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天骥
九月份，是每年大、中、小学开学的季节。凡是附近有校园所在的道路上，车如流水马如龙，许多家长，特别是子女需要进校寄宿者，都会“打的”装载行李，送子女进入校门。那一片喜气洋洋的气象，让进入初秋的人间九月天，也显得特别的舒畅。
我是广州人，在1952年考进了中山大学。当年，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山大学，第二志愿是北京大学。记得高考统考时，语文科的作文题目是《一件小事》。结果，我被中大中文系录取了，按学校规定，当年是九月五号开学，所有新生，必须在这一周之前，入学注册。于是，在八月底的前两天，我第一次进入了中山大学。
我家在广州西关，当年，康乐园属广州的远郊，我从市区海珠南路，乘2路公交车，过了海珠桥，经过了“市二宫”，马路就是黄土公路了。路的两旁，全是农田或竹林，过了小港桥，路桥下面，真有一条小河，流经怡乐村，直通到珠江。那天，我只带了很少行李，装在一个可以手提的小藤箱上。因为家在广州市，每周的星期天，都可以回家，用不着一下子携带许多东西。
我在校门口下了车，只见学校四周没有围墙，却有一排排的小树或竹丛，绕着周围，便成为一道低矮的屏障。其实，附近居民，完全是可以攀爬进校的。我在学校门口下了车，进入南校门，校门不大，呈正方形。抬头一看，上方横柱，竟然写着“岭南大学”四个字。不过，我也明白，就在1952年，教育部实行高等学校院调整。在石牌的原中山大学，文科和理科两个学院，以及医学院，都迁到康乐园的岭南大学，和它的文科理科医科院系合并，组成新的中山大学。而原岭大的工科农科，则仍留在五山，和原来中大的工科农科合并，分别组成华南工学院和华南农学院。由于时间紧迫，任务繁杂，这就是新中大的南校门，依然写着“岭南大学”的原因。直到1953年，校门改建，才用仿毛体写上“中山大学”四个字。此是后话。
上午九点钟左右，我第一次进入校园，只见从南往北，是一条长长的校道。校道两边，各排着一行绿树，这些树，多是紫荆树，浓浓密密，形成一条长长的绿色走廊。校道东西两侧，亦即在紫荆树的前面，又种着两排大红花，花朵正灿烂开放，风过处，花枝招展，像是欢迎我这高兴地东张西望入学的新生。那时候，两校刚刚合并，一切还未安定，原岭大和原中大教工和学生，也正在忙着调整宿舍和整理图书、课室等复杂的事项，所以没法抽出人力安排接待新生的工作。但是，在校门口附近，已贴出了详细的新生入学指引。何况，当时全校学生，连新生在内，也只有3000多人，整个校园，安静得很，新生们完全可以按图索骥，根据指引注册入学。
说来有趣，我在进入中大的第一天，作为新生，没人接待，这是学校有史以来唯一的一次。此后几十年，康乐园的师生，都把迎接新生作为新学年中的首要任务，这也是让同学们锻炼工作能力的大好机会。所以，年年“迎新”工作，我们都搞得既热烈又亲切，让新同学进入康乐园，就感到进入了自己的家。到了1953年，我便作为师兄，还担任班里“迎新”工作的小组长，被派遣到白云路的火车站迎接新同学。
记得我在第一次迈入校园的时候，从校道上望过去，便看到约在300米远处的路中央，有一座耸着4个小塔楼房的背影，这就是“怀士堂”，形态庄重而优雅。我向着前面，边走边看，有点累了，又看到怀士堂的左后侧(其位置，即现在中山堂前面变为光秃秃水泥地的停车场)，有着几亩浓浓密密的蒲桃树。树身低矮，树枝上却结了黄黄的果子，这树丛，若从今天看去，应有100多年的树龄了。原岭大的师生，称这里为蒲桃园。我走到树荫下面，稍稍歇息。看到了树上挂着蒲桃，我在中学时代一向淘气顽皮的性格，便不由自主地冒了出来。那时，我忍不住爬上身边低矮的小树，摘下了一个蒲桃，然后跳回地面，也不管它成熟与否，张口便咬。谁知刚吃了一口，后面就有人把我叫住，那是一位中年的职工，他对我说:“在康乐园，攀树摘果，是触犯校规的，你是新来的学生吧?不能这样干!”当时，我手足无措，手里拿着的半个蒲桃，吃又不是，扔又不是。那位职工看到我这狼狈的样子，就带笑地说，“能吃吗?别浪费，以后不要这样。”我唯唯，这是我在进校第一天所犯的错误，尽管嘴巴上还带有一丝蒲桃味，但心里十分尴尬，这错误，也让我终身难忘。从此，几十年来，我再不敢毁坏校园里的一草一木。
离开了蒲桃园，稍往右转，便走到了怀士堂，向前望去，我眼晴一亮，原来堂前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草坪，它一直伸展到望不见的珠江边。那时，草坪上还未竖立起孙中山先生的塑像，更没有后来建立的“岭南堂”。只有远在前方的惺亭，矗立在草坪远处的中央。后来据师兄们介绍，怀士堂前面的草坪，叫“翻身广场”，隔着校道右侧黑石屋旁边的草坪，叫“学习广场”。两个草坪，实际上连成一片，显得无比的宽广。那一天，天气很好，眼前的草坪，似是微微泛起绿色的草光，让我的眼睛像刚被清水抹过那样舒爽，而心里却感到一阵温暖。“谁怜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连同“母校”一词，立即在我的脑海中涌现。
