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多地民政部门公布2022年度婚姻大数据。其中，各地初婚平均年龄基本接近30岁。
据悉，《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显示，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从2010年的24.89岁推迟到2020年的28.67岁，十年推迟近4岁。具体到2020年，我国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除了近5年江苏省结婚登记量呈逐年下降趋势以外，全省初婚年龄逐年增大；而河南省去年初婚平均年龄则较前年有所提前。
10年间全国平均初婚年龄推后近4岁
近年来，我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初婚年龄在推迟。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为764.3万对。这是自2003年以来，结婚人数首次低于800万对大关。
结婚登记数据包括初婚人数和再婚人数，相比再婚人数，初婚人数与出生人口的关系更为密切。根据国家统计局编著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22》，2021年我国初婚人数为1157.8万人，比上一年减少70.8万人。这也是多年来初婚人数首次跌破1200万人，为1985年（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1999年以来的历年统计年鉴中的数据得出）以来的新低。
分省份来看，广东初婚人数以98.74万人位居第一，河南以92.12万人位居第二。江苏、四川和山东分列三到五位。从历年数据看，2013年是我国初婚人数的最高峰，达到2385.96万人，也就是说，近8年来，我国初婚人数下降了51.5%。以广东省为例，根据《广东统计年鉴2022》，2010年广东初婚人数为1583025，2019年为1143482，2021年则为987392。
对比之下可以发现，广东初婚人数近两年下降13.67%，近11年下降37.6%。
此外，从官方通报的统计数据来看，各地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已是普遍趋势。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67岁，比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增加了3.78岁。也就是说，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63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3.95岁。
各地平均初婚年龄接近30岁
2月13日，江苏省民政厅发布2022年全省婚姻登记大数据。数据显示，2022年，江苏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1.04岁，其中男性31.68岁、女性30.4岁。按照类型分析：平均初婚年龄为27.49岁，其中男性28.19岁、女性26.74岁。
而2020、2021年的江苏省平均初婚年龄则分别为27.3岁、27.29岁。其中男性分别为27.99岁、28岁，女性分别为26.57岁、26.52岁。
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民政部门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全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男性29.9岁，女性28.8岁；2021年，全省初婚登记平均年龄为男性30.5岁，女性29.4岁。
“总体来看，与2021年相比，2022年的初婚人数有所下降，初婚登记平均年龄有所提前，男女都提前了半岁。”河南省民政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民政部婚姻登记大数据系统调整升级后，通过近两年有限的数据，直观体现的变化。具体到河南省内18市层面，已有多地平均初婚年龄突破30岁。
此外，浙江杭州、宁波，广西桂林等城市日前公布的平均初婚年龄也在30岁左右。
姐弟恋比例持续上升 超60岁男性领证人数多于女性
值得关注的是，常州市民政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结婚登记中，24岁以下女性3423人，男性1752人，该年龄段是男女结婚登记人数相差最悬殊的；其他年龄段结婚登记的都是男性多于女性，其中，30—34岁，男女性相差人数最多，男性4409人，女性3550人；男女结婚登记人数相差较大的还有60岁以上年龄段的，此年龄段中，男性为1199人，女性为666人。
据杭州市民政局，从结婚双方的年龄差来看，男方比女方大1至4岁依然是主流。2022年，男方年龄大于女方年龄的有28674人，占男性结婚总数43.9%；男女双方同龄的有11759对，占结婚登记总数的18%。
其中女方大男方1-4岁的有12612人，占女性结婚总数的19.31%。而往年同期发布的杭州婚姻登记数据显示：2020年、2021年分别是10827和11427对“姐弟恋”修成正果，走入婚姻。
声音
年轻人婚姻观改变、社会生育意愿走低，如何破题？生育友好社会需全社会给予女性更多、更有力的关心
去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低生育率和生育支持政策持续受到关注。日前，第三届中国人口与发展论坛在北京举行，来自政府、科研机构、院校等部门共同就当前人口均衡话题“把脉问诊”“寻药方”。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生协党组书记王培安认为，尽管近年国家大力提倡生育支持、老年友好、儿童友好，但还未统合到更高层次，尚未形成激励相容、导向清晰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他建议，中国在制定实施相关家庭政策时，既要汲取欧美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又要看到日韩等国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趋势，通过长期性、综合性、可持续的方式，创造有利于男女共担家庭责任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
“生育友好的社会首先是对女性友好的社会，女性是生育养育的重要力量，同时承担着工作家庭双重责任，需要全社会给予更多、更有力的关心。”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在会上提到。
现状
年青一代婚姻观正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明显
此次论坛以“优化人口发展战略 促进家庭建设”为主题。王培安在发言中称，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相互交织，呈现相互强化的趋势。
“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姻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他称。
