍四处瞎跑的“孩子王”，长成了人人皆知的“综艺教父”。
2005年，在眷村拆除前夕，王伟忠和母亲在眷村置办了最后一次年夜饭，邀请曾经的亲友回乡团聚。当年9月，嘉义建国二村拆除，“之后我们就再也聚不起来了”。
近乡情怯
消失的眷村、老去的眷村人，破旧的、物资匮乏的眷村，努力的、情思满溢的眷村人……一切回忆在《伟忠妈妈的眷村》中化作一首轻盈的小歌——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她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她们都老了吧/她们在哪里呀/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
等到王伟忠小学快毕业时，家里才慢慢添置了电视、冰箱。“环境其实一直都不太好，我们过了一段比较辛苦的日子。大概我九岁十岁的时候，老兵们加了一次饷，翻了倍，日子才慢慢好起来。”
王伟忠说，妈妈孙绍琴离开大陆时，也还是个孩子，“也就16岁”。父母两人在北京胡同里认识、恋爱，离乡时，两人甚至还未结婚。
带着对不确定的未来的迷茫，绍琴出发了，年轻的她“实际上不太知道什么为‘苦’，一群人跟玩儿似的，聚在一起学做饭。那时候其实我爸爸的级别并不能带眷属一起迁居，可是也就稀里糊涂一起过来了”。
然后就是“想家”，像每个离乡的游子一样，“想家”。16岁的姑娘，从北平出发，出塘沽，到青岛停了一下，然后到上海，接着搭轮船过海到基隆，然后搭火车到屏东，又停了一阵子，才到嘉义。她用煤球、煤渣子烧饭，有时还需要劈柴。因为没有眷属证，因此最初就连发放粮票也轮不上她。
绍琴那会儿还没见过海，后来再看到湖泊江流就哭，16岁时，她生下第一个女儿。那时，她与家人还有联络，仍可通信。
“我舅舅随后从东北回到北京，到家里说，要带妹妹走，但那时她已经离家了。等到舅舅到台湾，找到我妈，她正蹲在那儿，背对着他洗衣服。我舅舅叫，绍琴。看到亲人，我妈妈才心安了。”
“在那个时代，思乡的情绪是很折腾人的，很不好受，只能靠通信，没钱，没手机，也没有及时的音讯。”王伟忠告诉南都记者。
1987年10月14日，国务院有关方面负责人就台湾国民党当局有限制地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一事发表谈话，热情欢迎台湾同胞到祖国大陆探亲旅游，保证来去自由；同时也希望台湾当局允许大陆同胞到台湾探亲。10月16日，国务院公布了《关于台湾同胞来大陆探亲旅游接待办法的通知》。
10月14日，台湾国民党当局“中常会”通过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规定“基于传统伦理及人道立场的考虑，允许民众赴大陆探亲；除现役军人及公职人员外，凡在大陆有血亲、姻亲、三等亲以内之亲属者，均可申请到大陆探亲”。
台湾红十字会为办理老兵返乡，准备了10万份申请表格，在短短半个月内被索取一空。1988年1月19日，由台湾“外省人返乡探亲促进会”组织的第一个台湾返乡探亲团抵达北京。
1988年6月底，绍琴回家了，回到北京。彼时正在新加坡出差的王伟忠，在当地办了台胞证。7月7日前后，在母亲返乡不到10天，王伟忠也回到大陆。
在新加坡樟宜机场，王伟忠碰到另一群返乡的老兵。1988年时，他30来岁，“还很年轻”，和老兵们聊天，也很愉快，等到上海时，近乡情怯，“老兵们每个人开始吃降血压的药”。等飞机降落后，王伟忠将老兵们一个个送上车，随后自己才叫车回家。
“那天，北京的天气很棒。但我想到从没见过的姥姥，心里就‘咯噔’一下。那会儿我留着披肩长发，一下车，许多小孩围着我看。往家走，上一层楼，熄一盏灯。”王伟忠说。
到家门口，王伟忠敲了门。门里妈妈问，谁呀？门外王伟忠回答，儿子。打开门后，姥姥就坐在炕上翘着腿。那十几米距离“像爬一样”，妈妈在旁边，然后是大舅、小舅、小舅妈、大舅妈……“腿是软的，脑瓜是空的”，王伟忠故意“笑得开心，但满脸又是流泪”。
夜间，王伟忠躺在宾馆床上，房子里还有水泥刚干燥时的味道，月光明亮，有狗叫声传来。“那时候才体会到，千里共婵娟。对古今所有事情，月亮看得清清楚楚。”
