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秋，本文作者与王季思先生在广州华南植物园。 王小雷 摄
□黄仕忠
一
1986年9月23日。我到中大报到，正式跟随王季思先生和黄天骥老师攻读博士学位。同届同学还有南京大学教师郑尚宪和华东师大应届毕业生谢柏良。
一周后，国庆刚过，王先生赴山西临汾参加第二届古代戏曲学术研讨会，让我们也一起去。
这是一次有将近200人参加的学术会议，规模宏大。据说前一年在郑州开的第一届，也是名家荟萃，俊彦齐集，规模盛大。但之后再也没了第三届。季思先生是古代戏曲学会的会长，也是会上几位资深学者之一。下榻后，他把我们三个博士生召去，特意叮嘱:你们年轻人，要与年轻人交朋友，那是一生的朋友。
听从先生的话，在这次会议上，我们结交了一大帮“一生的朋友”: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分配去北京戏曲学院的卜键、《文学遗产》的李伊白、南京大学的周维培、南开大学的陆林、安徽大学的朱万曙、北京大学的李简、中华书局的马欣来，同时还熟悉了中大同门董上德，学弟陈维昭、钟蕴晴、云亮，在暨大读研的小师妹王小雷，华师的周国雄老师等等。20多年后，我在大木康教授那里看到会议合影，发现那次他也在!
会议期间，我们一同到《西厢记》故事发生地——蒲州普救寺，寻访当年那位多情才子跳墙的踪迹，像张生一样，久久伫立黄河渡口，领略那浊浪排空的九曲风涛。归途中，在西安的碑林里感受那剥蚀的时光，在华清池边，想像贵妃出浴、力士捧靴、李白挥毫的身姿。我们还登上了华山，在西岳之巅仰天长啸，笑指日出，听野老闲话沉香太子劈山救母的传说。真可谓同学少年，意气风发。
二
黄天骥老师当时是系主任，行政事务十分繁忙，甫见面，黄老师就轻松地开起了玩笑:“我的任务是把你们招进来。你们的学习，我就交给王老师了。”
我们这一届博士生，文理在内，全校才11个人，都是恢复高考后上的大学。有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好的资料条件，又有这么好的导师带领，我们简直是放开了步子撒野，个个踌躇满志。
上世纪80年代初，学术研究刚刚拨乱反正，回归正道，旧迹未尽，新途待拓，新观念、新方法纷至，我们在这个背景下打下了学术的基础，又个个力求走出自己的新路。尚宪从厦门大学考入南京大学，基础厚实，为人纯朴，其学谨守师训，老老实实地做着版本比勘研究；柏良从湖北师院考入华东师大，沾得海上风气，心高气雄，着力于构建自己的独特体系。我则谨奉老杭大“论考结合”的准则，力求将理论与实证融通。我之所为，正好介于两位师兄之间。三人秉性各异，风格不同，却可互济。两位导师经常是读到我们发表出来的文章，才给予评说的。他们微笑着颔首肯定，然后委婉地提出意见与建议。我们高高兴兴地接受了表扬的话语，却有意无意地漏过那些批评的词句。在那个神州复苏的上世纪80年代，一切都是那么美好，那么生机勃勃，年轻的我们，意气风发，睥睨四海。
当时不定期地会举行精心安排的“辅导课”(研讨课)。地点就在王先生家的客厅，时间是一个上午或下午。所有讨论课，先生都全程参与，并发表意见。有几次是王先生亲自主讲。
那时还没立起“研究团队”的旗帜，实际则已形成。参加研讨课的，中年一代有苏寰中、黄天骥、吴国钦三位老师，年轻教师有罗斯宁、欧阳光、师飚、康保成、董上德，学生则是我们三位博士生，有时也有硕士同学参加。那时外部学术交流很少，这个群体却能经常展开内部研讨，对我们三位初窥学术门径的博士生来说，等于是得到了一次次的集体辅导，因而大开眼界，收获良多。
