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版图片来自近期五月天、刘若英、王源等演唱会现场。巨型玩具熊为刘若英演唱会上的舞台装置。
演唱会门票难抢和“黄牛”现象近期已超出演出领域本身，成为多次冲上热搜的全民话题。演出市场很火不难解释，但为何今年的门票这么难抢?“黄牛”成为公害为何屡禁不止?普通歌迷怎样才能够通过公开途径购买心仪的演出门票?一系列问题备受讨论。北京相关部门约谈演出商，抓捕非法倒票扰序人员20人；上海部分演唱会实行“强实名”，即进入演唱会现场需要人脸、身份证、票证三合一，可谓“重拳出击”。
4月26日，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演出市场管理规范演出市场秩序的通知》，第五条明确表示“督促演出举办单位、演出票务经营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营业性演出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这应该是有关部门第一次明确演唱会门票公售率。南都专访业内资深从业者，均表示2023年堪称国内重塑演出市场秩序的重要年份，也确实到了必须加强监管的时候。
01
“公售率不得低于70%”
今年“门票保卫战”的最集中火焰，还是由五月天北京鸟巢演唱会引起，双主题共计6场演唱会，超过30万人的规模本该是华语流行音乐演出市场的纪录，却因为门票难抢以及粉丝团票被临时取消酿成轩然大波，粉丝把炮火对向了演出方、票务平台和“黄牛”，各种口号连绵不绝，甚至有指演出主办方被有关部门约谈。
尽管五月天演唱会主办方华乐非凡在官方微博发文否认和“黄牛”勾结的传闻，但评论区几乎没有人相信——“作为与五月天合作16年的主办方，今年再次有幸合作，为响应北京市严打黄牛高价炒票的要求，在有关部门的严格监督下，我司将全部可售票分配至大麦/纷玩岛/猫眼三家官方授权票务平台公开销售”。
在评论区，获得高赞的聚集在“不可售的去哪儿了”，以及作为主办方并未真正向“黄牛”及其组织“宣战”。粉丝团票作为演唱会的“惯例”，本来是演出方要主动联系和保证的部分，突然取消的做法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而其他平台“黄牛”仍在高调出票，信息不对等不透明引发质疑都在情理之中。最关键的是演出门票怎样流向了“黄牛”手里，主办方和“黄牛”真的会互相勾结吗?为什么演唱会主办方甚至票务平台不被信任?
曾供职于某主流售票平台的何先生向南都透露，早些年的确存在“黄牛包票”现象，演唱会主办方作为商业组织追求利益最大化，会私下把部分门票加价卖给“黄牛”组织，而一些相对较难售卖的门票，也会直接和“黄牛”合作分担风险——比如头部艺人的演唱会，演出主办方以高出门票票面价格的金额转卖给“黄牛”组织，再由其分销，毕竟和票务平台合作还要被收取佣金；而一些腰部艺人相对难售卖的门票，和“黄牛”组织合作至少可以减少风险。
主办过多场大型体育场馆演唱会的陶先生接受南都采访时表示，在某种意义上，演出主办方和售票平台都是商业组织，与唱片公司或艺人经纪公司性质不同，演唱会都是短期行为并且风险较高，而售票平台每售出一张门票都要有10%左右的提成，因而真正上到售票平台的门票只是整场演唱会门票的一部分；而在早些年，部分演出商直接建设售票渠道，在广州前些年除了大麦、永乐之外，还有明星票务网、票王网、票量网、票巴网等，多是演出方自己所有，避免被抽成。
经过市场洗牌和疫情之后，很多售票平台倒闭，但演唱会门票公开销售渠道并不真正透明，很多人习惯去诸如大麦网购票，理所当然认为大麦网是销售全部或者大部分门票，但现实并非如此。而基于演唱会的特殊性，部分门票还会流向赞助商、公关、行政部门等，实际上公开销售的门票只是全部演唱会门票的一部分，甚至有可能是很小部分。香港媒体透露，即便是在红馆这样相对成熟的演出场馆，门票公售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只在30%左右。
本次“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的公售率标准，如果各地演出方真正能够做到，并得到有效监管，对粉丝和歌迷来说是源头上的保障。王源演唱会门票公售率日前公开，上海梅奔的大麦单场公售为9297张，广州宝能的大麦网初始开售可售门票为8730张，公售门票接近九成。信息相对透明公开，从“上游”杜绝门票流向“黄牛”，演出商陶先生表示认可这种做法，虽然演唱会本身是商业行为，但演出商也不想背负骂名，而也只有遵循规范才能站得更稳走得更远。
长期从事演出行业观察的资深媒体人杨先生表示，政策出台之后关键看怎样执行，即便以70%的最低额度，仍然会有不良主办方与“黄牛”合作的空间。早前因为主办方和歌迷的紧张关系造成了不信任，公售率更需要有效监管；另外粉丝团购票是否属于公售等存在模糊地带，粉丝团购中是否有“黄牛”潜伏以及“粉牛(靠偶像赚钱的粉丝)”同样需要甄别。
02
“强实名”是否真正可行
曾供职于主流售票平台的何先生分析，诸如五月天这种级别的演唱会，在监管强化之后，和“黄牛”私下勾结的情况基本不会存在，或者只是小部分个人行为。但为何在疫情前，演唱会门票都不会这么难抢，而现在除了五月天等“顶流”，大部分演唱会都一票难求，甚至音乐节、Livehouse都出现了票难抢的局面，莫非真的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牛”也在与时俱进，用上高科技黑科技抢票了吗?而让很多粉丝和歌迷不解的是，为何演唱会门票不能像火车票一样，实行“身份证+刷脸”的强实名?
