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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谢荣滚(香港)
众所周知，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也是杰出政治家、国际知名社会活动家，她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卓越贡献，更使其成为亿万人民追忆的民族英雄、国家瑰宝。宋庆龄先生一生为祖国贡献多多，难以一一尽录，本文着重介绍抗日战争期间她在香港的活动片段，尤其是她组建、领导“保卫中国同盟”支持抗战的风云往事。
一
20世纪30年代，正值日寇大举侵华、国难当头的艰苦岁月。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千千万万勇士开赴前线，冲锋陷阵，悲壮山河。全民抗敌，生死攸关，急切需要庞大的医药、人才和后勤支援，更需要发动广大海外华侨和国际反法西斯力量声援支持，以便孤立敌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宋庆龄先生以其无可代替的角色承担历史重任，机智奋勇地举起抗日后勤大旗，广泛联系海外爱国侨胞和国际友人，为整个抗日后勤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1938年5月(另有4月、6月等不同说法)，宋庆龄在香港领导建立“保卫中国同盟”(China Defence League，简称C. D. L.，以下简称“保盟”)，这是扭转大局的一个重要创举。据当年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回忆:“1937年日寇占领上海，庆龄同志转移到香港。白求恩过港赴延安时，(廖)承志、邓文钊与我组织了一个加拿大医疗小组，但苦于声望不足，迄无建树。乘庆龄同志来港，便发起筹组保卫中国同盟。”(廖梦醒《我所认识的宋庆龄同志》之二，载1981年6月4日《人民日报》)
“保盟”成立三年后，借着1941年10月出版《保卫中国同盟三年来工作报告》(见图1，以下简称《报告》。下文引自该《报告》者，不再注明)的机会，在《报告》第一章《何以要成立“保卫中国同盟”》中重申其宗旨:“中国今日之抗战，为谋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中国之人民占全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之解放，在理论上天然为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之一部分；事实上，中国之抗战亦已形成世界战争之一环……中国人民在其艰苦而长期的奋斗中，基于‘自力更生’的原则，虽然相信即无任何外援，亦可以获致胜利；但中国人民仍有权利希望并要求全世界爱好自由与民主的友人，予中国抗战以积极的援助。多一分援助，中国即可减少争取自由解放中的一分痛苦，多一分支持，中国对于最后胜利即可多一分接近的机会。帮助中国，亦即所以帮助世界；帮助抗战，亦即所以帮助自己。”“保盟”即基于此种客观之内外需要而成立，故而与一般慈善救济团体“为救济而救济”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成立目的有二:“一为加强世界爱好和平与民主的人士对中国抗战物质与精神的援助，特别是医药与其他的救济；二为提高援助工作之效率，即使之集中化与协调化。”
二
在宋庆龄组织与领导下，“保盟”理事会设在香港，下设工作团，负责推进各项实际工作。工作团由十七人组成，宋庆龄任主席，团员有邓文钊、廖梦醒、甘介侯、温源宁、陈君葆、邹韬奋、金仲华、陈翰笙、顾淑型、许乃波、廖承志、Mrs.Selwyn-Clarke、Miss M.Dudley、Miss Cholmeley、Mr.N.H.France、Mr.Bickerton。工作团分为四组:财务组、出版组、推进组、运输组。
工作团成员之一的陈君葆先生，当时任香港大学中文系教席，兼任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先生是香港著名的爱国学者，《陈君葆日记全集》《陈君葆全集》等著述久已享誉学林。其中的《陈君葆日记全集》(谢荣滚主编，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版)不但记载了陈君葆和宋庆龄合作的全过程，而且留下了1941年8月15日宋庆龄宴请陈君葆等人的珍贵记录。更为难得的是，宋庆龄当年亲笔签名的请柬(见图2)也被陈君葆及其后人精心保存，珍藏至今。
请柬以英文写成，笔者试着翻译如下:
尊敬的陈先生:
诚邀阁下在15号星期五晚上8:30来我九龙的公寓里吃晚饭。孙科博士和其他几位您曾见过的朋友也会在场。
最诚挚的问候!
