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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3年08月20日        版次:GA15    作者:陈平原

  作者陈平原在中山大学的本科毕业照(1981年)。陈平原,广东潮州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学者。

  《怀想中大(增订版)》,陈平原著,2022年,中山大学出版社。

  □ 陈平原

  自1978年3月10日傍晚走进位于广州海珠区的中大校园起,我就与大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先是念书——本科、硕士、博士;后是教书——讲师、副教授、教授。直到今天,45年过去了,依旧还在大学校园里打转、忙碌、营生。如此枯燥乏味的书斋生活,本没有什么可说的。可我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在上大学、教大学之外,还在读大学、写大学。

  “上大学”与“读大学”有差异吗?有的,这正是我的“独得之秘”。十多年前,我在东南大学等校做题为《阅读大学的六种方式》的专题演讲,整理成文,节本刊《解放日报》2009年2月9日,全本刊《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后收入我的《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增订版,2019)。其中有这么一大段:“‘上大学’很简单,那就是借贵校一方风水宝地,学我的专业知识,拿我的毕业证书,以便日后游走江湖,大显身手。‘读大学’不一样,比这复杂得多了——不仅在大学里念书,还将‘大学’作为一种教育形式、一种社会组织、一种文化精神,仔细地阅读、欣赏、品味、质疑。”

  若把大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加以品鉴与反省,牵涉的可就不仅仅是讲课的内容,还包括校史的建构、科系的划分、校园文化的经营,以及教授的人格魅力、学生的精神状态、传播知识的宗旨与手段等,都值得仔细推敲。如此一来,阅读、辨析、品鉴、研究“大学”,可就不是一件简单的活计了。

  这一选择,其实缘于我对现代中国文学、教育、学术、思想的独特理解。在《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修订版,2016)的“自序”中,我提及自己希望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而在《大学有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的代自叙《我的“大学研究”之路》中,我称争辩教育的得失,不专属于教育家和教育史家,而是每个知识分子都必须承担的权利与义务。我已出版的几本小书,大体上都是在实践这一诺言——即便不够专业,起码也是认真思考的产物。

  我撰写的有关中国大学历史、传说与精神的书籍,有综合论述,也有个案研究——后者尤其针对那些与我的求学或教学生涯密切相关的大学。虽长期扎根北大中文系,但多次应邀外出讲学,因而留下了若干美好的记忆与著述。比如2002年9月至2003年1月任教台湾大学,于是有了《晚清文学教室——从北大到台大》(梅家玲策划编辑,台北:麦田出版社,2005);2004年2月至6月赴巴黎法国东方语言文化学院讲学,于是有了法文版的《中国现代小说与文化七讲》(Angel Pino and Isabelle Rabut编译,Brill Academic Publishers,2015);至于2002—2016年受聘为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学者”特聘教授,每个学期前去做若干讲座,总共讲了五十讲,于是有了《讲台上的“学问”》(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2008年至2015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讲座教授(与北京大学合聘,每年一半时间在港),深度介入其教学与科研,感触颇深,于是撰写了《大学小言——我眼中的北大与港中大》(香港:三联书店,2014;北京:三联书店,2014)。前两种系根据讲课内容编译,只是机缘凑合;后两种兼及记录、整理与思考,与讲学机构的历史及现状关系更为密切。

  当然,要说“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还属我念书的中山大学,以及长期任教的北京大学。我不是校史专家,但为北大编过四种颇有影响的图书——《北大旧事》(与夏晓虹合编,北京:三联书店,1998;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8)、《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020)、《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018)、《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8)。但要说真正用心用力的与校史相关图书,我只完成了三种:第一是《老北大的故事》(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15),第二是《花开叶落中文系》(北京:三联书店,2013;增订版,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第三是《怀想中大》(广州:花城出版社,2014;增订版,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22)。以上三书,主要关注北大与中大两所大学,焦点是我熟悉的“中文系”,既涉及“繁花似锦”,也谈到“落英缤纷”。书中少有万字长文,大都是散文随笔,乃至即席发言,不够严密与完整,但温馨与惬意,也自有可取处。初版本《花开叶落中文系》中那五篇涉及中大校园及师长的,日后转入了增订版《怀想中大》,可见二书志趣相投,代码共享。

  这就说到《怀想中大》的写作因缘及出版情况。此书的刊行,缘于我中大导师吴宏聪先生的一句话——可惜吴老师没能看到我这粗疏的作业。这个故事,我在《怀想中大》初版代序中有所交代——北大百年校庆时,我刊行《老北大的故事》及《北大旧事》,对于当代中国的“大学论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记得上世纪末的某一天,我到康乐园拜谒,吴老语重心长地说:你要记得自己是从康乐园走出去的,将来有机会,也为中大写一本书。说着说着,口气逐渐变了,“可以”成了“必须”。当初我只是漫而应之,后来越想越有道理。不仅是古人常说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而且我确实是在中大完成了基本的学术训练以及精神蜕变。

