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陈嘉上
知名导演、香港电影金像奖董事局前任主席。出生于深圳，成长于香港。年少离乡的加拿大求学经历，让他对中国人的身份一直有着特殊的情结。进入电影行业后，他从道具场务做到导演，并与老师徐克等人成为最早一批“北上”的香港导演。
“我期待无须再区分‘港产片’‘合拍片’这样的概念，我们都是中国电影。”香港今年的初冬格外清爽，光影错落的土瓜湾办公室内，知名导演、香港电影金像奖董事局前任主席陈嘉上穿着标志性的简单白衬衫，在接受南方报业记者专访时，一如既往把对电影的热爱流淌在每个字节间，一如他近四十年沉浸的光影世界。
2003年《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的签订，为香港很多产业打开了更加广阔的空间。陈嘉上认为CEPA对香港电影的影响尤其如此，也为中国电影的整体水平提升提供了新的引擎。十年后的2013年，中国内地成为了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国产片票房前30名中，香港导演执导的影片占了14部，近半壁江山。
“可以说在当年香港电影工业最低潮的时候，是CEPA救了香港电影。”这十年里，陈嘉上在香港电影界首尝“头啖汤”，大胆起用内地演员纲担主演拍出了《画皮》《四大名捕》等系列“实验性”作品，叫好又叫座，成为香港与内地影人融合历程中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我们用十年的时间去创新、摸门道、磨合，”陈嘉上说，不管投资方案是什么，这就是中国电影，“没有什么比这个重要，它能有我们的态度，能向世界展现中国人的面貌，讲好我们的话语。”
早期香港导演北上并不是为了“发财”
记者：您拍《武状元苏乞儿》用了很多长城的镜头，有什么渊源？
陈嘉上：我第一次去北京的时候是1980年，那时就去看了长城，那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旅程之一。当时我跟爸爸去北京，他谈生意，我自己一个人四处走走。登上长城，我心里想国家这么好，为什么还不能强起来？我心里非常挣扎，但也从内地人身上看到希望。虽然当时的他们比较贫穷，城市文化也不发达，但非常朴素、非常善良。我爸爸问我去长城有什么感受，我当时就说，如果我有一天可以在北京终老就好了。这是我们文化的集中地，这里就代表着中国。
我拍《武状元苏乞儿》牵涉到各种宫廷元素，更加是非要到北京不可。那是我这个“番书仔”第一次执导古装片。当时我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其实很浅薄，也很担心拍不好。但我依然非常兴奋，因为终于可以回到内地拍戏。
记者：所以您对香港的回归是期待的？
陈嘉上：我从来都是期待的。1997年10月1日凌晨，我专门来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礼，要以中国人身份过第一个国庆。其实大部分早期北上发展的香港导演都不是为了“发财”，与很多早期北上发展的香港商人一样，是爱国的心驱使我们北上。
没有CEPA，香港电影工业会消失
记者：CEPA的签订，对当时香港电影行业意味着什么？
陈嘉上：早年香港电影拥有整个亚洲市场，但上世纪90年代经济不景气，加上周边地区电影行业的起飞，香港电影少了接近80%的市场。在香港电影工业最低潮的时候，CEPA给了我们开拓新市场的机会。所以我认为，没有CEPA，香港电影业就会变成各种散兵游勇，香港电影不一定会消失，但是电影工业会消失。没了电影工业，香港电影每年还能拍出多少戏？是CEPA救了我们。
记者：我们看到CEPA协议签订的十年后，中国内地成为了仅次于北美的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而不管是内地票房还是香港本土票房，以及在金像奖评选中，内地和香港的合拍片都占了差不多半壁江山。
陈嘉上：我觉得这十年最重要的是一种探索、创新和磨合，它在探索香港电影能否在两地都成功。其中，最大的起飞在2008年。那年我在内地拍了一部魔幻电影《画皮》。很多合拍片找内地演员只是为了满足CEPA的合拍片指标要求，不是因为角色需要。而《画皮》最重要的探索就是以内地演员担任主角。我在《画皮》用的几位内地演员，没有一个人当时的票房超过3000万元。我用他们就相当于找一群“票房毒药”来拍投资额高达5000万元的电影，很多人说我“是去送死”。但我相信，中国人不可能不喜欢看中国人拍的电影，中国人没理由不喜欢看中国演员，问题在于能不能拍好而已。
