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
孙康宜在其著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中，称陶渊明“重新发扬诗歌的抒情传统”，认为陶渊明以个人的声音，复活了古代的抒情诗，宣告一个多世纪以来文学界占统治地位的哲理玄言诗模式的终结。“江左篇制，溺乎玄风”，“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六朝初期，寡淡无味的玄言诗风曾经流行一时，陶渊明以其自然清新的抒情诗予以阻击，重新光大抒情诗传统，并引发了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次情感转向。
魏晋被誉为人的觉醒的时代。魏晋风度至今为人津津乐道。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高度评价魏晋风度。魏晋时期，战祸不断，疾疫流行，社会动荡，苦闷之士寻找生活答案和生命意义，灾难和人生短暂让人珍惜当下，反而促成了人的思考和觉醒。玄学与名教的争论，正是这一急促而焦虑的时代问题的显现，双方的对峙甚为激烈，社会秩序、家庭伦理和价值观念等都遭遇全面危机和冲突，嵇康被杀成为其标志。
玄学思辩性很强，玄谈玄理风靡一时，称为“清谈”，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魏晋玄学开启了观念革命，新的概念、命题，以及一系列抽象理论的探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情”的推崇。宗白华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对于这一点，我略有不同意见，我觉得情本身就是一种自然，这一点在陶渊明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也最彻底。冯友兰称魏晋风流的核心是“深情”，对宇宙人生皆“一往情深”，这种情，不只是对人，对万事万物皆有情，“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诗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样的故事，魏晋比比皆是；“情之所钟，正在我辈”，“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这样的话语，就是魏晋人常常挂在嘴上的话语。所以，李泽厚说魏晋是人的觉醒的时代。在急剧变化的时代，魏晋人意识到人生短促，情才是最真实的，最值得珍惜和眷恋的。
但玄学主要还是侧重观念解放，真正将之实践到底行动到底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是诗人陶渊明。魏晋玄学有观念的启蒙，诗歌创作上却停留在理论概念上，表现为玄言哲理诗，本身并不自然，以致被刘勰等批评为论疏注疏，甚至被极端者认为这些玄言诗毫无价值。正是在这个背景下，陶渊明脱颖而出，如一股清风，一扫枯涩昏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陶渊明被认为是真正的“自然诗人”，他观念上受到了玄学的影响，自认“质性自然”，行动上真正付诸实践，在诗歌中真正做到了情理兼备，以诗贯彻其精神追求。孙康宜称陶渊明重新发扬了抒情传统，而且，她颇有创见地对比研究，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偏重抒情，谢灵运的“山水诗”则偏重描写。也有论者称陶渊明是主观的、全身心的，谢灵运是客观的、局部的，一个重写意，一个则写实。
陶渊明的情感转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自然的热爱，主要是其田园诗；二是对于人世的深情，包括他的亲情友情甚至爱情；对于这两方面，他在情理上都全身心投入，有一种自觉性主动性。
孙康宜认为陶渊明的“田园诗”最重要的特征是抒情，一种扩大了的自我抒情，比如对田园的真心热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很满意自己居住的地方:“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对耕读生活的沉浸:“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对乡土的眷念:“山涤余霭，宇暧微霄。有风自南，翼彼新苗”；连风也是有情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陶渊明喜爱菊松兰柳:“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秋菊盈园”“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三径就荒，松菊犹存”“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珍异类，卓然见高枝”“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春风”“荣荣窗下兰，密密堂前柳”等；陶渊明对自然的真心热爱，所以才会有退隐之后的由衷感叹:“久在樊笼里，终得返自然”。
陶渊明对人情世情的抒写也比比皆是，写子女:“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弱女虽非男，慰情聊胜无”；写朋友:“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对邻人也是深情的:“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他挂念着人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眷眷往昔时，忆此断人肠”；陶渊明和友人唱和的诗歌不少，如《答庞参军》《酬丁柴桑》《于王抚军座送客一首》《和郭主簿》《与殷晋安别》《赠羊长史》《岁暮和张常侍》等，说明他是一个很看重朋友的人。
很有意思的是，一般人心目中的陶渊明，是一个冲淡恬然的形象，但他也有过强烈的爱情，有过激情澎湃的时候，这就是《闲情赋》里所展现的:“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裳而为带，束窈窕之纤身……/愿在发而为泽，刷玄鬓于颓肩……/愿在莞而为席，安弱体于三秋……/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愿在夜而为烛，照玉容于两楹……”，他写了“十愿”，表达的是愿随时随刻伴随爱人，亲近爱人，无论早晚；愿随时随地地侍奉爱人，依偎爱人，无论睡眠休憩还是弹琴外出。这样赤裸裸的表白，千古罕见，可谓胆大，肆无忌惮，这也应该归功于魏晋自由开放的价值观念。对爱人由衷的赞美，如此深情悱恻，其文辞何等华丽香艳，毕竟，谁都有过青春年少，有过爱欲缠绵，这也展示了一个真实的可亲可近的陶渊明。可想而知，《闲情赋》在历史上引起过一些批评，但苏东坡为之辩护，认为那些批评是“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陶渊明贵在“真”，“真”是陶渊明诗意的秘诀。此后，《闲情赋》被认为确立了一个有血有肉情感味浓的陶渊明形象。
陶渊明在乱世之中，自觉地选择，退回到情感、个体和家庭，他的“归去来兮”是个人的宣言，宣布他的决定与觉醒，他个人的觉醒就是一个时代的觉醒。
陶渊明以诗储情，也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我们经历的时代，也是一个巨变时代。上个世纪的语言学转向，是顺应时代数字化的变化，连黄仁宇都批评传统中国缺乏“数字化管理”；同时，也为程序化时代提供了哲学支撑，语言要被实证化、逻辑化和程序化，开启了后来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的道路，直至，走到计算机语言，走到今日的大数据时代，一切皆可纳入程序。更凶猛的还在后面，智能机器人历史性地登场了，还有人脑芯片、基因编辑造人等，不可知的未来正在到来，人类正再一次陷入生存危机、伦理危机和意义危机。
现在看来，“情感转向”就是对这一可能的可怕后果的反抗和阻止，就是早醒者的抵抗运动和共同行动。“情感转向”，是语言学转向之后又一重大事件。
情感是人最根本的本质，是人存在的证明。我们这个时代现在正在经历情感危机，人类变得倦怠。当下，一是世界巨变，未来不确定性增多；二是疫情困局，让人珍惜当下，只有情感的安慰能让人走出抑郁；三是智能机器人、人脑芯片和基因编辑造人的汹涌来袭，让人恐惧和抵抗。智能机器人能下棋，也能写诗，还能书法绘画，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只有情感才能证明人的存在。于是，人们开始反思，开始寻找真情。开始回到情感，退回到小的情感共同体，爱人、同学、朋友、家庭以及社区等，寻求爱的保护，避免伤害，构建心灵的家园。
诗歌是情感的储存器，人们可以通过诗歌，来缓冲压力，重新建立爱的联系，建构情感的共同体，建造心灵的保护区，重建人类的家园。因此，诗歌在“情感转向”中，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诗歌里开展情感的考古学，我们也可以以诗歌开启情感的探险史和开发史。借助诗歌，构建人类的情感共识，历史早就有过尝试，在春秋战国的乱局中，孔子编订《诗经》，提倡“诗教”，把诗歌作为基础和基本的教育方式。所以《毛诗序》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诗之大用，于此可见!
□ 李少君，诗人，《诗刊》主编。本文根据讲座整理修改而成，见报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