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东西 本名田代琳。主要作品：长篇小说《耳光响亮》《后悔录》《篡改的命》。中篇小说《没有语言的生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多部作品改编为影视剧，部分作品翻译为英文、法文、瑞典文、俄文、韩文、越南文、德文、捷克文、丹麦文、日文、意大利文、希腊文出版或发表。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创作中心主任。
8月11日，第11届茅盾文学奖在京颁出，作家东西的长篇小说《回响》摘得茅奖桂冠，东西也成为首位桂籍获奖作家，实现了“文学桂军”茅盾文学奖零的突破。
《回响》2021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是东西继《耳光响亮》《后悔录》和《篡改的命》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根据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由著名导演冯小刚执导，宋佳、王阳等主演，于2023年3月16日至21日在爱奇艺迷雾剧场播出，曾引发观剧热潮。
在小说《回响》中，一桩凶杀案让女警察冉咚咚穷思竭虑，追查真相的她同时陷入了婚姻的迷局。小说展开了广阔的社会生活，在案件与情感的复杂缠绕中，揭开一个个人物的身份、人格、心理，直抵人性最真实幽深处……作品情节汹涌，逻辑严密。心灵与现实交互回响，善恶爱憎都有呼应。
2021年9月，南都记者对东西进行了专访。谈及这个以罪案为内核的长篇小说，东西说：“很多作家把案件写成了经典名著，司汤达的《红与黑》，马尔克斯的《一件事先张扬的谋杀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卡波特的《冷血》……他们通过罪案写人间百态，写社会现实的真相。”
访 谈
一条线接轨现实，一条线接轨家庭
南都：《回响》是您继《耳光响亮》《后悔录》和《篡改的命》之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前三部长篇的题目，“耳光““后悔”和“篡改”都可以看成小说的文眼，《回响》这部小说之所以取名“回响”，用意何在？
东西：《回响》这部小说的结构决定了我用这个名字。小说分奇数章和偶数章，一边是写案件，一边是写家庭，两者形成一种对比关系。当它们相互参照，会形成一种回声、呼应。
我在写小说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很多很多对应关系。比如徐山川的家庭和慕达夫家庭的对应关系，夏冰清的父母跟她的关系和慕达夫的父母跟他的关系，以及冉咚咚与原生家庭的关系，我觉得都是挺有意思的一种对比。
此外，这次我特别注重写心理活动，对人的心理进行挖掘。其实我们的心理活动都是现实的投射，它也会形成一种“回声”。如果我们要写一部心理小说，它其实就是现实的“回响”。
南都：《回响》很引人注目的一点是采用了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大坑案，一条线是刑警冉咚咚的婚姻纠葛。您为什么以这种结构方式铺展情节？
东西：首先一条是案件的线索，是直接触及现实的内容。另一条是家庭生活，更趋向于心理描写、情感探索。一条线接轨现实，一条线接轨家庭，它非常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一条线的可读性特别强，我也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愉快的源头，但是我又不想让这个小说变成一个仅仅是好读的小说，它还要有一些深层次的思考或者探究。因此另一条线上我尽量去挖掘内心。让那些对情感有探索，对现代婚姻家庭生活有思考的人，也愿意去阅读。
南都：《回响》里的“大坑案”本质上是一个买凶杀人案。这个案件为什么引起你的兴趣？
东西：写在《回响》里的案件是虚构的，但是买凶杀人、层层接力委托这种案件是有的。我之所以注意这个问题，是因为它具有特别强的荒诞感。
我们今天的很多东西都是在转包的。比如说工程，一层层外包，包到最后一层，做出来一个豆腐渣工程。但是假设你把一条生命拿来外包，这就非常地冷漠、非常地残酷。我也看到了很多我们今天对于责任的逃避，焦虑的转移，责任的转移。很多东西很有意味。这种转包方式是商业社会的普遍现象。商业社会的唯金钱至上的观念，对人性是一个考验。当有人把杀人当作生意来做，我们对人性是非常绝望的。这个时候，一个警察出现了，她要把这件事情追查到底，最后一定要把凶手找出来，甚至还要理出他们的心理动机，理出他们该负的道德责任。最后正义战胜邪恶。
感情比案件更加复杂
南都：您提到在写作之前看了许多心理学方面的著作，这些著作对写作有什么实际的帮助？
东西：以前写作，我们写一个人的行为反应的时候，可能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更深的东西。当你读了一些心理学的书籍以后，你会看得很深，会看到好几层。
