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授刘世勇和学生合影。
参与调研的研究团队部分成员。
为给国人诚信正名，十余名中国学者带领百名学生，完成了一场覆盖10个城市的复制实验。参与者中就有4位正在广东高校任教的大学老师。
时间回溯到2019年，国际顶级学术期刊《Science》发表了一项研究，通过收到丢失钱包后是否用电子邮件联系失主，衡量公民诚信水平，而中国公民诚信度在40个国家中垫底。为有力驳斥这一结论，百余名中国师生开始了一场长达4年的研究。今年7月，相关成果终于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论文指出，仅仅依赖“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衡量指标，低估了中国公民的诚信度。
近日，参与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教授刘世勇告诉南都、N视频记者，诚信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就像羽毛之于鸟。“作为学者，能够呵护我们国家的‘羽毛’，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形象，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他特别表示，广东这片热土以其刻在骨子的开拓、求真和创新精神，为学术研究孕育了更广阔的空间。
一次复制实验
开展丢失钱包实验，度量公民诚信度
2019年6月，《Science》发表了一篇题为《全球公民诚信度》的论文。该研究在全球40个国家开展了丢失钱包实验，让研究助理将“捡”到的钱包交给银行、邮局等公共机构的员工，随后通过对方是否通过电子邮件联系失主来度量公民诚信度。
论文图表显示，中国公民诚信度是40个国家中最低的。
“这一结论引起了全球多个国家学者和知情公民的愤慨和质疑，后来有很多学者，尤其中国学者，纷纷给《Science》杂志写信反映。”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刘世勇读完这篇论文后，同样感到愤慨且认为不可能，但也对这一研究产生了好奇，将论文翻来覆去读了许多遍。
“我当时就觉得肯定会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公民做一次复制实验。”刘世勇向南都记者回忆，彼时，因为自己没有太多这种大规模多点实验的经验，并未想过会成为参与复制实验的一员。
果然，论文发布不久，美国欧道明大学教授张琪发起了倡议，希望开展复制实验，立刻有国内大学教授响应。随后，刘世勇也接到了张琪的电话，并决定加入。
他介绍，为增加实验代表性，大家又根据研究要求，在多个城市寻找愿意参与此次研究的当地教授。“这样一个‘拉’一个，很快便集齐了15位愿意参与此次调研的学者。”南都记者注意到，这15人中，有4名正在广东高校任教的老师。
十余所学校的学者携手共进，这是一次不常见的大规模合作。
资金、人员、巨大的工作量……每一步都是难题，但“作为学者的使命感”让他们坚持下来。
“实际工作展开后，调研难度远远超出了我们初期想象，也不确定是否能得到想要的结果，其实大家心里都没有底。”刘世勇说，虽然过程中有过纠结，但大家有共同的坚持，于是慢慢调整状态，又变得激情满满。
学者们还自发招募了上百名有意愿参与调研的中外籍学生。刘世勇告诉南都记者，实验过程较为复杂，人员需求数量大、种类多，“其中要包括观察者、回访人员、数据处理人员等等，都只能依靠大家自行寻找”。
积跬步至千里
百余师生踏遍10个城市近500个点实验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2019年暑期，顶着烈日酷暑，百余名师生踏遍中国10个城市近500个点，开启了这场事关中国公民“诚信”的研究征途。
想要尽可能“复制”实验，相似的实验环境至关重要。刘世勇介绍，在原先的实验中，由外国研究助理假装将在路上“捡”到的钱包交给相关机构员工，作出简短说明后便离开现场。
于是，中国研究团队对照设置了相似的实验条件。例如，同样选择外国研究助理作为“捡”钱包者，并确定了相似的“还钱包”机构。
“确定研究机构后，还要保证实验尽快在全国同步完成。”刘世勇向南都记者解释，这是为了避免因城市之间关联密切，实验未完成的城市提前得知实验背景，影响实验真实性。
于是，相似的实验在全国的酒店、银行、快递点等近500家机构悄然开始。
刘世勇和他的博士生张薇薇负责组织在成都48家采样机构的实验开展，并参与了全国数据验证、论文撰写、修改、与院刊编辑通信等各项工作。
为了实验数据的准确性、完整性，研究团队从两个维度开展测评，在外国研究助理将“捡”到的钱包交给机构工作人员后，其中一组的中国观察员负责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向外国研究助理了解现场信息；第二组的中国观察员则伪装成“路人”暗中记录外国研究助理交还钱包的过程，并配有隐匿摄像头记录。
白天暗访实验，进入夜晚，张薇薇与研究助理们便拿着“热乎”的数据，再次复盘实验过程，着手数据比对、验证工作。几天后，观察员们又返回采样机构开展回访。
刘世勇回忆，2019年底，全国496家采样机构的数据全部收齐，另有4家机构因特殊原因未能完成实验从研究中删除。随后，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即复杂的数据处理分析。
“最终，所有的数据汇集到我的博士生张薇薇这边。”刘世勇感叹，这是让他感到十分自豪的学生，也是论文唯一一名学生作者。
实验开展时，张薇薇的孩子刚满月，但她没有放弃研究，挺住压力坚持下来。“最终数据的清理过程大概花费了张薇薇一年半的时间，这是非常耗时间的工作。”刘世勇告诉南都记者，参与研究的学生们身上有着一股子执着与拼劲，令他十分感动。
“有一晚，学生们加班加点到凌晨1时才回宿舍。想着学校宿舍已经关门了，薇薇就送学生们回去。”他回忆，当大家走到宿舍门口，发现当天没有参与实验的小组成员们竟然一直在门口等待。原来是成员们提前向阿姨说明情况，为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留门。
历经4年，跬步千里。
承载着百余名师生的付出，今年7月，这篇为中国公民“诚信”正名的论文，终于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
为国人诚信正名
钱包回收率表明中国公民诚信度明显高于原研究结论
“我们在中国场景下，成功复制了研究，并指出Cohn等学者（《全球公民诚信度》作者）的研究漏洞。”刘世勇说。
他向南都记者介绍，首先，新的研究同样发现，在钱包“有钱”条件下的“电子邮件回复率”明显高于“无钱”条件，“我们的研究在这一结论上和原研究几乎没有差别。”
