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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清的11月院线，全国总票房仅3亿多，其中票房最高的是11月11日全国公映的电影《扫黑行动》，这是香港导演林德禄的新作，林德禄擅长反贪题材，7年间连续拍摄5部《反贪风暴》，由他执导的《扫黑行动》承受着观众的超高期待值，这部电影在创作上采取了“放大镜模式”，逐层放大一个具体受害者身上笼罩的黑恶阴影，从小人物角度讲述故事，找到了香港导演北上拍摄新主流电影的突破点。
于11月11日全国公映的电影《扫黑行动》，是香港导演林德禄的新作。在拍摄该片之前，林德禄从2014年到2021年，七年间，连续拍摄了五部《反贪风暴》，在反贪题材上，已经吃得很透。这次创作方向由反贪转移到扫黑，有着内外在逻辑的支持，使得林德禄拍摄扫黑题材顺理成章。《扫黑行动》长长的出品方名单，也意味着对这一题材的看好。
在《扫黑行动》上映之前，观众对该片有着较高的期待值。这种期待产生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十一档之后的一个多月以来，市场缺乏有足够吸引力的新片；二是现实中的某些真实案件触发了公众对“扫黑除恶”更为普遍的关注，尤其是对“保护伞”的处理，成为一个牵动人们评价安全感的一个指数。这两个因素，促使观众想要从《扫黑行动》中，找到对现实的呼应。
《扫黑行动》的故事起点，源于喧嚣一时的“校园贷”背后所隐藏的犯罪行为。公众所关注的暴力催收等非法手段，在政法系统的全力打击下，已经得到了有效遏止。所以影片开头女学生因为还不起利滚利的“校园贷”而被推下楼死亡的案例，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层次丰富的故事。对此《扫黑行动》在编剧层面所作的处理是，以“校园贷”为入口，逐渐推进到保险公司的“套路贷”、非法企业“保护伞”、黑恶势力“洗白”、境内外勾结“资金犯罪”等……
《扫黑行动》在创作上采取的是“放大镜模式”，逐层放大一个具体受害者身上所笼罩的黑恶阴影。但在放大的过程中，并没有失去焦点，公安局副局长杜于林作为“保护伞”的存在，虽然并不在叙事的主线上，但却一直保持“在场感”。故事通过15年前杜副局长所犯下的一个错误，找到了黑恶势力泛滥的一个关键症结——坏人的嚣张，是因为好人加入并提供了保护。对于一个好人为何沦为恶人保护伞的问题，《扫黑行动》其实还可以拿出更多篇幅，把当年《无间道》所提出的“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继续深入探讨下去。
扫黑题材能够直面“保护伞”问题，就不存在叙事的暧昧景象。其实，这一“强情节”所蕴含的复杂面纱，早已在港片中得以被完美挑开，无论是下级秉持正义拿上级“开刀”，还是当善恶分水岭横亘于上下级曾经的温情关系时双方真实的情感反应，都找到了创作层面的解决办法。《扫黑行动》也借用这一方法，在揭露“保护伞”违法行为的同时，也从人性的角度为人物形象注入了令人五味杂陈的情感。
香港导演北上之后拍摄的新主流电影，突破的关键点，往往在于擅长采取小人物的角度来讲述故事，并且对人性有着冷峻且不乏悲悯的观察与表达。《扫黑行动》值得关注的，除了刑侦支队副队长成锐这一中层力量所取得的正义胜利之外，还有反派们的日常生活与利益纠结。妻子周彤对于涉黑企业家丈夫安亦明的“反杀”，周彤与高校教授赵羡鱼的地下恋情以及他们的惊天计划，安亦明女儿对父亲与后妈违法行为的举报等，虽然不免带有一些港片家族影视剧的痕迹，但无形中也中和了扫黑题材的棱角感，使其更具现实性。
影片上映后引起了一些争议，包括配音时口型对不上、镜头剪辑不连贯、布景与调色方面简单等，这确实会对观众的注意力带来转移，在技术上的这些不足之处，无疑会影响影片的观感。如果影片能够在这些方面处理得更妥当，更注重情绪、气氛与意境的调配，《扫黑行动》会得到观众更多一点的支持。按道理讲，有着成熟拍摄经验的林德禄导演，不至于在技术上存在这些失误，但从片尾字幕提到的五次拍摄，以及公映时间滞后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可能该片在制作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影响到了整片的质量。希望这一遗憾，不在林德禄导演以及其他同类型影片那里重现。
撰文:韩浩月(作家、评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