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锡铭
每次清明扫墓归来，我心中都油然萌生一种感慨。扫墓缅怀先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无疑要传承下去。然而待好每一位活着的亲人和恩人恐怕更为重要。乡中有句俚语:生前给一颗豆豉，胜过死后供一头金猪。
旧时，乡里祭祖是一件极为隆重的事。每到清明时节，从各地赶回来的族中男丁，一大早就在祠堂集结，他们迎着晨曦，抬着金猪，挑着元宝蜡烛，扛着鞭炮及各种祭品，浩浩荡荡地向祖坟进发，祖坟在本地的，路程最多三五里，祖坟在外地的还得穿州过岭，走上二三十里亦是常有的事。而穿州过海跨小桥，一路山光水色，燕舞莺啼，绿草如茵，流水如吟，也着实把青踏了一遍。
我的家乡地处珠江三角洲，属于河网与丘陵交织的地带，那时兴土葬，一般村中有人仙逝，后人会找个罗庚先生(风水佬)在山丘上找块风水宝地埋了，什么“左青龙右白虎”，什么“远眺有山水，背后有靠山，左右有交椅位”，噱头可多着呢。于是水土稍佳的山丘，随着岁月的推移，坟墓越来越密集。因为墓地都在山上因而乡里人把祭祖唤作“拜山”，亦有人说“行青”。这两种叫法也颇为传神，前者，因为墓都在山上，烧香拜祖仿如拜山。后者，一路踏着春色而行，无异于行青。这情景也着实有点壮观。
这些连绵起伏的山丘，虽有古木参天，清溪流韵，平日却是人烟稀少，一片沉寂，只有清明重九，才会蓦然沸腾起来，拜山的人潮一浪接着一浪，爆竹声此起彼伏，谷应山鸣，香火与岚影浑然一体，在山际间缭绕飘荡，若是碰上绵绵细雨，更显烟雨凄迷。拜祭后的黄昏，一抹斜阳在雨后的林间洒下斑驳的光影，映照着漫山遍野丢弃的供果，散发着一种浓烈的沧桑意味。然而，此刻正是乞丐与流浪者活动的黄金时段，他们提着粮袋满山逡巡，那些鱼呀虾呀蟹呀之类的供品便是他们的盛宴佳肴。
拜奠的队伍回到村中祠堂，最热闹的场面是分金猪，它由族中长者主持，族中数位壮年挥刀，将烧猪劈成一块一块，男丁一人一份，这就是所谓:“太公分猪肉”。有些家中男孩尚幼，为了能分到这份猪肉，便由稍大的姐姐背上，真可谓是“三斤驮二斤”，哪怕要翻山越岭，她还是乐也陶陶地成行。若是男丁分不到一份，那是一桩很大剂的事，这意味着被族人踢出围，只有犯了族规的人，才会遭此惩罚。
祭祖可分大族祭和小族祭，大族就是同村同族，甚至不同村同族的，远朔五代之远，小族则是近三代的才聚在一起。我父亲三代单传，在族中属于很弱的一支，祭祖既没有那种浩浩荡荡的壮观，也没有那种抬金猪、放长鞭炮的奢华。虽是如此，每到清明重九，我们兄弟几人还是感到莫名的兴奋。那个年代学校是放假扫墓的，当时乡间流传一句俚话:“清明重九，先生唔走学仔走!”老爸是一个极其看重扫墓的人，一大早他便提前把一个个祖坟的杂草除干净，午饭后带我们兄弟三人，逐个逐个坟地奠拜，要转好几个山头呢。一路上风景是那么迷人，那满山满岭的古松杂树，飞翠流绿；那纵横交错的流溪，浅唱低吟；那满坡满沟的覆盘子、山棯，泛红吐紫，清香扑鼻。
这几座祖坟均遥对珠江口，这个时令江面上往往烟雨迷蒙，那屹立大海的岛屿，那追着流云的帆影，若隐若现，呈现一种朦胧美。若是雨后斜阳，则是彩霞满天，有时在海天相接处，还会出现一弯彩虹。每次行青，我们都受到大自然一种美的熏陶。其实老爸也说不清楚哪个坟葬的是哪位祖先，他记得最清楚是他自己的父母，拜祭时他在坟前摆上佳肴、果品、酒水，然后压上纸钱，插上香烛，神情庄重地敬香、洒酒，默默地跪拜、祈愿，那种认真、那种虔诚，我至今记忆犹新。
拜奠完毕他会在古松掩映、香火缭绕的坟前跟我们讲起祖辈的故事。祖父早年家中没田没地，手中也没技能，只身漂洋过海到安南(今称越南)谋生，在矿山开矿，在淘金坑淘金，在小食店洗“大银”，后来染上了鸦片烟瘾，害了一场大病回来不久便去世了。祖母伤心得哭瞎了眼睛，那年父亲才6岁，祖母是靠帮别人缝补衣服和舂米赚点钱，把父亲拉扯大的，因为祖母眼瞎缝补衣服时常被针刺得鲜血直流，每讲至此父亲的眼睛都闪着泪花。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姑妈不够8岁就卖到富裕人家当妹仔，辗转在香港、澳门、广州等地，后来在广州嫁了一个好人家，才跟老家联系上。父亲7岁便下田拾稻穗或提着篮子装点小食跟收割的人“兑禾桶谷”，在童年他从来没穿过鞋，有双木屐穿他便会高兴得跳起来。他从没读过书，8岁便在商店当伙计，每至商店打烊，便点起油灯请老伙计教他认字和打算盘，几年后居然能把算子打得啪啪响，算得又快又准呢，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农忙时也返家帮手，犁田耙田插秧都是一把好手，有次全乡插秧比赛他还夺了头筹，当然这是他年过半百的后话。
