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剧兼主演康春雷表示文艺片首要的目标是去找观众，他不觉得文艺片受众就一定是文艺青年。
《永安镇故事集》上映已两周，目前票房还没有突破300万大关(截至9月21日)。本来这是一部在戛纳国际电影节和平遥国际影展都屡获好评的影片，但在国内只获得如此少的关注度，未免有点反差。这次票房失利，除了与档期不佳有关，还与宣发方式的失策脱不开关系。
近期，文艺片宣发屡屡发生与观众期待错位的现象，不少非文艺片的目标受众，因为“误导性”的宣发进入了影院，最终期待落空而对文艺片报复性差评。近日，南都记者采访了本片编剧兼主演的康春雷，在采访过程中，他谈及了整个创作过程和创作理念，也对近期文艺片的受众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到底是要“面对观众还是背对观众”，这是所有试图拍摄文艺片的创作者必须考虑的问题。
01
不要沉浸在失败的愉悦感里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永安镇故事集》由你和魏书钧导演共同编剧，哪些桥段出自你的手笔?
康春雷:比如第一个故事里加入的吸奶段落，那是老魏(魏书钧)加上去的，他结过婚有孩子，间接经验比较丰富；而陈晨去她老同学家里那场戏是我加进去的，那场戏我一直不知道怎么写，就看了很多遍洪尚秀的《独自在夜晚的海边》。实际上，我们并不是他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而是聊完整体的架构之后，我用了两天时间梳理出来一个六十多场戏的分场，他再写一写。互相润色，互相激发，很难说具体某个段落是谁写的。
南都:现在我们看到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写了6年的剧本被推倒后，在开拍前很匆忙赶出来的，能否描述下当时的情景吗?
康春雷:这是我们到拍摄地之后出现的状况，我开始的剧本有一定的心理空间描写，它有一种心理真实，或者说有一种寓言性，跟写实是不一样的。老魏是一个比较注重写实的人，所以修改的过程就像电影里说的在给裤子打补丁，可是最后无论怎么打，这条裤子都不是一条完整的能够穿出去见人的裤子。这个过程我们每天都在房间里聊剧本，有点束手无策。拍摄的人是老魏，如果他都不相信这个故事，那怎么去操作呢?我们到了后期几乎就是聊一会儿就得下会儿象棋，有点想要逃避问题，但下几把还要回过头来面对，我能感觉到他应该也有点压力。
南都:当初创作了6年那个剧本，后续还可能使用吗?
康春雷:制片人已经把那个故事的版权还给了我，我现在正在写成小说，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目前还没有计划发布的时间，还在和出版社谈，故事是发生在2003年的小镇。
南都:你是一个靠自学成才的编剧，你想对那些跟你一样想当编剧的新人说点什么吗?
康春雷:我们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在对抗什么，然后在对抗失败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失败的愉悦感，我们会沉浸在失败里，因为失败会让你有一种痛苦的英雄主义情结。但我希望正在做编剧或者试图做编剧的朋友，能够摆脱这种沉浸在失败里的愉悦状态，要真的去做事，而且要把事情做出来。
02
我想演具有哲学意味的变态狂
南都:电影中那位也叫“春雷”的角色，有哪部分人设是你本色出演?哪部分人设与你不符?
康春雷:先说不符的，我觉得片子里那位编剧很执拗偏执。片子出来之后经常有人给我发私信，以为我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认为我很希望能够改变人的生活。但我常常觉得，这位编剧也许是另外一种形式的自大，他如果企图指导别人的生活，在文艺作品里还好，但这种理想主义是要警惕的，我在生活里不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还有，我不抽卷烟，也不是阿根廷球迷。
而比较相似的部分，我摘取了自己的一些经历，把这些经历赋予到人物身上，比如我确实像电影里那位编剧写过很多剧本，最后就不了了之了。我确实也很喜欢契诃夫和摇滚乐。这些是我的部分个人经历作为材料进入人物，而不是作为形象进入人物。
南都:第三个故事里，互相不对付的导演跟编剧分别喜欢嘻哈和摇滚，这是不是你们的调侃，觉得喜欢摇滚的跟喜欢嘻哈玩不到一块?
康春雷:滚圈和哈圈互不对付，当时好像这 个现象不太显著。有些嘻哈音乐的词写的就是自己吹牛，要不就是有钱，要不就是有别墅。我跟老魏开玩笑聊过一次，说嘻哈音乐怎么就天天给自己吹牛，摇滚乐听众可能是生活不如意的人，有些悲愤的人可能会更喜欢摇滚乐。对我们来说，这些东西也还是材料，这种特别表面的现象并不值得煞有其事地去书写。电影里的摇滚和嘻哈像两件衣服一样穿在这两个人物身上，有助于塑造这两个人物形象。
南都:你扮演的角色有大段专业化的对白，你一气呵成的演绎非常自然，当初写下这么多非生活化的对白时，有没担心表演时会让观众出戏?