研讨课每次都有一个主题，有时是精选的戏曲史问题，有时取学界新发表的论文，或由老师主讲，或由同学承当。研讨中所有人都是自由发言，直率表达自己的见解，或是不同看法。我不仅观察到师长们各自的个性、风格以及学养，还能体会到年龄和经历的不同而产生的“代际”差异，观察到各人在理论掌握与逻辑思考等方面的特色，内心也颇有跃跃欲试的冲动。
有两次研讨课，让我印象深刻。
一次是王季思先生主讲悲剧，他提出中国古代戏曲的特征是“悲喜相乘”，并作了系统阐释。我听了，有一种每个毛孔都被打开的感觉，几乎浑身发抖，一时浮想联翩，十分激动。课后我将其整理成文，题作《悲喜相乘——中国古典悲、喜剧的艺术特征和审美意蕴》，成为先生晚年最重要的论文之一。发表时，先生特意附言:“这是我的博士生黄仕忠根据我一次辅导课的讲授提纲和录音整理的。第四节里融入了他个人的一些见解。”我为先生整理的另一篇文章，先生也是特附一笔:“这是黄仕忠同学根据我的提纲和谈话撰写的。在某些段落还融进他自己的见解，不见拼凑痕迹，这是不容易的。”其实我在整理时有改动、调整，加了我的浅见，先生却不以为忤，附言肯定。
另一次是黄天骥老师主讲元代钟嗣成的《录鬼簿》。黄老师没有写提纲，即席开讲。切入的角度十分特别，仿佛打开了一扇新的门户，令人思绪万千，更有许多新的角度与新的可能在我脑海中活跃了起来。我的书写速度比较快，把主要内容记录下来了，课后安排新入学的博士生作整理，就把笔记给了他们，可惜最后却未能成文。多年之后，我说起此事，黄老师也说，那天忽然灵感触动，纷至沓来，许多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一下子冒出来，又全部贯通了；可惜事忙，后来这种灵感消失，就再也记不起来了。我觉得十分遗憾，不然，学界应能收获一篇出色的论文。
入学第二年(1987)夏天，黄老师组织在佛山西樵山举办《长生殿》讨论会，不要求与会学者提交论文，“只带头脑来就可”。事先安排尚宪和我撰写研究综述。我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认真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长生殿》的论文和著作，写出了三万多字的综述，印发给与会代表，也让我们对有关问题有了一个底。
会上的讨论精彩而激烈。每个问题，都引发不同的回应，引出更深入的思考，更激烈的争论。学者之间各执己见，互不相让，争得面红耳赤。也因为这样，很多细节，很多从来没有被关注的问题，被一一翻了出来，让人耳目一新。
我在记录时，也悄悄地观察着学者的个性。有的性急气盛，抢先发言，逻辑严密，言辞犀利，直入人心，例如南开大学的宁宗一教授；有的则是沉稳含蓄，到最后才发言，已经系统地梳理了前面的讨论，附以己见，给人条理清晰、滴水不漏的印象，例如华东师大的齐森华教授。
会后，我和尚宪根据录音记录成文字，编为《〈长生殿〉讨论集》，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季思先生认真准备了提纲，作了20多分钟的发言，会后他又审读记录，做了细致的补充。他说发言时口头表达跟不上思路，会有缺漏。这种认真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年之后，与会学者回忆起来，仍赞口不绝，称这才是真正的学术讨论会。
那时我们还在先生家里唱“堂会”，从昆曲、现代京剧到地方戏，众位师兄弟(妹)各显身手，连黄天骥老师也一展歌喉，演唱了粤剧，且有身段表演，让王先生十分开心。我也被推上场表演越剧《红楼梦》唱段，民乐专业出身的谢嫂子用二胡伴奏，这是我第一次随伴奏唱曲，一心想着配合，结果总慢半拍。尚宪小声对我说:你只管唱，她是有经验的，会随唱合乐。于是让我对演唱与伴奏的关系有了新的体悟。
三
博士3年，我们是在两位导师的关心与指导下，在一种亢奋的情绪中度过的。中大为博士生提供了单人间寝室，让我们不受干扰地安心学习，当时在全国也是独此一家。