当时，新生注册的地点，设在中区右侧，亦即教学大楼后面一座两层的小房子里。我很快便办妥注册手续，领了饭票，便按指引，前往东区，到在“翘燊堂”对面临时安排新生的宿舍安顿。也很快，我和几位同是中文系的新生，交上朋友了。
午睡过后，我们几位新生，就约在一起，在校园里到处走走。那时，从东区走到大钟楼的那一条主要通道，路边内行小树，还未成长，疏疏落落。在广州，初秋的阳光，还是灼热的。我们走到当时用作图书馆，还只有两层的马丁堂，已经身上出汗了。那时，图书馆尚未开放，我们就在旁边的树荫下歇息。大家又合计了一下，如果无目的地到处乱跑，不是办法。有同学便提出，不如去拜访老师吧!大家都认为，这意见很好?但拜访谁呢?有人提出，拜访容庚教授吧!容老师是著名的古文学家，对他的大名，我们在中学时代，早就听说，大家自然一致赞成。但是，容老师的住宅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我便自告奋勇，由我担任开路先锋。按照广州人“路在口边”的做法，见人就问，竟然打听到容府就在西区幼儿院附近。有了幼儿院这个大目标，就好办了，到了那边再一打听，原来容府就在幼儿院对面的小路旁，那时叫西南区一号。
西南区一号，是一幢有两层别墅式的小楼房，外墙是由红色的砖砌成，屋顶是灰色的瓦。红和灰，这是原岭南大学的校色。屋前是一片草地，屋旁有几丛绿竹，优雅得很。我记得，当时参加拜访者，有缪锦安、梁中民、王乐天、我，还有一位同学(名字忘记了)一共五人。我是唯一的广州人，年纪又最小，便毫不客气地走在前面，按了按门边的门铃，不久，就有一位瘦小温文的老太太，走出门打开了门。我看到她的仪态，心知她一定是容师母，便告诉她，我们是中文系的新生，想来拜访容庚老师。她赶忙让我们进屋。我记得，一进门就是客厅，厅的中央，有一张圆圆的大桌子，容师母招呼我们围着圆桌坐下，然后走进客厅旁边的房子。一会儿，容老师就从里面走了出来，我们都赶紧站起。只见他全身上下，穿着白色的唐装，足蹬黑色的布鞋(广州人称这种鞋为“旱鞋”)。其实，从这一天开始，几十年来，我在校园里和在课室里，见到的容老师，总是这样的打扮，在冷天，就加披一件大衣。那时，他也在圆桌旁坐下，恰巧就坐在我的旁边。大家寒喧几句后，也向老师自报家门。轮到我时，我便称来自广州西关。记得当时容老师望了我一眼，笑着说:“原来你是西关仔!”不一会，容师母便捧出一大盘荔枝，放在桌上，容老师便招呼大家赶快趁着新鲜吃(当年，广州还有迟至八月下旬九月初成熟的荔枝，现在已经没有了)。
那时，我不懂礼貌，伸手拿来，剥开荔枝便吃，麻利得很。可是，在座中有两位来自中原地区的同学，从来未见过荔枝，却不知如何入手?正在发愣。容老师笑了，拍拍我的肩膊，用粤语对我说:“西关仔!你是本地人，别自己先吃，要先照顾北方同学!”这时，我有点狼狈了，赶紧告诉那两位同学，如何剥开荔枝的皮，撕去果肉上的膜，吐出果肉包着的核等等。容老师很随和，大家边吃边聊，很快就把一盘荔枝吃得精光。
我们边吃边聊，有同学便问容老师怎样做学问?他说话有点口吃，边笑边说:“我靠自学，靠猜。”我们不明白了，有人就问:怎能猜对?他指指身后一排排放满书的书架，又笑着回答:“靠查。”当时，我还懵懵然，后来慢慢才领悟，做学问，所谓“猜”，是要敢于思考，大胆怀疑。所谓“查”，是查阅资料，小心求证。容老师简单的回答，其实是告诉我们如何学习和敢于创新的过程，这和中大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思路，是一致的。
我顺着容老师和手指望过去，围着客厅四面的墙壁，全是书架，全放满书，连走上二楼扶梯的边墙，也一排排砌满了书。我刚从中学毕业，哪见过这样的场面?便问容老师:“二楼放书吗?”他回答“你可以上去看看。”当时，我真不知高低，竟然一个人大胆地走上了二楼。只见二楼四周，除厕所外，全排满了书。我吓了一跳，也知道要做好学问，要多读书，要认真读书。看了一会，我便下楼。同学们一看时间不早，起身告辞，容老师和师母把我们送出门口。
一路上，我们十分感慨，原来大学里赫赫有名的大学者，如此平易近人，对一窍不通的新生如此和蔼亲切。我看到了容老师丰富的藏书，听了他简单扼要的一段话，也领悟到进入大学后，必须勤奋学习。我又从下午吃荔枝，想到上午吃蒲桃的情景，也知道自己毕竟是大学生了，应该改正淘气和任性的脾性。
我们在返回东区宿舍时，路经“广寒宫”前边的荷花池。那时的荷花池，面积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广阔，却也种满了荷花。初秋时节，莲叶田田，荷花仍在开放，有些小荷，从叶底冒出枝头，也含苞待放。我立刻想起宋代杨万里的一句诗:“小荷才露尖尖角。”我们初进校园，也不就像这些小荷么?当清风徐来，荷花池泛起一阵幽香，让我感受到，从这新的一天起，我便有了母校，进入了幸福的家。
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进入“奔九”的年龄，在康乐园学习工作和生活了一辈子，经历过酸甜苦辣。但作为新生入学时，第一天进入康乐园的细节，记忆犹新。祝愿即将进入百年的母校，越办越好，成为真正的“南天一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