康春雷:写剧本的时候没有决定是我演，所以写的时候没有考虑演的时候怎么办。至于出戏的问题，可能大家对影视行业的从业人员不是特别熟悉，一部分从业者私下里聊天就是这样的。这些对白对我们来说是写实的，我们只能保证写实性，我们没有办法再去考虑观众怎么理解，观众对电影行业是否有误解……我们没有办法顾及到，我们是以写实的方式在处理台词。
南都:你个人是否满意自己在电影中的演出?未来会不会在做编剧的同时，也试着多演戏?想演哪种角色?
康春雷:最初看前一两遍的时候就是尴尬，然后再看就觉得还挺满意的。可是你看到七遍、八遍乃至第十遍的时候，看太多遍后会看到好多瑕疵，发现好多当时能处理得更好的地方，所以过程是有变化的。
我蛮想演变态的，那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变态狂，我觉得特别有挑战性。我在《河边的错误》里确实演了一个有哲学意味的疯子，但是那个故事里对疯子的展现，我的表演空间可能没有那么大，好像还没有那么过瘾，所以我蛮想再过一次瘾。
03
到底要面对观众，还是背对观众?
南都:第三个故事里导演和编剧分别持有自己的创作观，你个人更倾向于哪个角色的观点?
康春雷:我觉得这两个人物实际上都有些偏执，现实中可能大家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处在某种中间的灰色的状态里。我认为导演和编剧两个人物都是两种形式的自大，导演就不用说了，我觉得这个角色是个虚无主义者，他不相信创作和生活直接能产生联系。可是像我刚才说的，编剧如果认为一部电影能改变人的生活的话，这也是某种形式的自大，我觉得是做不到的。我总提“他者”的概念，创作者能做的，就是让观众在电影里看到和自己形状、身份、阶级、地位和性别都完全不同的人的处境。如果观众看到了，在这个越来越坚硬的世界里，可能人的内心会变得柔软一点。这是我期待这部电影能做到的。
南都:电影里那句名台词“这是我们最接近电影的时刻”，你个人是怎么理解的?你有没经历过这种时刻?
康春雷:这是老魏先提的一句，在我们还没有写剧本的时候，好像是在影片的开幕仪式上，我又提了一遍。这句台词其实是调侃玩笑，作用在故事里你会觉得有点荒唐，包括他们说“一切为了华语电影”，还有制片人和导演的那场对峙的戏，他们正好拿了一兵一卒，就是最不起眼的工种。实际上，我们没有觉得这是很严肃说出来的台词。我们会觉得这是一种调侃，是一种讽刺。
在平遥国际电影展放映的时候，那是我第一次和观众坐在一起看这部电影，我当时觉得，真的像一颗小石子一样落入观众心里，然后又各自在观众的内心发酵，重新赋予意义。如果问我“最接近电影的时刻”，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时刻吧。
南都:写完这部电影的剧本后，你还有什么想表达的吗?
康春雷:我有非常多想表达的东西，我觉得我这辈子都表达不完。各种领域都有，我非常想写一部纯爱片，我前两天看《春光灿烂猪八戒》，非常感动。我的感动倒不是因为里面的情节，有一些情节已经非常落后了，但是我会被它的纯爱所打动。我记得戴锦华老师说过，为什么现在爱情片越来越少了，是因为爱情是属于浪漫主义领域的东西，大家的生活越来越匮乏，可能不太相信浪漫了。我如果能做一部爱情片的话，好像还能去表达浪漫主义的东西。
南都:近期文艺片宣发屡屡发生与观众期待错位的现象，不少不是那么喜欢文艺片的非目标受众，因为期待落空而对文艺片报复性差评，你是否担心目前文艺片宣发会招来反噬?
康春雷:我们的片子里一直在强调“我面对观众还是背对观众”，我觉得文艺片需要找到观众，现在的路径可能还没有那么的明晰，当我们的文艺片院线整体的再细化、受众的分化可能还没有做得很好的时候，我觉得文艺片首要的目标是去找观众，必须想办法去找到那一批观众。你说一部分可能不是那么喜欢文艺片的人看到片子会是什么感觉，我完全不会把观众划分为文艺片受众和非文艺片受众。我们把片子给我的姐姐、岳母看，她们都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她们平时是不看电影的，至少是不看文艺片。但她们看到片子也会被打动，所以我不觉得说文艺片受众就一定是文艺青年，得对文艺片特别熟悉的人才能看文艺片。当然每部片子都有它的受众的局限，但我不认为它是非得要用文艺片和非文艺片这样的划分。
采写:南都记者 刘益帆 实习生 段伊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