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论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在提案中呼吁“重视一孩”，发钱奖励生娃不能只给二孩、三孩，一孩才是生育萎缩的主因。
她提出建议：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孩次差异，从全周期、全过程的视角设计生育支持政策措施，避免出现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的差异化递进式支持政策，着重改善家庭初次生育养育的过程体验，提高一孩家庭生育的获得感和再生育意愿。取消生育支持政策的户籍限制，将生育支持政策与户籍脱钩，保障流动人口享有与户籍人口同等的政策待遇。
近年来，多地都在探索发放育儿补助，比如杭州提出，自1月1日起，同一对夫妻生育二孩、三孩，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的家庭，拟向生育二孩的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的家庭一次性发放补助20000元。又如，山东济南提出，本市户籍按照生育政策于2023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二孩、三孩家庭，每孩每月发放600元育儿补贴。
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政策都排除了一孩家庭。这种政策思路不难猜测：反正你都要生第一个，既然如此，就没有必要把资源浪费在帮助生育第一个孩子的家庭上了。这种想法当然是错的——没有生育第一个孩子，就不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孩子。
生孩子不是一件做好计划就一定会实施的事，而是家庭依据情况变化，做出动态选择。根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监测调查，中国育龄群体平均理想子女数约为1.8，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左右，但实际生育水平大约只有1.1。这就意味着，本打算多生，最后并不会实际上去实施。这个差异，很多就是因为生育了一个孩子后，因为压力放弃了后续生育。
在全国层面，全国适龄人口的初婚年龄也在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到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了27.2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晚婚晚育的原因是现实生活的压力。
在独生子女政策下，晚婚与早婚，早生与晚育没有太大的差别，因为反正都只能生一个。但在三孩政策下，晚婚晚育必然意味着少生。当一对夫妻35岁生一个孩子后，他们很可能没有时间来生育二孩、三孩。
如何让年轻人更早地生育呢？答案很明显：那就是减轻他们生第一个孩子时的压力。实际上，家庭收入是逐步递增的，在生育第一个孩子的时候经济压力最大、居住条件最紧张。所以采取一系列政策，缓解年轻夫妻生育的经济压力、住房压力，让他们更早地生育第一个孩子，才能使二孩、三孩政策变得更有成效。
其实，不光对新增的孩子，对存量孩子也要发放补贴。
提振生育意愿，关键是改变错误的生育观、家庭观，将“多育”树立为幸福生活的及格标杆与象征，才是提升生育率的根本。当一个年轻人从大自己七八岁、十来岁的大姐大哥那里听到的、看到的皆是一地鸡毛的生活，他们就会望而生畏。所以，减轻已经生育家庭的养育负担，能转变社会观念，带动年轻人的生育行为。
更重要的是，任何补贴政策背后，都有政治伦理。生育是家庭和国家的大事，生育出来的是家庭的未来，祖国的花朵。所以，生育政策，不能太过于功利化。
“一孩不补、二孩少补、三孩多补”；“新增才补，存量不补”的差别化政策，是用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看待生育。归根到底，尊重人的价值理性，才是最好的刺激生育的办法。
□刘远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