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军在阿尔村支教时和孩子们合影。
刘继军支教时和朱垚麟(右)在一起。
朱垚麟抽空来成都带刘继军出门理发、刮胡子。
刘继军和学生在一起。
一辆被擦拭得锃亮的橘色山地自行车倚靠在墙角，车头挂着打包袋和帽子，车轮不见一点污迹。确诊渐冻症后，刘继军和这辆山地车一样，困在了30平方米的单间里。
2008年汶川地震，31岁的刘继军辞掉了中山市西区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稳定工作。而后只身前往四川买下这辆山地车奔赴汶川阿尔村，日复一日地穿过蜿蜒小道、如浪竹海，教孩子们识字、阅读。遭遇地震和丧父双重创伤、年仅10岁的朱垚麟，亲切地称他为“干爹”。支教结束后，刘继军在成都定居，今年3月确诊渐冻症。步履维艰，每天困在屋子里，刘继军最惦记的事是再回汶川看看。为了实现刘继军的心愿，近日，25岁的朱垚麟带他回到了汶川，背着他爬上层层台阶重游故地。
“他有时喊我‘爸爸’，我担不起这个责任，让他不要胡说，但他可能觉得我需要这样的称呼。”6月21日是世界渐冻人日，独身一人和病友住在成都的刘继军，向南都、N视频记者讲述了这段在汶川结下的特殊“父子”情缘。
患病之后
三月份确诊患渐冻症，“尝试学习与疼痛共处”
刘继军30平方米的家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靠枕和坐垫，和南都记者连线时，他躺在床上，将一个“7”字形腰垫放在胸口前支撑着手机。一个人独处时，他更喜欢坐在沙发上发呆，将背和腿垫高，身体呈U形能稍稍缓解疼痛。
沙发背后的书架上有哆啦A梦的手办、大熊猫明信片，还有他从各地淘来的杯子，以及堆叠在一起的药物。
“我去过很多城市，拉萨、乌鲁木齐、哈尔滨、银川、杭州、南京……曾经梦想骑行去西藏。”
倚靠在墙角的山地车是刘继军最宝贝的物件。他曾骑着它走遍汶川阿尔村的坎坷山路和成都的大街小巷。患病后，由于越来越难以控制刹车，山地车也就此闲置了。
2019年，他发现右手逐渐变得麻木，去年病情愈发严重，在成都一家骨科医院诊断为腕骨综合征。“医生说我的手腕里长了一个多余的东西，压迫到神经，需要做手术切除，否则手就废了。”直到手术拆线，他右手的病情依然没有好转，左手反而也出现了相同的症状。
今年起，刘继军由双手麻木演化为四肢僵硬，经常摔跤，手无法握笔写字，走路时两只脚产生烙铁似的疼痛，“两边膝盖像生锈了一样蹲不下去，即使蹲下去了也站不起来。”3月，他确诊患有渐冻症、二级残疾。
渐冻症又称为肌萎缩侧索硬化症、运动神经元病，因患者四肢肌肉进行性萎缩无力，最后无法活动，好像被冰冻住一样，因此叫作渐冻症。罹患渐冻症的患者又被称为“渐冻人”。
刘继军1977年出生于甘肃省甘谷县磐安镇的一个矿工家庭，“记忆最深刻的是，从小学入学到20岁上大学离开甘肃，冬天手脚都会长冻疮，每年复发，痛痒难忍。”疼痛从童年蔓延到青年，如今不惑之年的他正在亲历比冻疮更加难熬的渐冻症，“我正尝试学习与疼痛共处。”
