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李淑萍 广州 教师
阿妈是土地的诗人，土地是花生的产床，而花生好像与生俱来是我的慰藉，在我人生的春天里播种、发芽。待到花生收获，阿妈喜欢晒咸干花生，给我塞几大袋。我晚上饿了吃几颗，想阿妈了吃几颗；从小就种的、看的、吃的花生，仿佛嵌进了身体的肌理，烙进记忆。
首先印刻在我脑皮层的序码不是关于花生的美食，而是初春时节，在诗画般的田畴上，人们撒播花生的画面。
不是法国大画家米勒画笔下的播种者：农夫身躯高大，阔步挥臂，播着种子；那图景也太过壮丽。我家自留地上没有男性形象，父亲永远缺席，偶尔从广州回来探家都是优哉游哉等吃的，而阿公、阿叔或阿舅都在自家地上忙碌。春天，我家的田里，只有阿妈。
阿妈抓着饱满的花生仁，躬下身子，庄重地把花生仁摁进泥土里，更像米勒画中的拾穗者，那样地谦卑。她的动作连贯，沉着有序，沿着新翻的一行行的花生垄地重复劳作，就像诗人写下大地的诗行。或许长时间的弯腰劳作已经使她感到劳累，稍作停顿，挥挥汗，继而再弯腰，再伸手，摁进土里。说她撒播，莫如说是丈量，精准地把花生投在等距的坑里，摁一下，掩土。背后灰蓝的天空缀满云霞，成为劳动者背影的底色，至今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那是属于阿妈一个人的土地，尽管那是我们一家四口分的(老妹小，没分到田地)。阿妈就像土地的主宰者，在希望的春天里，她按自己的喜好和意愿安排哪块地莳田插秧，哪块地点种花生、芝麻或黄豆。土地似乎懂得报恩，阿妈种的每一种农作物似乎都比别家高产。这一颗颗收获的花生，就像是阿妈怀胎十月的婴孩，颗粒饱满壮实。
花生收成之后，挑出颗粒大而饱满的少部分作为来年的种子；一部分，则榨成花生油，成为饭桌上香喷喷的配角，不可或缺。还有余下一小部分保存下来，收在一个瓦瓮里，将做成美食。
快过年了，阿妈迫不及待做起花生年货。炒香去衣捣碎的花生，像铁骨铮铮的主人，屈膝胶着红糖水、爆米花，压平冷却成一块块小巧紧致的炒米饼，被置于铝皮制火水罐内保存。往往还未待放进去，围观的猴精早已抢了一块放进嘴里嚼着，抚慰我们焦灼的味蕾。
阿妈手巧，也舍得，把花生米和产量不多的黑芝麻组合，做成芝麻花生糖。这也成了我家走亲戚的标志。阿妈挑着一担格箩，我们小孩扯着担子的棕绳亦步亦趋，从东家走到西家，从初二走完初六。上面放着的鸡腿快霉掉了，还一直留着，倒是芝麻花生糖都被统统收下。这么金贵的小吃，别家很难吃到。阿妈虽做得不多，却慷慨与大家分享，是不是也有炫耀的自豪感呢？
花生还是做艾粄馅料的灵魂。我们村做艾粄全用花生芝麻馅，不做别的花样。像做芝麻花生糖一样，把脱衣的花生肉和芝麻混在一起，用石磨研碎，和珍贵的红糖裹进青绿油亮的艾粄里，成了点亮清明前后的美味甜点。
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花生与糖，相依相伴不可分割，我收获了味蕾与精神上的双重慰藉，还有蛀牙。
花生的宿命源自于春天的播种。种花生，在儿童看来是一种游戏；大人，却对土地投以宗教般的感情。那种虔诚，超越了一般的田园劳作，而定格成我记忆中一幅人与土地、人与生存息息相关的伟大画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