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曾藏“緁伃妾趙”古印印纽及印文。
□黄仕忠
骤闻王贵忱先生于10月26日遽归道山，往事纷至沓来，回想起了因研究龚自珍与顾太清交往而与贵老结缘的过程，历历如在眼前。
2001年，我在日本东京大学看到一册用纸捻装订的抄本，书衣题“仙境情缘”，卷端作“桃园记”，下署“艸堂居士订谱，云槎外史填词”。这是一部四出的短剧，演西池金母侍女萼绿华(即梅花仙子)与南极长寿星座下白鹤童子相恋的故事，其间遭金母阻隔，后经观音大士说情，金母遂令二人下凡，“择个世族名门，成就良缘”。东大的汉籍目录著录了这个剧本，只是不知道这“云槎外史”究竟是谁。我经过检索，发现这是清代著名女词人顾太清的别号。
顾太清(1799-1877)，名春，字梅仙，号太清。本姓西林觉罗，别号云槎外史。八旗论词，有“男中成容若(纳兰性德)，女中太清春”之语。著有诗词集《天游阁集》，撰有小说《红楼梦影》，据我发现，她还是一位戏曲作家。
《桃园记》撰于道光十九年(1839)秋，正值丈夫奕绘去世周年，太清以两人早年的恋爱故事为蓝本，以仙境情缘故事，叙写二人婚恋受阻的曲折过程。
我记得《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还载有云槎外史的剧目，再查，果然找到了，题作《梅花引》，藏于河南省图书馆古籍部。我请学生仝婉澄代为访得。戏共六出，写章彩(字后素)在西山与幽居等候了二百年的梅精相认相会的故事。戏因章彩赠梅精《江城梅花引》词而得名，这词也收在奕绘《写春精舍词》和《南谷樵唱》中。奕绘，字子章，号太素，嘉庆二十年(1815)袭爵贝勒。是荣亲王永琪(《还珠格格》中的五阿哥)的孙子。他与太清同年出生，善诗词，工书画，通算学、拉丁文。曾任散秩大臣、正白旗汉军都统、镶红旗总族长等职，管理过两翼宗学、御书处、武英殿修书处、观象台的事务。道光十八年(1838)病故，年仅四十。《论语》中有“绘事后素”一语，所以章彩的原型就是奕绘；太仙号梅仙，“梅精”原是自寓。
两剧所叙，皆为婚前情爱，内容却未见欢悦，因为两人结缘，历经劫难。
顾太清在道光五年(1825)嫁入贝勒府，成为奕绘的侧福晋，那时她已二十七岁了。有人说这是因为旗人晚嫁，其实不然，内中颇有曲折。太清出自八旗镶蓝旗，祖父鄂昌，是鄂尔泰的侄子，官至甘肃巡抚，乾隆间因受胡中藻《坚磨生诗钞》文字狱牵连，被赐自尽。父亲鄂实峰，以罪人之后，游幕为生，后娶香山富察氏，置家于香山(今北京西山)，生一子二女，长女即太清。太清的堂姑西林氏是奕绘祖父永琪的福晋，太清与奕绘很早就认识。
太清其实在正常年龄就出嫁了，初嫁于付贡生某氏(与清末内务大臣耆龄为本家)，婚后不久，丈夫就去世了。制满后，太清被选入荣王府作奕绘姊妹的家庭教师，两人再度产生交集。观奕绘诗集，奕绘对太清的爱恋始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夏末，这年两人都是二十一岁。奕绘有《写春精舍词》，从集名到内容，都是写给顾春(西林春)的，其中许多篇章，便写于此时。
但按宗室祖制，贝勒爷纳侧室，可征女子于“包衣”家，而不得纳满洲显宦之女，也不得纳罪人之后。嘉庆二十五年(1820)上元时节，两人的恋情遭到奕绘母亲的坚决反对。“穿墉雀生角，滕口蝇污璧”(奕绘诗句)，导致两人关系被迫中断。奕绘大病一场，几乎不起。其母不得已而妥协。两人在道光四年(1824)定亲，太清冒用了荣王府二等护卫顾文星之女的身份，呈报宗人府备案(档案原件尚存)。婚后奕绘有词云:
此日天游阁里人，当年尝遍苦酸辛。定交犹记甲申春。 旷劫因缘成眷属，半生词赋损精神。相看俱是梦里身。
所以太清这两部自传性质的剧本，记录的便是“当年尝遍苦酸辛”的经历。
我将以上内容，写成文章，刊登于《文学遗产》2006年第6期。因这篇文章，让我与贵老有了共同感兴趣的话题。
我曾见贵老所写文章，谓观太清遗墨，其书法甚似定庵(龚自珍)。我知道他话里有话，因而在拜见时议及此事，遂引出贵老勃郁的兴致。他说他有材料，会有惊喜给我。