电话里，他高兴地与南都记者分享:“我重新学会了上厕所，起床后先踩到凳子上，手扶着柜子，一步一步挪到厕所去。”他还可以独自乘坐电梯下楼吃面，“虽然走路时腿很痛，但总比饿肚子好。”
过了一会儿，他又有些伤感，“再去远点的地方就要别人扶着了，现在我能免费坐地铁和公交车，可惜已经用不上了。”
人生转折
放下“铁饭碗”到汶川，教孩子们阅读和体育
1997年，刘继军考入中国人民警官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本他计划报读师范类院校，“填志愿时提前录取那栏空着，因为家里比较穷，公安又是‘铁饭碗’，我就填上去了，心想也轮不到我。”他身高1米7，体重只有98斤，为了通过体检，出门前还吃了一个4斤的西瓜，希望凑够100斤。
大学期间，刘继军体重涨到了120斤，擅长长跑，不再是那个因在酷暑下站军姿而晕倒的瘦弱学生。2001年，他被分配到广东省中山市西区烟洲派出所。“工作量最大的那天曾做过近20份笔录，都是手写，有的记了一页纸，有的记了七八页。笔录的重复性比较高，我一时找不到工作的意义，时常陷入焦虑和迷茫。”后来，他被调往分局刑警大队，工作了两年。
2008年汶川地震，改变了刘继军的人生轨迹。
“这辈子要不去做点什么吧，为了不让人生留遗憾，我选择辞职放下‘铁饭碗’。”然而，来到地震灾区后，他才发现体力根本比不上当地的农民，搬一整天石头都费劲，他再三思索，决定通过带领孩子阅读，为孩子疗伤。
2008年7月，31岁的刘继军带着满手水泡加入了深圳一家私募公益基金会，在深圳梧桐山下，带着来自汶川的近百个孩子异地复课，“孩子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惊恐的小鹿，只有朱垚麟例外，他眼里总是含有泪水。”年仅10岁的朱垚麟人生中第一次出远门，又放心不下患鼻咽癌的父亲，加上水土不服突然发起了高烧，刘继军的细心照顾让他产生了归属感。
2009年6月，刘继军和孩子们一同回到了汶川阿尔村，负责教阅读和体育。
阿尔村又被称为“云端之村”，羌语读作“阿扎窟”，意为秀丽神秘。这里天空湛蓝如洗，高山环抱、云雾缭绕，村子被茂密丛林包围，仿佛遗世独立。当地纯朴的民风让刘继军毕生难忘，“谁家里杀猪了，我肯定能分到第一筷肉。”
有一次，他在村里跟进学校重建工作，搬运舞蹈镜子上楼时，因过度劳累腿软跪在了楼梯上，被一截钢筋插入膝盖。尽管疼痛难忍，他还是轻轻把镜子放在地上才去检查伤口。“当时村里还没通公路，村民坚持要把我送到山下医院，不然伤口早就感染了。”
他们相互扶持，生活逐渐回到正轨。直到2010年，基金会终止了汶川项目，准备将刘继军安排到云南时被拒，“我的心全部献给了阿尔村，孩子们说我对他们有所帮助，已经足够了。”
亲如父子
支教时曾借住在男孩家，如今男孩背着他重返故地
四个月前被认定为二级残疾后，刘继军将患病的消息告诉了朱垚麟。
几天后，朱垚麟突然给他打了一通电话，电话一接通便大哭着说:“我已经失去了一位父亲了，为什么又要失去一位?”如今已经25岁的他想辞掉贵州的销售工作，来成都照顾刘继军，几年前母亲被落石砸伤导致腿部截肢被认定为四级伤残，“你这二级伤残该多严重啊!”