在研究方向上，除了“电子邮件回复率”外，研究团队还增加了“钱包回收率”等相关指标，综合评估公民诚信。
研究结果表明，以“钱包回收率”作为衡量标准，中国公民的诚信程度明显高于最初的研究结论，而“电子邮件回复率”的结果则与原研究相似。
刘世勇指出，“这说明使用单一的、可能带有文化偏见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公民的诚信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仅仅依赖‘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衡量指标，可能低估其在中国的实际水平。”
为了解释结论的分歧，研究团队引入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研究维度，以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诚信表现方式的差异。
根据Cohn等学者数据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电子邮件回复率”与国家集体主义指数呈负相关，但“钱包回收率”与区域性集体主义指数呈正相关。
“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可能通过更加重视保管钱包、等待失主回来取表达诚信，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可能通过积极接近钱包的所有人来表达诚信，这就是文化维度的差异。”刘世勇解释道。
论文发表不久后，《Science》也为其发布短评。
这条短评中简述了此前研究情况以及新的研究发现，“这项实验仅仅依赖于通过电子邮件联系钱包失主的被实验者数量，作为诚信的指标，将中国列为公民诚信度最低的国家，这样的实验方法忽视了重要的文化差异，引发了争议和担忧。中国学者复制了这项实验，并将文化纳入测评维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导致了这一意外结论。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下，仅仅依赖电子邮件回复率评估公民诚信度，结果可能有失偏颇。”
“我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证明中国公民诚信度的研究中，真正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刘世勇告诉南都记者，这项研究有助于全球各国更加深入地理解中国。
他还分享了实验中的一个小插曲：在调研路上，学生不小心将重要的实验器材丢在地铁上，当时正值出行高峰，大家担心不已。等学生们着急万分地赶回地铁站，工作人员便立刻带他们找回了失物。
“诚实始终刻在我们的文化里，也许长期处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家没有感受到，实际上诚实的行为时时刻刻都可能出现在你面前。”刘世勇感叹道。
孜孜不倦的中国研究者
团队的科学精神成为在顶级期刊发文的重要原因
“顶级期刊是科研皇冠上的明珠，这项研究成果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大家激动得不得了。”刘世勇向南都记者解释，非院士能够在该期刊上发表论文非常难得，“我们是在系统里直投的，我们当中没有一个外国学者，也没有一个院士。”
与此同时，他也在思考，这篇研究为何能够在顶级期刊发布？“一种好奇心和求知欲的驱动”，是刘世勇给这个问题作出的答案。
在他看来，严谨且孜孜不倦的研究态度，以及由团队凝聚起来的强大理论支撑，都是此次研究背后的重要力量。
“它展现出了我们团队的科学精神，这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能够在顶级期刊上发表文章的一个重要原因。发表高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事情，需要有踏踏实实的态度，以及真正的全身心投入，尤其是要抛弃‘纯功利’思维。”
刘世勇坦言，诚信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就像羽毛之于鸟一样重要。“作为学者，能够呵护我们国家的‘羽毛’，维护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形象，我感到非常欣慰和自豪。”
这种诚信精神，也被刘世勇贯穿于在广东高校的教学中，“做研究，最重要的就是学术诚信。”
在教学中，他格外重视学生们的态度。他认为，学术意味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态度，与坚持不懈的毅力。“要把学术当成是自己最珍惜的事物，发自内心去喜欢和呵护，这非常重要。同时也要明白自己是否适合做研究，自身的兴趣与能力是否能在研究中得到匹配。”
作为一名广东教授，刘世勇感叹，广东这片热土以其刻在骨子的开拓和创新精神为学术研究孕育了更广阔的空间。“这些年大湾区对学术方面的重视，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种人才引进与科研投入的力度，也是吸引我来到这里的原因。”
声音
这一结论引起了全球多个国家学者和知情公民的愤慨和质疑，后来有很多学者，尤其中国学者，纷纷给《Science》杂志写信反映。我当时就觉得肯定会有人站出来，为中国公民做一次复制实验。
这说明使用单一的、可能带有文化偏见的指标，来衡量社会公民的诚信水平，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仅仅依赖“电子邮件回复率”作为衡量指标，可能低估其在中国的实际水平。
我们认为，集体主义文化可能通过更加重视保管钱包、等待失主回来取表达诚信，而个人主义文化则可能通过积极接近钱包的所有人来表达诚信，这就是文化维度的差异。
——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政府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刘世勇
《“出圈”广东人》系列报道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执行策划：王佳
统筹：南都记者 向雪妮
采写/视频：南都记者 敖银雪 彭雨欣 韦娟明 实习生 付冰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