龚、顾之事，是由冒广生(1873-1959)最先披露的。他在1907年写了《读太素道人〈明善堂集〉，感顾太清遗事，辄书六绝句》，其第六首曰:
太平湖畔太平街，南谷春深葬夜来。
人是倾城姓倾国，丁香花发一低徊。
冒氏针对的是龚自珍《己亥(1839)杂诗》第209首:
空山徙倚倦游身，梦见城西阆苑春。
一骑传笺朱邸晚，临风递与缟衣人。
原注云:“忆宣武门内太平湖之丁香花一首。”
冒氏认为此诗为顾太清而作。冒氏之后，小说家曾朴又将故事写入《孽海花》，遂广为人知。并由此引发争议，后人称之为“丁香花案”。清末民初人孙静庵《栖霞阁野乘》亦载:定庵在道光十九年乞休。二十一年因暴疾殁于丹阳。外间传言。定庵在官京曹时，常为明善堂主人上客。主人之侧福晋西林太清春，慕其才，颇有暧昧之事。人谓定庵集中《游仙》诸诗，及词中《桂殿秋》《忆瑶姬》《梦玉人引》诸阕，惝恍迷离，实皆为此事发也。后稍为主人所觉，定庵急引疾归，而卒不免，盖主人阴遣客鸩之也。
定庵与太清确有交集。据文廷式(1856-1904)《琴风余谭》记载:“(太清)词集中，与阮文达(阮元)、龚定庵俱有唱和，锡尚书(锡珍)有摘钞本。”太清《天游阁集》今存，与阮元的唱和尚在，与龚生的唱和已无踪影。
1917年，明清史专家孟森写了《丁香花》一文，澄清其事。他的理由是龚诗作于己亥(1839)，而奕绘已于前一年去世，稗史所谓奕绘遣人寻仇，自然不能成立。但苏雪林觉得还不够保险，万一是在年轻时候发生的情事呢?所以再作考订，认为早年也不可能发生，因此就可以“救得太清”了。但其后好事者仍用小说家手法作演绎，其事至今仍隐约未明。
贵老听我所言，笑了笑，有些意味深长。他轻声说，他有一些资料，回头找出来给我。
贵老是辽宁铁岭人，少年时参军。后来南下广州，年轻时就喜收藏。一次在北京琉璃厂逛旧书店，偶遇周叔弢先生，周对这位穿军装的年轻人很是欣赏，建议他留意工作相关的文物，同时考虑近代文献。于是年轻的王贵忱以钱币和龚自珍著作为重点，有遇即收，几乎收罗了所有龚集印本，自称天下收得定庵版本最齐全者。顾太清祖籍辽宁，贵老对这位同乡女词人很是喜欢，故有讨论太清书法之文。
过了些天，贵老托人转给我一份资料，是两页复印件，上有四首诗及注，署“己已(1929)岁暮得此本漫题”。其第三首云:
摩挲汉玉并秦金，翠墨联翩集羽琌。
入手婕妤双凤印，拚飞妄念《白头吟》。
羽琌是定庵之馆名。诗原有注:“定庵曾为某邸西席，觊觎主人才姬，一时颇滋物议。得汉玉印事，见诗集中，多寓意之词。可约略指之。”这是从“江浙老辈”传下来的话语，也说明龚顾确有交集。但以往种种说法，关键之处，在于龚顾两人交往时间的判定。结合太清早年经历，并参考吴昌绶《定庵先生年谱》，我发现这个问题可以得到解答。
嘉庆二十四年(1819)春，自珍28岁，应恩科会试不售，留京师。因母在家，故未携眷属。(太清21岁，是年夏，奕绘有恋情诗作以赠)
嘉庆二十五年(1820)，会试仍下第，筮仕得内阁中书。(奕绘于年初被迫中止与太清交往)
道光元年(1821)，自珍在内阁充国史馆校对官；赋《小游仙词》十五首。(自珍30岁，太清23岁)
道光二年(1822)，应会试未第。是岁有蜚语受谗事，屡见于诗词。(太清24岁)
道光三年(1823)春，仍在都供职，会试未第。六月，刊定《无著词》《怀人馆词》《影事词》《小奢摩词》四种，共103首。七月，母段恭人卒，解职奔丧，奉梓还杭州。
道光四年(1824)甲申，自珍丁忧在籍。(太清26岁，是年与奕绘定亲。奕绘诗句有“定交犹记甲申春”)
道光五年(1825)，太清嫁入贝勒府，年27岁。十月，自珍服阕；十二月，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考定为赵飞燕故物，明春遍征题诗。