刘继军猜测朱垚麟这几天可能去查询渐冻症的资料，知晓了病情的严重，“他曾经说过他的梦想是让妈妈和我过上好日子。但我跟他说，我们维持师生关系就好，不想增加他的负担。”4月10日，朱垚麟还是抽空来了一趟成都，带他出门理发、刮胡子，这是他确诊后第一次理发。
每天困在屋子里，刘继军最惦记的事是再回汶川看看。
今年5月，朱垚麟带着他重返故地，首站前往“5·12”汶川特大地震映秀震中纪念馆。纪念馆建在半山坡上，刘继军每走一步，脚底都宛如针扎。“还是我背你吧。”朱垚麟二话不说蹲下，背起他稳步向前。
回到阿尔村时，当年崎岖不平、堆满碎石的山路早已被平整公路取代，曾被地震创伤的山体长出了茂密的丛林。“地震没发生之前，村民下山找不到能开车的路。”刘继军记得，当年骑着山地车拐弯时，差点刹不住车，险象环生。
在阿尔村支教时，因教师宿舍未建好，刘继军曾在朱垚麟家中借住过一段时间。2010年，朱垚麟的父亲因鼻咽癌去世，在人生的灰暗日子里，刘继军和他同睡一个被窝，给予他关怀与勇气。
读完高中要不要考大学?还是打工赚钱减轻母亲负担?每逢遇到人生重大抉择，朱垚麟都会给刘继军打电话征询意见，刘继军总是很耐心地给他分析利弊，鼓励他考大学。如今，朱垚麟在贵州遵义从事销售工作，月入过万，刘继军不希望自己成为他的羁绊，“我警告他不许辞职来成都照顾我。”
“他从小一直叫我‘干爹’，我骂他不准叫，我担不起这个责任，不能永远照顾他、安慰他。”刘继军有些难过，“他有时会含糊地叫一声‘爸爸’，我都听到了，让他不要胡说，但他可能觉得现在的我需要这个称呼。”
何以为家
与一位病友一起，互相帮助支撑生活
朱垚麟家的二楼可以眺望远处的雪山，这是刘继军最喜欢的风景，以前每天一起床便能看见它，一如既往、巍然屹立。
“有三四个人把我抬上去了，他们有事要去山里一趟。我尝试着独自下来的时候脚底钻心地疼，梯子是比较细的钢管，每走一步都很吃力，连带着每块骨头都疼。”
刘继军并未将病情告诉父母，只有弟弟、朱垚麟和几位好友知晓。在中国人民警官大学读书时，一位图书馆的老师经常资助他，两人至今仍保持着联系。73岁的老师见过大风大浪，也曾遇过两名渐冻症患者，安慰他，“最重要的是过好眼前。”老人因膝关节疾病无法前往成都，便悄悄给了他一笔钱。一位在成都工作的大学同学陪他去进行残疾鉴定，事后又发动同窗给他凑了1万多元。
在一家公益组织的介绍下，如今刘继军与一位病友一起生活。他提供住宿，后者偶尔做做饭。“因为知道健康可贵，他比正常人更热爱生活。我吃外卖容易胃酸呕吐，他居无定所，所以我们各取所需。”
刘继军告诉南都记者，随着病情的发展，渐冻人将从无法走路到无法说话，最终无法呼吸，最残忍的是一切都发生在神志清醒、思维清晰的情况下，“我不想拖累家人朋友，现在这样已是最好的选择”。
精神好些的时候，他会喝上一杯咖啡，再给父母打电话，假装很健康、快乐，谎称要出国开拓海外市场，为以后病情加重无法说话做铺垫。或者告诉弟弟，手头宽裕时帮他给父母打点生活费。
“我常常觉得自己这辈子就像一只乱飞的小鸟，如果不是家里的这几箱书，我也不会定居在成都。”这些年，刘继军习惯了到处漂泊，当过书店店员、在咖啡店打过工、做过连锁酒店店长培训生，也在家具卖场担任过安保主管。每逢搬家时却头疼不已，“这些书不见得多珍贵，但人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我一本都舍不得扔，所以决定定居在成都，给我的行李、书籍、山地车，还有我，找一个家。”
刘继军的父亲是一名煤矿工人，母亲是一名农村妇女。“我曾幻想过活到60多岁，领着退休金和父母一起生活，那该有多好?”
出品:南都即时
采写:南都记者 韦娟明 实习生 付冰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