《画皮》的成功可以说是一场大意外，但却打开了新世界：帮我找到了两地合作的默契与欣喜，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其实电影业每次的大突破，都是一次元素的创新。
要有建立电影工业心态的人去做中国电影
记者：所以您特别注重突破和创新？
陈嘉上：其实应该说观众非常期待突破、创新。他们不会告诉你说下一部电影想看什么，正如大家都不看好《流浪地球》，但最后却成为爆款。
我整天强调我是做研发、做开发的，没有创新我就没意义。所谓的新，就是题材的新、制作方法的新、概念的新，包括投资方式的新、演员的新。虽然我不一定能成功，但我愿意去试。
比如，《画皮》的质感在当时的香港是无法拍摄出来的，周迅、陈坤等人的演出对我来说是震撼的，我也受到他们演出方法的刺激去打破以往的表达。可以说，《画皮》的拍摄经历和观众反应，是我放胆把整个人精力和工作重心转入内地的最大原因。
记者：您觉得2013年说得上是中国电影甚至是“合拍片”辉煌的一年吗？
陈嘉上：当时的成绩是漂亮的。但我会越来越云淡风轻地看所谓的港产片。香港是中国的一个城市。作为一个特区，香港可以做一些内地电影市场规则外、可以对外的不同类型的电影，仅仅是那么简单。所以，我很期待大家不再用“港产片”“合拍片”这样的概念来区分电影，这些都仅是不同的投资方案，对我来说都是中国电影。我们拍电影都是为了展现中国人的面貌，拥有我们的态度、我们的理念，没有什么比这个重要。
记者：现在又过了近10年，您感觉怎样？
陈嘉上：无论是硬件还是软件，中国电影工业的发展真的超快。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可以说走进了电影工业。但现在写“创新”这两个字很难。所有的投资人、网上平台都看重投资经验，即只能是成功过的人，投资人才不敢干涉他们。这种投资方式让拍电影变成资本的运作，并不是创作。我希望能够找多些人，用产业的理念去思考中国电影，用市场与观众的关系来思考中国电影，我们需要有建立电影工业心态的人去做中国电影，而不是用投资经验来扼杀它。
大湾区给予年轻电影人更多成功元素
记者：这两年我们看到您开始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城市拍一些电影，您觉得大湾区对于电影来说会意味着什么？
陈嘉上：有两个意义。粤港澳大湾区电影行业有很多年轻人，当他们还没有经验拍出可以跟世界分享的好电影时，可以多用些地域文化、语言的特点。比如《饭戏攻心》（内地名《还是觉得你最好》）就突出很多粤语的特点，也在内地获得成功。因为大湾区有8000万人口的市场让年轻人去尝试。另一个意义是资源丰富。香港电影资金、人才、概念等资源不够，外景选择有限，拍摄成本也高。现在融入大湾区，市场仍然对口，但资源丰富了很多，大家可以在降低成本的情况下做出更好的东西。
《暴风》也是一场“赌”，有些投资人不看好，很害怕失败。但我想让投资人看到这条路可行。广东、香港都有很多想做电影的年轻人，但是缺乏机会。我希望能够搞活这塘水，因为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
记者：您对香港电影发展有什么期许？
陈嘉上：我希望每样东西都多点，多几部《明日战记》《饭戏攻心》这样的新东西。因为只有百花齐放，才是观众最开心的时候。观众才可以每个星期到电影院，无论什么心情，都可以找到一部想看的电影。
这次从内地回香港给我一个最大的鼓舞，就是看到香港的年轻电影人已经找到自己的新路。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观众都是买单的。好的电影会让人有惊喜，但不要去重复，不要去追什么主流，而要多想这个社会想跟我们对话什么。这才是未来。
我相信，只要香港社会局面安定下来，大家平心静气往前走，香港电影没有理由上不来，观众没有理由不看我们自己的东西。
采写：南方日报记者 陈彧 南方网记者 陈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