  将近十年前,具体说来是2014年年初,我突发奇想:“今年十一月中大将迎来九十周年校庆,很想尽绵薄之力。昨天忽然想起,我写了好多与中大相关文章,可出一册小书”;“书名《怀想中大》,十万字,希望制成小32开精装本,配若干插图。这不是新写的专书,乃从我二十年间刊行的各种集子中抽出来的,目的是为母校祝寿”;“我在京出书,都拿版税;此书只求制作精美,可不要稿费,赠书50册。”我把这三段留言发给了中大老同学李思群,当时的想法是,若出版社有顾虑,我就自己出钱印。没想到小师妹、花城出版社社长詹秀敏听闻此事,马上大包大揽,说不仅要出,还要出好,且稿费一分不少。

  紧赶慢赶,这册精美的小书,花城版《怀想中大》,果然在2014年11月校庆前奉献给读者。书是杂凑的,算不上好,但其心可鉴。书出版后,赶紧自费购买一百册,赠送各位师友,反响还不错。这回临近母校一百周年庆典,我调整了思路,增加了十七篇新作,删去已入他集的《六位师长和一所大学——我所知道的西南联大》,并将此增订版交给了中山大学出版社。依旧还是随笔集,长长短短,略表心意而已。但此次不用我开口,先是中大校友总会主动邀约,后有中大出版社热情承接,说是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出一系列优秀校友作品。

  书名《怀想中大》,第二辑“我的大学”和第三辑“师友情谊”是题中应有之义;需要略为解说的是第一辑“时代记忆”和第四辑“校园文化”。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主要着眼点在1980年代的校园文化及精神氛围——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是有故事的,就看能不能讲好。其中《遥望八十年代》一文值得特别推荐,那是根据我在深圳读书论坛、华东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等所做类似演讲,综合整理成文,初刊《文艺争鸣》2018年第12期。其中说到:“至于因缘凑合,1980年代登上历史舞台的七七、七八级大学生,普遍有较大的表演空间,但其业绩也不该过分放大。这代人的成功,更多的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处  在那么好的‘出击’位置,是否将自家才华展现得淋漓尽致,言人人殊。三十年后回首往事,不仅仅是满足自己的怀旧感与虚荣心,应该更多几分历史责任与自我反省。‘1980年代’能否以比较健康的姿态进入历史,某种意义上,取决于我们这代人的视野、胸襟与见识。”不满足于纯粹的怀旧,希望带入历史感与思辨性,这样来谈论“我的大学我的中文系”,可能更有文化底蕴及学术价值。

  我的1980年代分为前后两截,前半是中大,后半在北大。南国书香节让我有机会公开怀想中大以及自己的青葱岁月,深感荣幸。可惜恰逢暑假,要不我会主动请缨,回母校与学弟学妹们谈谈“我的中大学缘”。

  2018年起,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先后举办了五期“传承——我的北大学缘”活动,邀请人文社科领域26位北大学人,分享他们与母校的缘分及奋斗故事。今年五月结集成书,在出版座谈会上,我提及谈“传承”当然本科生最合适,其与母校的感情也最为深厚。像我这样的博士生,进入燕园属于“带艺投师”,另具一种眼光和趣味。不过,我已答应九月中旬在第六期“传承——我的北大学缘”活动中,讲述自己的燕园故事。

  念及此,很想跟中大校方建议,多请老学生回来,讲述“我的中大学缘”。其实,类似的事情中大早就在做,记得2013年6月24日,我应邀在中大2013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上致辞,题为《“做大事”与“做大官”》,记得当时的校长许宁生听了很激动,把我的手都给握疼了。讲稿在2013年6月25日《南方都市报》刊出后,很多老校友(包括从政的与经商的)纷纷热情点赞。此文收入了本书第四辑“校园文化”。

  “校园文化”这一辑有几篇文章——如《校友与大学文化》《我为什么常回母校走走》《中大校魂》等,与我的另一个特殊身份有关,那就是中山大学北京校友会会长(第八届及第十届)有关。本是“官样文章”,但被我做得还有点意思。起码从一个特殊角度,体现了我对母校的感情,以及对中国大学命运的思考。

  对于无数上过大学或即将上大学的读者来说,如何讲述“校园生活”,或者追忆“大学往事”,是个很有吸引力的话题。如今借南国书香节创办30周年之机,邀请几位中大师友,谈论中大出版社刊行的《怀想中大》增订本,既是为母校即将到来的百周年庆典预热,也追怀我们早就消逝的青春,以及那个值得永远记忆的1980年代。

  几年前,我撰写《大学故事的魅力与陷阱——以北大、复旦、中大为中心》(初刊《书城》2016年第10期,收入《文学如何教育——人文视野下的文学教育》,东方出版社,2021),其中谈及如何“在文史夹缝中挥洒才华”,既涉及论述策略,也是一种自我警醒:“记得那些可脱口而出且很容易引来阵阵掌声的,也请记得那些被压抑、被遗忘或暂时说不出来的‘大学故事’。轻重缓急之间,到底该如何处置,取决于时代氛围,也取决于写作者的立场、趣味与智慧。”

  (2023南国书香节主会场系列活动之一“大学如何追忆——《怀想中大(增订版)》阅读分享会”,8月18日下午在广州琶洲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此乃作者在分享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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