入学时，每人都给发了一个经费本，每年800元经费，都归个人支配，只要符合财务制度，经过导师签字，就可以自由开支。所以1987年暑期，我为散心而有西北之行，前后历时43天，经西安、麦积山，兰州、甘南拉不愣寺，西宁、柴达木，转敦煌，再往乌鲁木齐，游历了北疆和南疆。在柴达木往敦煌的戈壁沙滩上，草色遥看近却无，感悟到生命的艰难和个人的渺小；在无边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北沿和劈开漫漫黄沙蜿蜒千余里的黑色公路上，体会到心胸被撕开的感受。正是这次游历，我忽然找到了生命的节律，将混沌复杂的思绪化为有序；而回到广州寝室，首先看到的却是先生嘱师母写给我的安慰的便笺……
多年后，尚宪为我的论文集作序时写道:
绿树掩映的“玉轮轩”里，我们无数次围坐在两位恩师身旁，聆听谆谆教诲。初夏时分，我们趴在宿舍窗口，用细竹竿勾取洁白的玉兰花，给远方的亲友寄去缕缕芳香；秋冬时节，漫步江堤，看着夕阳将珠江染成一派通红，然后踏着暮色回到斗室，黄卷青灯读到深夜。元旦晚会上，我们不敷粉墨就昂然登场，在哄堂大笑声中，串演了一出“歪批三国”。
然而更难忘的，还是三年中那无数次竟夕长谈:在书堆纵横的桌上挪出一小块空间，摆上一把缺了嘴的茶壶，两个锈迹斑斑的小茶杯，泡上一壶从家乡带来的大叶茶，然后就海阔天空地聊将起来。我们聊人生，聊理想，聊家乡趣闻，聊往日师友。常常一聊聊到深更半夜，茶壶里倒出来的水早已淡白无味，而我们的谈兴却越来越浓。一个个想法在神聊中产生，一篇篇文章在聊天后出笼。无论我还是他，每当有了一个新的想法或读书有所得，第一个念头就是找对方聊聊，切磋切磋；每篇文章脱稿后，总要让对方第一个过目，提提意见。有时候干脆合作撰写。这种学问商量之乐，是常人难以体会的。
前些天，尚宪问我:“有一次你穿着拖鞋去系办公室，被反映到黄天老师那里去了，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
我说:“记得。那时十分放飞自我，‘目中无人’，一头沉浸在自己的问题里，每天都在书堆里泡十来个小时。快中午了，才骑个单车，趿着拖鞋去系里看信，然后飞快返回，从来没留意别人会怎么看……那种‘与人无关’的感觉，仿佛就在眼前:骑着单车，穿行中大，哪怕知道遇见的人是谁，但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打过招呼，那就是不认识，对不?我不问候你，你也不用招呼我，大家都省事、省时间，多好!——于是飞驰而过，目不旁视，潇洒快活!”
我们很幸运，就是在这样神采飞扬的日子里，学习、生活、思考、成长，完成学业。
我在第二学年结束时，才确定以“负心婚变母题研究”作为博士论文选题。这是硕士时所作《琵琶记》研究为原点，往上追溯到《诗经》的《氓》《谷风》；往下则一直到1988年谌容《懒得离婚》，展开“文学社会学”的解读。这是受到王先生《从〈凤求凰〉到〈西厢记〉》《从〈昭君怨〉到〈汉宫秋〉》等论文的影响。这个选题背后有高考和知青返城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学术研究应当关注现实，也是先生一直强调的。
我们博士毕业时原定邀请北京、上海的学者来主持答辩，最后因故未成，临时改请本地学者。商议那日，先生老泪纵横，哽咽不能成声。此情此景，至今犹在眼前。
6月中旬，我们顺利通过答辩。不久，先生“自愿退休”，从此不再招收研究生。就这样，我们3年的博士生生活，以及我心飞扬的上世纪80年代，也从此落下了帷幕。
□黄仕忠，中山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