直到现在，王伟忠的记忆依旧清晰，他将这些故事讲给赖声川，最终制作出话剧作品《宝岛一村》，在两岸各地巡演。
人间故事
1982年台湾相关机构统计资料显示，若不包含违建，岛内眷村共有879个。2008年，台湾表演工作坊推出话剧《宝岛一村》。879个眷村近十万户家庭的故事，浓缩为自1949年起60余年间三个家庭三代人的乡愁。
《宝岛一村》就这样诞生了，一个“比我们都更大”的故事、“上一代”的故事、两岸的故事。
“我们的祖辈父辈，不论在海峡这头还是那头，都辛苦地书写了历史。为何有那么多纷争，一些不必要的纷争？”赖声川曾在今年5月的一次专访中向南都记者发问。他笔下的《宝岛一村》，成为比纪录片更生动的记述。
“一切都很单纯”，人散去，情袭来，“都是人间故事”。王伟忠将眷村记忆融入到作品中：《宝岛一村》《往事只能回味》《谢谢大家收看》《一村喜事》等。原本短暂的停留，成为历史、成为台湾人的记忆，“眷村精神”通过人传承下来。
“这其实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王伟忠告诉南都记者，“具体的你讲不出来。居住一生数十年，结婚生子，最后抚养孩子的孩子，从一块荒芜的地方build up（建立）起来一个village（村子），然后这个village后来被拆掉，只有影像留存，和‘闯关东’是一样的”。
谈到母亲观看《宝岛一村》时的反应，王伟忠显得很平静，因为“思乡的故事，在哪儿都一样”。长大的过程就是“千金难买少年穷”，因为穷苦，一切都得靠自己创作，“这就会产生许多想象，想象力就是影视工作的灵魂”。
眷村的消逝，也让赖声川颇有感触。在大陆，观众们会说，“台湾最后一个眷村，叫做《宝岛一村》”。
他也直言，即使今天在台湾演出，许多年轻人也已经不怎么了解眷村了。“‘噢，我爷爷好像是眷村人’，离年轻人已有些遥远。这样一想，不能不说有一点凄凉。”赖声川看到，“其中也有温暖——我们至少有一部戏，一个重要的、也许将被历史遗忘的话题，在舞台上活着。”
“就像你说的一样”，赖声川对南都记者笑道，“眷村的最后一盏灯，在《宝岛一村》的舞台上被点燃了。”
王伟忠离开眷村也已经许多年了，近年，他也想“服务年纪大一点的观众”，用戏“做一些自己的情怀”。他的最新作品《谢谢大家观看》，就讲述了年过六十五的熟龄心事。
他还提起美剧《老友记》，如果一群朋友老后还能天天在一起，是不是挺有趣？这种“有意思”的情景喜剧，就是他现在的目标。
王伟忠曾在大陆做过许多综艺节目。2023年，他参加大陆综艺《声生不息·宝岛季》，介绍台湾影视娱乐、流行歌曲的故事与背景。他在微博上动情写道，“在岁月的陈年下，这些音乐不只是音乐，早已成为众人回忆的一环”。
“只要有心，互相着想，交流就会顺畅。”王伟忠说，“喜怒哀乐，都是生活中重要的部分。两岸之间一直有人在做相互喜爱的内容，这就是一件好事”。
他告诉南都记者，节目也好，喜剧也好，“自然地就会影响到同文同种的社会”。“在大陆做节目‘占了个便宜’，因为我们的语言习惯差不多，喜欢的东西、说话的方式、喜剧或悲剧的点都是相似的。过去台湾的综艺或戏剧，比如《一剪梅》《康熙来了》，影响了大陆许多方面，近几年大陆的综艺，比如《乘风破浪》《披荆斩棘》，也在台湾很火。”
如今，漂洋过海的人们老了，近乡情怯的游子回了。王伟忠曾经也以为，来自大陆各地、在眷村里“杂烩”似的生长起来的大家庭，是永远不会分崩离析的。“小时候，大家都有永远在一起的幻想，但后来散掉了，也不能不回忆过去，小时候的记忆、历练和情怀会永远跟随着你。”
“我是很多文化综合的产物，就像北京把老年人叫‘大爷’，我们叫他‘阿伯’”，王伟忠告诉南都记者，“不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总得有人讲故事，做口述历史。不要忘记我们的过往。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何嘉慧 采写：南都记者 肖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