在二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初期，父亲终于与我姑妈联系上，去广州打了好多年的工。再后来得到姑妈的一些资助，父亲在土改前两年回乡办起席厂来，他既是席厂的管理者亦是染草技术工的姣姣者。我自小就佩服我老爸，他用勤劳和智慧撑起一个九口之家，也从那时候起在我的幼小心灵里便明白做人要知道感恩，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得靠自己努力磨出一身真本事来。
出省城广州读书与工作之后，虽然离故乡稍远了，我依然牵挂着清明节，只要能抽空我都会赶回去。那时候我老爸老妈还健在，一则趁这个机会看看两位老人家；二则看看故园的山山水水释放一腔乡愁；三则是我着实惦记着安息在村后山岗上的安伯。
说起来安伯与我们并没有血缘关系，却与我们家有割不断的情缘。安伯从小就是一个孤儿，年轻时便替一富庶人家打长工，东家为了控制他，诱他吸上了鸦片，弄得他一年到头为东家白干活，且中年还未过便患上帕金森症，东家见他没有力气再干重活，便一脚把他踹了出来。我父母很同情他，因为从祖父的身上，知道吸毒害人，就帮他戒了毒，还替他找了一份工作。不久后土地改革，村里组织了互助组，把一些孤寡老人都分到一些殷实人家里去，我爸是互助组的组长，当然不会袖手旁观，于是安伯成了我家中的一员。后来，互助组解散了，他仍留在我们家中，我们兄弟姐妹几人都把他当成伯父来尊敬，他亦把我们当作子侄般疼爱。有两件事令我终身难忘。
记得我7岁那年初夏的一个黄昏，放学后的我牵着一头大水牛在田埂上放牧。水牛不知何故受惊，突然撒起四蹄狂奔，来不及松脱手中缰绳的我，一下被拉得趴在地上，并像被拉雪橇一样，瞬间便被拖出十多米，我紧闭双目脑袋一片空白。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正在田中耙田的安伯见状，马上扔下牛鞭，一轮箭步扑到水牛前面，一把揪住牛的笼头，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动作，弄不好会让狂奔的牛连肚皮都踩破。他制服了发了癫一般的牛，一把将我从地上抱起。差点吓昏的我，此刻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他见我的下唇摔破，正在汩汩地流血，忙从口袋中掏出一包烟丝，往我的伤口一捂，然后从上衣撕下一块布，替我包扎起来。见我的血还在不断涌出，他慌了神，背着我向家中一溜猛跑，回到家中把我安放在一张宽板凳上。他一面捂住我的伤口，一面吩咐人叫医生来，在泪眼朦胧中，我看见他的脸部抽搐着，那种痛苦和关切的眼神我至今历历在目。我嘴唇上至今还有当年摔破留下的疤痕，这是我永生难忘的一个印记。
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正在长身体的我曾有7天没一粒米进肚的记录。咽的都是野菜和粗糠，还有芭蕉树的芯、杨树的嫩叶什么的。大个头的安伯也瘦了一圈。开头他自己动手织网，用楠竹架成一张虾搭，用竹篾织了一个鱼篓，到山坑到氹边到河涌去捕鱼捉虾，晚上还用手电筒去农田捉田鸡。后来打这主意的人多了，鱼虾田鸡都被捉绝了迹，他就老是坐在家门前的小竹椅上望着乡村后山的荒原发呆，过一段时间我看见他带着砍刀和锄头往后山跑，回来后身上划满一道道的血痕。我好生奇怪，偷偷尾随着他看个究竟，原来他在砍了一片簕竹林辟出一块荒地，那簕竹浑身长满又硬又锋利的竹刺，一划便是一道深深的血痕。他在村前村后垃圾堆挑了土，这是一种天然的有机肥，硬把这荒地变成了沃土，在上面种上了烟苗。为防止牲畜践踏，在园的四周种上了剑麻，这剑麻长得又高又大又密，浑身布满尖尖的刺，成了一圈坚固无比的篱笆墙。此后，他天天从村前的池塘挑水，爬近二里的上山小路，一担又一担地浇灌，烟苗绿油油地一天天往上长，他却一天天往下瘦，要知道在食不果腹的日子里，这可是一种高强度和高消耗的体力活啊!