很多人说冉咚咚这个人很偏执。如果一个男人碰到这样一个妻子，肯定会崩溃。如果你看过心理学的书你就会知道，她的找茬其实是在撒娇。她潜意识里其实是很爱这个男人的。同时，她的案件碰到那么大的压力，她没有释放的地方。她找谁释放？她找她最爱的人、最亲的人释放。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这个情感故事是反着写的。作为作者，我是看出了他们这种非常奇特的爱的。冉咚咚如果离开了慕达夫，她去跟谁发脾气？她去猜谁呀？每天就揪着你来猜，你到底出轨没有？这其实就是他们的一种交流方式。这个男人如果懂心理学，他不会讨厌她，会维护好她的情感，会看到她对自己穷追不舍的猜忌里是包含着爱的。这就是人的复杂。我自己作为作者来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的宽容度、我的理解度，都会提高：原来恨里面是有爱的，爱里面是有恨的。
南都：冉咚咚在探案的时候她会使用一些心理分析，比如第一次她看见徐太太，徐太太每说一句话，冉咚咚心里会分析她为什么这么说，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她说的话是这样，但实际情况可能是相反的。这也是心理学的运用吧。
东西：一般刑侦人员都是学过心理学的，她会把它用到办案的过程中。如果她不具备这种知识，要让嫌犯说出实情还是蛮难的。有了这种知识，她的办案经验会让她辨识出哪些是谎言，哪些是真言。她是有直觉的。
我强调冉咚咚的直觉意在说明，她有一个直觉是准的，有一个直觉不准。她对案件的直觉都很准，但她在情感这条线上的直觉都不准。因为她受到案件那条线的干扰。同时，情感不像案件那么简单，情感比案件还要复杂。
南都：心理描写其实是一个比较古典的写法，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里运用得很多。到现代主义以后，我们就不怎么说这个词儿了。
东西：特别是后现代小说以后，大家就觉得心理描写过时了。可是我为什么要重提心理描写？因为我们现在写小说，留给作家的写作空间已经不多了。故事也有电视节目在讲，心理探索也有心理咨询师在做，风景描写也有纪录片，甚至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短视频上看到。那么哪里是文字使劲的地方呢？
恰恰是看不见的地方。镜头无法触及的地方，恰恰是作家大有可为的地方。心理活动你拍得出来吗？拍不出来。只能用语言。我觉得这个地方恰恰是作家最有可为的地方。
乡村是我写作的原生背景
南都：请谈谈您的故乡广西天峨。在这么多年的写作中，故乡给您提供了什么滋养？
东西：早期我写了很多乡村小说。广西天峨这个地方风景特别美，但是又特别偏僻。那时候交通并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觉得那个地方太遥远，我想把它的美传递出去。所以我写作最早的冲动就是把我家乡这些真善美的东西，把乡村的美好的人心、故事、风景写出来，投稿发表。
后来我又看了很多乡土作家的作品，比如沈从文，比如鲁迅，那时候我也喜欢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哈代《德伯家的苔丝》《远离尘嚣》等等。乡村给我的滋养非常重要，主要是大自然的滋养。那种天地的宽广，植物的茂盛，群山的巍峨，夕阳西下时彩霞满天的美和伤感。大自然是能够刺激一个人写作的。我因此爱上了这个职业。
南都：您觉得广西作家的作品有什么共同的特质？
东西：我们广西有一个作家群体，比如凡一平、鬼子、田耳、朱山坡、李约热等等。人们说我们广西作家的崛起是一个边缘的崛起。不同的特点在于，它不是格式化的写作，它非常有陌生化的效果。有人甚至认为广西就是中国的拉丁美洲式的写作。南方气候热，想象力丰富，激情澎湃，张燕玲说“野气横生”，余华给我写了个评论说“生机勃勃”。
这十几年来，广西也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家。主要是因为广西作家对写作有敬畏，他写作不全是为了挣稿费。我们在边缘就是非常安静的写作，名利的干扰少一点，反而能够安下心来。
南都：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曾经说您是“真正的先锋作家”，在当下的文学场域里，您怎么理解“先锋”这个概念？
东西：真正的先锋是一种思想的先锋，是一种思考的前沿。任何形式的先锋都是可以模仿的，但是内容的先锋性、思想的先锋性是没法模仿的，是需要自己独创和坚持的。我被中国文学界称为新生代作家，就是先锋一代之后的这一波。我，毕飞宇、李洱、韩东，这一批作家的写作是受益于先锋小说的技法开掘的。但是先锋一代后来都回头向着传统在走，比如莫言现在大踏步地往民间走，余华的《活着》也好，《许三观卖血记》也好，他们都是在往后，退到现实层面。
而我们新生代从出道开始就一直关注现实，我们讲好世俗的故事，写好社会的生活。我们在写的过程中一直坚持，但是我们这种写作很危险，就是怕丧失先锋性。我们有自我的警惕和提醒。我觉得我还有先锋的精神在坚持着。每一次写作我总是想保留一些探索性的东西，比如结构的探索，语言上的探索，心理描写的探索，还有对现实写作角度的探索。
谢有顺可能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写作者，我不想重复自己，也不想重复别人。想创新，想找一点新的东西进来，可能这就是先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