早前梁静茹、刘若英等演唱会的上海站，就实行了强制实名制，但紧随而来的是“退票潮”，不允许退票和转赠的规定引发了争议，迫于压力，主办方开启了退票通道时段，保障了消费者权益，也给了没有抢到门票的歌迷二次购票的机会。但长期在售票平台工作的何先生认为，这种做法其实给售票平台以及演唱会主办方增加了工作强度；至于演唱会门票为何不能像火车票一样，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何先生就认为火车票是政府行为，要保障公平。演唱会门票是商业行为，主办方和售票平台都是商业组织，性质还是不同的。
目前“实名制购票+不可转赠+限时退票”的组合拳在上海等地试行，乐观的从业者认为此举和打击倒卖春运火车票的“黄牛”一样将实现亮剑狠打，但何先生、陶先生等从业者均存疑，认为只可能是在部分城市部分演唱会场次试行，短期内无法在全国范围普及。陶先生就说广州之前的康姆士演唱会、王源演唱会都有入场刷脸、持身份证入场的要求，但没有要求强制实名。
乐评人呆若木一认为，可参考台湾地区模式对加价售票行为从重处罚，通过修法向“黄牛”开刀，以超过票面金额或定价销售，按票券张数处以票面金额10至50倍罚款；使用机器或其他不正行为抢票者，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300万台币以下罚金。但此举仍不能杜绝私下交易，陶先生认为利益驱使是人性，而在国内票务销售并不是一体化概念，演唱会门票销售甚至不能做到像电影票一样公开透明，规范之路仍然任重道远。
而如果不是实名购票实名刷脸入场的“强实名”，还会出现各种奇葩的场面。何先生就分享说，之前有黄牛用借来的一批身份证抢票，转卖给没有抢到票的歌迷，歌迷通过并不属于自己的身份证和门票入场，结束后再把身份证还给黄牛；而无法正常转赠和退票，对观众来说也会带来诸多不便。此外，演出商陶先生也承认，一些演出是存在“饥饿营销”和“分阶段放票”的，在之前甚至存在过先锁住低价位和高价位门票售卖中价位门票的现象，因为低价位门票面向学生，高价位门票面对忠实粉丝，中价位门票最难销售；而票量紧张的标识也确实能刺激售票，这些“猫腻”都需要监管。
关于演唱会门票一些大误区
·售票平台销售全部门票?
实际情况是各家平台相加都不是全部门票，即便以“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70%”为标准也只是部分门票，其余会存在置换票、公关票、工作票等。
·买不到票找艺人团队?
演唱会通常分主办方和承办方，门票和艺人经纪公司或团队基本没有直接关系，甚至部分剧院类演出艺人团队也需要向主办方买票。一场演唱会能够落地关键是主办方和承办方，主办方总包，承办方具体执行。所以有时候买不到票找艺人团队也没用。
·1秒或几秒售罄?
一般售罄的可能只是单一平台的部分门票，并不是全部门票，在不规范的时期甚至会有主办方主动锁票，造成售罄假象，或者以售罄作为宣传卖点。主办方恶意锁票行为也应该引入监管机制。
·“黄牛”拿的是公关票?
在缺少监管的时候，“黄牛”会和有的主办方相互勾结，在票房理想的时候加价售出，在票房未够理想的时候分销多余的票。不过也会有公关票和工作票流入“黄牛”群体。
专题采写:南都记者 丁慧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