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谈
近日，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与经济政策合作中心发布的《烟草消费税改革暨烟草行业全产业链研究》显示，2020年一包卷烟加权平均的零售价格为18.69元，其中不含企业所得税和国企上缴利润的税收占比达48.4%，远低于世卫组织建议的75%水平。因此网络上也有相当多的意见指出，应当大幅提高烟草税，从而起到降低吸烟率的效果。
客观来看，中国目前的吸烟率有必要进一步降低。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所公布的数据，中国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在2018年是26.6%。而中国签署了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其中提出的要求是“到2030年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20%”。
看似只有6.6%的比例，但要实现并不容易。纵向来看，1984年的吸烟率是33.9%，也就是说近三十多年的时间也就降低了7%。而现在距离2030年不到10年了，最终能否达成目标仍未可知。
因此，有大量学者的意见是在现阶段不仅要提高烟草税，而且要大幅度提高，以起到抑制烟草消费的效果。这当然是个非常有效的办法，增加税收一定可以抑制消费，从市场赶走一大批价格敏感型消费者，这是基本的经济学原理。
而且烟草并非生活必需品，大幅提税不会对民生产生较大影响，因此烟草税也有“寓禁于征”的说法。大幅提高烟草税，已经被不少国家采用，一些欧洲国家甚至高达80%。
不过也有学者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增税起不到效果。他们给出的论据是2015年曾提高过烟草制品的消费税，提税的效用并没有维持太久，烟草消费量近些年依然在增加。
但这个说法忽略了其他因素，比如这些年居民收入同样在增长，提税的效果相当程度被收入增加抵消了。这也恰恰说明，当年提税的程度不够，以至于无法达到抑制烟草消费的效果。
当然，仅有高税率恐怕还不够，降低吸烟率也需要其他的辅助措施。比如采取更加严格的控烟条例。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是，2015年烟草提税提价，加上北京市实行《控制吸烟条例》，当时被称为“史上最严”。这两个作用相叠加，致使当年北京市烟草消费出现了一个拐点，销售量明显下降，并且连续四年都处于下降的趋势。
从现状看，类似规定也应该成为全国的统一操作，并不断增加执法力度，形成全国范围内对吸烟行为的有效规制，并形成一种共识性的控烟氛围。
此外，在烟草包装上，也可以出台更多细化规定。比如《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健康警示信息宜占烟草产品包装及标签主要可见面积的50%或以上，但不应少于30%。事实上目前不少卷烟产品还达不到这一要求，警示意味也不够显著。
对此，也不妨出台更严格的规定，增加健康警示的面积，或辅以有“刺激性”的图片，用于抑制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总之，控烟是大方向，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根据《中国吸烟危害健康报告2020》显示，烟草每年使我国100多万人失去生命，而且全球最新的研究证据也表明，与吸烟相关的癌症达到十几种。目前中国的控烟目标已经十分紧迫，不能再拖延了，此时更需要社会尽快形成统一意见，通过增税、立法、科普、教育等方式综合施策，将烟草消费降下来，尽可能地控制烟草的健康危害。 □易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