据上所列，那些“惝恍迷离”被认为是写给太清的诗词，其实都写于道光元年前后，然后被编入道光三年刊印的集子中。当时太清年21-23岁，尚未嫁入贝勒府；龚自珍亦在京师任职，其圈子或有交集，故而相互结识，互赠诗词，原属正常交往。道光三年后，定庵离京；道光四年，太清如愿与奕绘订婚，此身重新有了着落；道光五年正式嫁为侧室，从此安心相夫教子。奕绘对太清的感情确是真挚不移，太清嫁入五年后嫡妻去世，奕绘也未续娶，更未纳妾，太清“九年占尽专房宠”，决不会移情他想。
但多情而狂狷的龚自珍却很有可能念念不忘。当他结束丁忧时，太清已成了奕绘的侧福晋。道光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定庵购得汉玉印。据其自纪，曾梦人授以玉印，内孕朱痕一星，后数日，即获此印。映日视之，朱痕宛然如梦中者。考其字体，定为赵飞燕故物。定庵喜极，撰文赋律，并遍征题咏，并命所居为“宝燕楼”。其诗题作《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汉凤纽白玉印一枚，文曰“緁伃妾趙”，既为之说载文集中矣，喜极赋诗，为寰中倡，时丙戌上春也》，诗中注云“孝武钩弋夫人亦姓赵氏，而此印末一字为鸟篆，鸟之啄三，鸟之趾二，故知隐寓其号矣。”
此印今藏于故宫博物院。据今人考释，末字作“娋”而非“趙”，与赵氏姐妹无关。但龚定庵在道光五年这个时间点，强释作“趙”字，强调与赵氏相关，故作张扬，当是别有寄托。把贵老所给资料中的“摩挲汉玉并秦金”诗及注与得印、题印之事联系起来看，或许真相已显。
龚顾相识、唱和，原在太清成为“才姬”之前，直到自珍丁忧离京，才中断了交往。待制满后，太清已嫁入王府，只是自珍情思未减，借咏秦金汉玉等以寓其意，只能“摩挲”心目中的飞燕故物，以慰渴想。这可能便是“凯觎主人才姬”之说的由来。自珍释印炫示、征集题咏，这种种轻狂举动，不免“一时颇滋物议”。诚如启功先生所说:“定庵文人，狂放不羁，故其幻想偶寄。”此时所为，已有越界之嫌，却又是狂放不羁的龚定庵做得出来的事情。
只是才子狂放，至多被视为风流，而被招惹的女子，却须承受极大困扰，而且根本无力自辩。前引太清诗题云“七月七日先夫子弃世，十月廿八奉堂上命携钊、初两儿，叔文、以文两女移居邸外，无所栖迟，卖以金凤钗购得住宅一区”，记录了夫死方三月就被婆婆赶出家门的惨事，诗中有句云“亡肉含怨谁代雪，牵萝补屋自应该”，既声明蒙受不白之冤，同时也自责“补屋”不严，内中之意，亦可玩味。故太清晚年编集，尽删当年与龚生唱和之什，自属情理之中。但溯其本来，其实两位杰出诗人酬唱交往，并无逾礼之举。后来龚生可能心魔依然未退，那也只是其个人所想，不应把太清牵涉进来。
我历时三载，方得把个中原由想明白，遂续成文章，题为《顾太清与龚定庵交往时间考》，刊在《中山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我先将文稿呈请贵老教正，贵老传话说:如此解读甚好，还望继续。
贵老向来欢迎学者利用他收藏的资料展开学术研究。有一次谈及盛年时曾有重编龚集之意。我说复旦大学谈教授，曾撰文指出王佩诤整理本存在的诸多问题，有意重编龚集。贵老听了甚是高兴，当即让我邀请谈教授来广州。遗憾的是谈教授因家事与工作繁冗未能前来，后因身体不佳，走动亦少。几年后，贵老还问我:“谈教授什么时候来啊?”他一直期待《龚集》新整理本问世，因为这也是他未了的心愿。
2012年初，贵老把形成系列的龚自珍著作及其他文献369种，共807册，捐赠给了广州市图书馆。而贵老毕生所藏，在晚年大都捐给了图书馆或博物馆，化私为公。
古往今来，收藏家慧眼识珠，捡漏得宝，令人钦羡。殊不知世上佳物多多，个人财力却是少少，每每为求一珍品，便不得不割爱另一珍藏，因而平素拮据，终身亦无余财。及至身后，藏品犹不免星散。那些真正有眼界的收藏家，多以收藏自娱，既欣喜得饱眼福，亦是为社会作积累，最后则化为公器。贵老便是如此，不带走一片云彩。
故斯人虽逝，其泽永存。
□黄仕忠，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古文献研究所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