首先，年青一代婚姻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
“家庭观念变化带来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重要因素。”王培安称，全国适龄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从20世纪80年代的22岁持续上升到了2020年的26.3岁，初育年龄推迟到27.2岁，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持续走低。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21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在我国生育保障水平还很低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婚姻观念的引导，生育水平的提升将异常艰难。”王培安称。
他还提到，西方“去家庭化”文化对中国家庭建设带来了重要影响，体现为大龄单身同居、丁克等非传统家庭不断增多。王培安认为，20世纪下半叶，随着西方个人主义、女权主义和物质主义的兴起，以婚姻家庭生育分离和低生育为特征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在欧洲国家陆续出现，并在新世纪经由全球化和互联网普及，广泛影响年青一代的婚姻观念，极大冲击了中国传统家庭文化。
与此同时，中国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起步较晚，无法弥补家庭功能的弱化，导致家庭压力明显加大。他特别提到，中国家庭福利政策在很长时期内主要表现为政府补贴的模式，重点放在失去家庭依靠的边缘群体上，如城市的“三无”对象和农村的“五保户”等，对普通家庭的支持非常有限。
“尽管国家在大力提倡生育支持、老年友好、儿童友好，但还未统合到更高层次，形成激励相容、导向清晰的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和执行能力。”王培安称。
生育友好
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从三级预防、四道关口做起
“三孩”时代到来后，与其相配套的生育支持措施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南都记者注意到，多位长期从事人口工作的政府官员在会上共议“如何建设生育友好社会”。
“当前，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女性对于职业发展的担忧等成为制约家庭生育的重要因素。”国家卫健委人口家庭司监察专员杜希学提到，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他表示，这给政策体系的建立指明了目标，降低“三育”成本是相关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他称，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也意味着人口工作的重大转变，要针对新形势、新任务积极转变此前的工作思路，坚决破除长期以来限制生育的思想观念、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不断提升现代人口治理能力和水平。
杜希学表示，要努力提升生育水平，提高人口素质，优化生育养育综合服务，促进生育友好、儿童优先和家庭发展。
“生育友好的社会首先是对女性友好的社会，女性是生育养育的重要力量，同时承担着工作家庭的双重责任，所以需要全社会给予女性更多、更有力的关心和支持。”杜希学强调。
此外，近年来，政府部门围绕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多次部署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宋莉介绍，中国正以“三提升”“两促进”系列举措促进优生优育服务水平，从生育起点、婴幼儿健康着力，推进儿童健康全面发展。
她介绍，“三提升”即母婴安全行动提升计划、健康儿童行动提升计划和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两促进”即生殖健康促进行动和母乳喂养促进行动。
南都记者了解到，2021年我国孕产妇、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均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宋莉表示，出生缺陷是婴儿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医疗卫生事业投入，完善出生缺陷防治体系，从“生命起点”开始为儿童健康“把好关”。
“出生缺陷防治能力提升计划将进一步从三级预防、四道关口做起。”宋莉说，特别是在一级预防中进一步做好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在二级预防中着力提升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能力，在三级预防中加强新生儿疾病筛查和早期干预及康复服务能力提升。
他山之石
创造有利于男女共担家庭责任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
在生育支持政策方面，中国能否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王培安称，纵观发达国家，家庭福利制度呈现出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一方面部分欧美高福利国家过度强调国家福利责任，而侵蚀家庭内置的社会保障功能，不但不能有效地解决家庭贫困和低生育率的问题，而且还可能形成对国家的福利依赖，由此导致财政压力加大，难以为继。因此，高福利国家经过“去家庭化”以后，经济社会发展出现困境，现在这些国家又在倡导回归家庭。
另一方面，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日韩等国的人口和家庭变化趋势表明，仅有家庭福利和生育支持依然难以有效提升生育水平。
他解释称，因为这些政策并没有改变“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也没有很好地解决两性不平等的社会和家庭地位，没有显著减少职业女性承担家庭职责的压力，反而使她们不得不加倍投入工作，常常陷入工作与家庭两难之中。
因此，王培安建议，中国在制定实施相关家庭政策时，既要汲取欧美高福利国家的教训，又要看到日本和韩国的东亚文化圈国家存在的性别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趋势，要通过长期性、综合性、可持续的方式，创造有利于男女共担家庭责任和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环境。
采写：南都记者 王凡 王森 整合：南都记者 刘兰兰 第一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