宋庆龄
嘉林边道27号，九龙
1941年8月11日
8月15日，陈君葆准时赴宴，当天所作日记也包含了重要的历史信息:
晚到加蓝边道宋庆龄的私邸，原来贝迪南和壁格敦已先在。跟着孙科夫妇也到。此外陪客还有乃波和翰笙夫妇。今晚孙夫人请吃饭，作用在使詹姆士向孙哲生进言，请他出来号召中苏英美大同盟运动。孙夫人的生活颇简单，她只有一把风扇，入席时要把它从客厅搬到饭厅里，饭毕又搬回来。大菜虽然做得很好，但也许是宋子文的厨子。(《陈君葆日记全集》卷二，第22页)
陈君葆在“保盟”主要负责出版工作。“保盟”很多文字都由他起草或参与撰写。陈君葆参与撰作的这份《报告》，概括了“保盟”的详细工作过程，记录了“保盟”对抗战所作重要支援，是“保盟”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一。身为图书馆馆长的陈君葆极具文献收藏意识，珍藏了一册《报告》。这本堪称海内孤本的《报告》，不但使宋庆龄先生以及“保盟”的抗战功绩得以传世发扬，而且以大量鲜活往事和珍贵照片再现了“保盟”当年的工作成效。
三
从《报告》可知，当年与“保盟”有联系的海外团体共有三十多个，其中较重要者包括加拿大的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医药援华委员会、佛能中国战争救济委员会，英国援华会、英国医药援华委员会，爪哇的荷属华侨救护队养生医院，旅荷属西印度西鲁伯埠华侨抗日救国会，菲律滨的怡朗华侨妇女救国协会、菲律滨中国救济会、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战将士会菲律滨分会，美国医药助华会、美国中国人民之友檀香山社、纽约援华会、费省援华会、檀香山祖国伤兵难民救济总会、罗省华侨统一抗日后援会、中国爱国同盟会、旧金山援华委员会等十八个。
从这份不完全名单可以看出，在当年强敌入侵、战况激烈，对外交通、通讯极为困难危险的境况下，“保盟”能联络这么多国际组织和数以百万计的海外华侨帮助中国前线抗战救亡事业，绝对不是易事，但是宋庆龄和“保盟”做到了。
通过广泛发动国际友人和海外爱国侨胞的支持，“保盟”成立短短三年间(1938年～1941年)，截至1941年3月底，共募筹得国币323万元。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海外支援力量，“保盟”得以在各领域全力展开有效工作。
四
鉴于医疗卫生工作在持久抗战中的重要性“超过一切”，做好救死扶伤，增进国人健康，加强前方将士的战斗力，必须争分夺秒，不容怠慢，因此，“保盟”最主要之工作即为“帮助建立医药救济制度”，如设立国际和平医院、伤兵医院、卫生器材制造厂，资助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设立医务工作人员训练所等。
加拿大知名医生白求恩博士(Dr.Norman.Bethune)，就是在“保盟”引领下进入陕甘宁边区五台山国际和平医院主持医疗工作的。“保盟”每月补助和平医院每一单位国币1500元，作为住院病人之膳食费；药品及医疗器械，由“保盟”向各地募捐或代为购置。从1940年2月起，每月支持国币3000元作为和平医院的运输费。
除建立医院外，“保盟”又购进和接受外界捐赠的救护车，培养大量医护人员，组织救伤队。所有这些，都为抗战胜利做好医疗物质保证，保证了抗日战士更好地在前线英勇杀敌。
五
其次是“建立经济抗战之堡垒”。抗战以还，沿海地区沦陷，大部分工业生产遭受空前破坏，千千万万民众流亡内地，顿成失业大军，产生严重社会问题。当时，全国范围内社会日用工业品非常缺乏，“保盟”很自然地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下称“工合”)视为增强中国抗战经济的重要力量，也是救济难民之根本办法。