空闲时，安伯把砍来的竹破成篾，然后再织成长方形的竹笪。到了收成季节，他摘下一块块两巴掌大的烟叶，夹在竹笪里放在天棚上晾晒。不到一星期，绿油油的烟叶变成黄澄澄的黄金叶，他取下来逐块逐块地剥去烟梗，每几张烟叶卷成一卷，在板凳上用磨得贼亮的菜刀切成烟丝。他切烟丝的动作，我可要特别留心观察，因为他患了帕金森病，握刀的手颤得厉害，我生怕他把压住烟叶的另一只手的手指切了，可他下刀时又稳又快又准，把烟丝切得如头发丝般细，这仅是他刀法的精湛么?不!那是意志和毅力使然。他把切好的烟丝用杜林纸包好，然后拿去镇上赶集，换回一些米碎和番薯。看见我们兄弟姐妹几人津津有味地喝着番薯粥，他叭哒叭哒地抽着用旧报纸卷着烟梗的“大喇叭”，清癯的脸上荡着一丝平日不易见到的微笑。是他，用他的血汗与爱心，让我们平安地度过饥荒之年啊!
我结婚之后分了家，安伯跟我一起过。1977年恢复高考，高中毕业已11年的我，跨过独木桥考进了大学，此时我已经30岁，已是三个孩子的爸爸。我在广州读大学时，他帮助我爱人支撑着一个家，毕业后我留在城里工作，本想把他与爱人小孩一块接来，他说不习惯城里的生活，要留在乡下跟我父母和弟弟一起过，我拗不过他只好作罢。每次回乡我都带上两条上等的香烟给他，每次接过香烟他总是絮叨:“花那么多钱买那么贵的烟做吔嘢?带两包烟丝就得啦!”他嘴是这样说，心里还是挺高兴的，看他那微微向上翘的嘴角便知道。我知道他看重的不是那上等香烟，而是那份剪不断品还甜的亲情和孝心。
他病危的时候，我刚好出国考察，据家里人说，他在弥留之际还叨念着我。没能赶上为他送终是我一生的遗憾一生的痛。
如今，珠江三角洲兴起了墓园，比起以前的坟地奢华了，气派了，集中了，但少了以前的那份野气、那份幽静、那份水清与山明。所以扫墓时兼踏青的那份闲逸、那份清爽、那份自然没有了。现在有钱的人多了，攀比之心重了，祭祖也摆起排场与阔气来，清明祭祖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不仅是烧猪越弄越大，鞭炮越放越长，烧冥币也越烧越多，而且还烧一大堆纸糊的手机、冰箱、信用卡、奔驰车、别墅甚至还有佣人、保镖什么的，弄得整个墓园火光冲天，烟雾腾腾，令扫墓之人心烦气燥。
我始终不忘在安伯墓前供上三支上等香烟，因为我知道他一生爱烟，哪怕是中年后患上帕金森症，也不肯放弃这种嗜好。我清晰地记起，他把粗粗的烟梗切成细细的“烟丝”的那种专注，用旧报纸把“烟丝”卷成一支支“大喇叭”的那种认真，把“大喇叭”一支支装进烟盒的那种惬意。我更忘不了的是，他抽“大喇叭”所蕴含的那种爱和恩情。这种爱和恩情我们十辈子也还不清啊!
每次清明扫墓归来，我心中都油然萌生一种感慨。扫墓缅怀先辈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无疑要传承下去。然而待好每一位活着的亲人和恩人恐怕更为重要。乡中有句俚语:生前给一颗豆豉，胜过死后供一头金猪。是的，生前对父母尽点孝心，让他们颐养天年，比死后为他们烧金山银山靓车别墅，不知要胜多少百倍，泉下毕竟是一个虚幻世界，哪怕是最奢华的供品，他们能享受得到么?倘若他们知道后人如此烧钱亦会感到浪费与心疼的，而让他们生前活好每一天那是最为实际的。
此外，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风雨，要踏过多少坎坷，又有多少人在我们艰难的时候授以援手，这援手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有力，多么的珍贵，正因为有这些援手我们才得以渡过一个个难关，受伤的心灵才得以抚平。当然，施恩者未必图报，有些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来，可是受人恩惠千年记，正所谓“滴水之恩，涌泉相报”，这也应该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吧?试问一个不珍惜亲情的人，他怎么懂得去爱别人?一个不懂感恩的人，他又如何懂得去爱集体、去爱民族、去爱国家?更遑论去报效它们了。倘若一个国家，每一个人都珍惜亲情，都懂得感恩，都懂得去爱每一个人，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少一份戾气，少一份罪恶，多一份和谐，多一份吉祥。
□卢锡铭，编审、作家，现居广州。出版有散文集《带走一盏渔火》《枕水听涛》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