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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动的传统》

陈侃理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5月版,78.00元。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3年12月17日        版次:GA15    作者:刘铮

  当下的通俗历史读物,生产繁盛,然而其中优秀作品却非常稀少。绝大多数历史读物的作者不过如昔日的说书人一般,将历史简化成历史故事,他们可以围绕有名的历史事件、现象、时段或人物写出厚厚的一大本,但在这些书里往往没有丝毫史料方面的新突破,也往往谈不上有什么史识,通常只是把相关主题的历史事实重新加以排比讲述,并或多或少地混入些偏见和误解而已。可叹的是,大众接受并津津乐道的历史书,常常恰是这类几乎不合格的通俗读物,而它们销量的畸高也每令人们误以为那是些好作品。另一方面,大学、研究机构中的学者撰写的精纯著作,普通读者不了解,也不容易领会其精髓。因此,一部专门为渴求历史真知的普通读者及非历史专业的知识人编纂的历史论著就显得及时而珍贵了。陈侃理主编的《变动的传统》正适应了这种需要,它的编纂形式与旨趣很接近日本的《岩波讲座》一类介于通识与专业之间的学术普及著作,让活跃在学术前沿的研究者们用简明清通的语言将自己的成果介绍给更广的知识群体。这种分头写作、各擅胜场的形式可使新的学术理念或共识迅速在读者间流传开去,对学术知识的更新重塑和拨乱反正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

  《变动的传统》一书分为八章,每章由一位青年学者撰写,分别探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史的八个主题:祭祀、历法、灾异、佛教、华夷、正史、典志、谱学。从主题的设定就不难看出,编者、作者是非常重视从观念而非史实的角度把握中国史的,这也是该书展露新意的一个地方。陈侃理介绍说,“八位作者都生于20世纪八十年代,都曾受教于中国最早进行政治文化史研究的一代学者,都努力跃出传统政治史、制度史、思想史、科技史、宗教史、史学史的藩篱,寻求以新的视角观察、论述中国古代的种种惯习、心态,也都没有离开政治这个或显或隐的中心议题。”这样一种写作的追求在书中体现得相当充分:对史料和先行研究的充分掌握已不在话下,几位作者见解、裁断之精警、深刻才是最令人讶异赞佩的。

  例如,“灾异”一章的撰写者陈侃理曾接受“澎湃新闻”采访,他面对“中国古代灾异论能够制约皇权吗?”这样一个问题,给出的回答就十分精彩而又意味深长。他在书中写道:“当我们提出‘能否制约皇权’的问题时,显然带上了怀疑、否定皇权的现代预设,但晚清以前的士大夫却从未在皇帝制度以外设想过任何其他政体……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不同,‘天命’信仰终究没有发展出独立于世俗政体之外的宗教组织。君权得自天命,却并不仰赖教权代天授命。皇帝作为‘天子’,垄断着祭祀天的权力,控制着占测天的知识,因而也是灾异论理所应当的服务对象,并且不难掌握对灾异的最终解释权。由此看来,灾异论不是从外部制约皇权,而更应该理解为皇权政治体系内部的一项自我调节的工具。”(第139页)历史初学者读到这样的论述,也许一时领会不到其妙处,其实,它是由一条条大判断叠加而成:“晚清以前的士大夫却从未在皇帝制度以外设想过任何其他政体”是一条大判断,“天命信仰没有在中国发展出有独立性的宗教组织”又是一条大判断,“皇帝掌握着对天命、灾异的最终解释权”还是一条大判断,这些大的判断是那些胶着于细碎史实的一般学者难以得出的,更不用说,将它们加以交叠,相互作用,进一步得出圆融恰切的新结论了。像这样的精妙阐述,在《变动的传统》中哪怕不能说俯拾皆是,也是常让读者有惊喜了。

  陈志远撰写的“佛教”一章是书中最出色的章节之一。作者对文献的精熟已达第一流水平,超迈前辈学人,而其思辨力也极强。举例而言,作者讲晋末有关“沙门不敬王者”的论争,指出论辩双方事实上并不存在宗教信仰或政治立场的显著冲突,但他们关于宗教教义与世俗礼仪的冲突还是会进行反复辩难。作者写道:“这也显示了古代政治文化的复杂性:思想的分歧有可能与政治阵营的分裂重合,彼此激荡产生‘共振’效应;也有可能表现为同一阵营内部比较单纯的学理讨论,甚至可能敌对的阵营共享相同的理念,因而彼此争夺执行该理念的领导权。”(第161页)这一结论,其实已轶出一时一事,而具有普遍性的深刻意味。学者思虑之敏锐细腻于此可见一斑。

  在表达方面,该书的作者们有为广大读者书写的明确意识,有时会运用活泼生动的语言,让非专业读者更容易理解。比如胡鸿写“华夷之辨”的一章里,提到畿服制度的圈层结构,“五服”由内向外分别是甸服、侯服、宾服、要服、荒服。针对这一普通人会甚感陌生的古代制度,胡鸿写道:“对于他们(指蛮夷)的惩戒措施,也依次减轻,对于要服不贡的惩罚是‘让’,对于荒服不‘来王’的惩罚是‘告’,套用今日的外交术语,‘让’相当于‘强烈谴责’,‘告’则只不过是‘严正声明’而已了。”(第200页)这种表述是既允当又幽默的了。

  通观全书,这些青年学者的研究水平和研讨深度,无疑已超过了许多更有世俗声名的前辈们。普通人只有读这样的书,才可能获得有关中国历史既严谨又新鲜的认知。总之,无论在编撰的理念上,还是在论述的锐度上,《变动的传统》一书都为当代普及性的历史书写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板。我们衷心希望未来能有更多年轻有为的学者投身此类写作,为严肃的历史书写正名。 (刘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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