“工合”是抗战后应时代要求而产生之新兴运动，对抗战贡献极大。概而言之，至少有以下几点:其一，提倡手工业、轻工业、家庭工业，利用土产原料制成各种工业成品，供给军民之需要，不但粉碎敌人经济封锁的阴谋，亦借此树立自力更生之基础；其二，组织失业工人、流亡难民、荣誉军人以及各地抗属，使他们有参加生产、解决生活所需的机会，从而加强抗战之社会力量；其三，以合作方式，组织民众改善生活，养成自助精神、革除自私自利习性，为中国工业化树立民主之基础；其四，化整为零，化聚为散，将工厂散入内地，使敌人无从破坏；其五，努力实现工业乡村化、乡村工业化，剌激工农业交互发展；其六，提倡工业合作化，提高生产力，改善生产关系；其七，在敌人后方或沦陷区建立游击区小工业或流动式工业，既增加抗战的物质基础，又增强对敌后方的经济斗争力量。
“工合”的良好设想一经提出，立即获得全世界支持抗战、反法西斯侵略的各界人士的热烈同情和赞助。捐助源源不绝，大大促进了“工合”的发展，满足了前线军民的需要。正义事业得到如此强有力的支持，宋庆龄在总结“工合”成就时高兴地指出:“自伦敦以至雪梨，自马尼剌以至纽约，所有同情我国之外人，其所以对此一运动表现若是之关切，诚不难了解。”
在各方努力和推动下，“工合”发展迅速，三年间全国共成立了大小工业合作社两千多所，每月生产品之总值达国币2000万元，产品种类涵盖战争与民生所需之各行各业。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被严密封锁的游击区和边区，“工合”开展的工作意义尤为重大。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当年在采访后有如下评语:“余认为此次对日作战主要工作之一为防止日货进口，建立游击区经济防线。中国要抗战胜利，必须扶植游击区之人力物力，华侨对中国抗战观察甚为清楚，凡为游击区开展工业合作，他们无不竭力援助。”顺应国际国内之大势，“工合”在宋庆龄先生和“保盟”的推动下，接收各国华侨个人及团体的大量捐款，获得蓬勃发展。
六
第三方面的工作是“难童之教养”。纵观宋庆龄的一生，一直十分重视儿童工作。抗战时期，她帮助创办了一批保育院，尽力救济难童。这些难童包括阵亡将士之遗孤、抗战军人家属之子女、无家可归之儿童、出生后即被遗弃之婴儿、因战争破产而无力教养之儿童、流浪街头之儿童、被遗弃之女婴等。在“保盟”和全社会的关怀下，不少难童健康成长，有的日后还成为国家和社会的良材。
第四方面的工作是“教育文化事业之补助”。重点之一是发动海外资金、人才输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及鲁迅艺术学院，帮助这两所特殊学校为抗战培养了很多优秀干部，也为日后新中国的建立提前准备了一支人才队伍。
上述“保盟”四个方面的工作，共同点是“特别重视敌人后方及西北边区”。因为“惟有敌后政权之建立与巩固，始足以根本打击敌人‘以战养战’之阴谋”，而“陕北边区一带，地方贫瘠，财政困难，而其奋斗之精神，足为全国之模范，其对于救济工作之需要，亦远较他处为迫切也”。
遥想当年，宋庆龄先生及其领导下的“保盟”成员，每位都怀抱满腔爱国热忱，尽忠职守，全力以赴，为抗战付出巨大辛劳。今天，身处百年未有大变局，吾辈缅怀革命先辈的丰功伟迹，更应同心同德，奋发有为，共襄中华民族复兴之伟业。
附记:
笔者所藏《报告》，经多方搜索、认定，洵为孤本。2023年9月，该基金会在香港举办《家国情怀——宋庆龄生平展》，特将《报告》原物作为重点展出之珍贵历史文献，并且影印再版若干赠送给相关嘉宾。拙文即根据这份《报告》而写成。笔者一生以中医为业，虽年届耄耋，犹是文史新兵。感怀前贤功业，遂不揣谫陋，草撰此文，挂一漏万，在所难免，仍请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正!本文更得广东行政学院张求会教授帮助精心润色，谨此敬谢!
◎谢荣滚，陈君葆女婿，陈君葆著作主编，香港著名文化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