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夫冈·顾彬 (Wolfgang Kubin)
德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作家，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中国思想史、翻译理论等。曾获德国最高荣誉翻译大奖约翰·海因里希·沃斯翻译奖，第五届珠江国际诗歌节诗歌推动大奖、首届全球丰子恺散文奖金奖以及外国专家最高荣誉奖项“中国政府友谊奖”等。
顾彬中文诗集《房间里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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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秋天，顾彬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从杜塞尔多夫乘飞机至香港，再从香港搭火车经广州北上，来到北京语言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现代汉语。当时的他是波鸿大学的汉学博士，毕业后在校做辅导教员。拿到这个奖学金有些意外，哥廷根大学的一个数学系的女生临时不去了，由顾彬顶上。可顾彬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临行前还颇有一番踌躇。
中国之行改变了他的命运。多年以后，顾彬在《忆当年》一文里写道:“我从向往的方向来，朝向往的方向去。我去到现实之国——中国的旅途并不是我想要的，但我在那里度过的一年，却成了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年。”
远去的时代惊鸿一现
沃尔夫冈·顾彬(Wolfgang Kubin)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诗人、翻译家，波恩大学汉学系终身教授，海外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泰斗。大学时期，他原本就读于基督教神学专业，因受到李白诗歌的影响，从神学研究转向了汉学。李白、庄子和孟子，是他最早“神交”的三位中国朋友。
在北京语言学院学习的机会，像是命运女神的恩赐。整整一年，顾彬得以心无旁骛地学习汉语，在地感受中国文化。“那时候，我早上吃两片加果酱的白面包，上四小时课，课间还不忘读《启蒙辩证法》。12点钟下课，我就匆匆忙忙往食堂赶……吃完饭，我又回到住的地方。如果不给远在盐山的外婆、母亲还有明斯特的我孩子的母亲写信，我便继续学习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学的汉语。”
他勤奋简朴，为汉语的魅力所倾倒。也是这一时期，他开始翻译毛泽东、贺敬之和李瑛的经典诗歌，也译过戴望舒的现代诗，“因为他的诗歌有战前的西班牙风和法国风”。
那已经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2022年，一组写于20世纪70年代的诗作，随着《房间里的男人:顾彬诗选》的出版而面世，再现了当年这位青年汉学家在中国的所见所感，也首次向中国大陆的读者展现顾彬诗人的一面。
他写《十一月的北京》:“对于旅居异乡者，/本埠的一切都来自梦中；/介于枇杷和柿子间的脸，/除了颜色，无所寻觅。”
他写《北京紫竹园咖啡馆》:“在这里的太阳和火炉之间，/双腿交叉，双手把杯，/看附近的厂区:/门下无非是女工们/笑声爽朗。”
他写得最多的是西山卧佛寺。“枯叶，半月，/秋天只是一段传说。/米芾涉水过山谷。浓雾后的西山，/和他一起消失直到清晨。”
他游历了一个个城市，在《长沙》，“我也来到橘子洲，/独立洲头，见湘江/真的北流，见万山/本色，笼罩雾中”；在《上海去桂林的火车上》，他看到“黄花，/瓜田，/黑牛，/睡童，/红土，/绿稻。虚构的风景，/并非诗人的。”
1973年，他刚刚完成了博士毕业论文《论杜牧的抒情诗》，毫无疑问，这些在中国的诗作，从语言到意象的使用都受到唐诗的深刻影响，且具有杜牧诗歌的空灵悠远、富于禅意的特征。
时隔数十年再次展读，犹如观看一卷老电影胶片:在柿子、枇杷、白衬衫、人造革皮鞋、蓝天与红叶的交织中，它们勾勒出青年学者的心灵风景，一个远去的时代在其中惊鸿一现。
一些旧诗歌，一些新诗意
法国象征主义诗人马拉美认为:如果你想成功，应该为抽屉默默写作二十年。顾彬说:“很久以来，这促成了我不同方式的沉默:我写作，但不发表。”
在读高中毕业班时，他模仿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尔写下了人生的第一首诗。那是1963年左右，他迷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尤其痴迷于圣约翰·萡尔斯。年轻的他文思泉涌，落笔有声。1970年夏天，顾彬将当时写的大部分诗作编撰在一起，取名为《房间里的男人》自费出版，大概印了四百册。这组诗有81首，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顾彬自言:“我那时不仅受到道教影响，也受到《易经》影响。作品中很多关于变易的想象和表达，并非偶然，而是我当时的世界观受到儒家孟子的政治思想影响的结果。”
房间里的男人博学多识，在斗室中思考着世界。他与百家思想为伴:“我寂寞的房子只有秋天光临，/圣贤的叹息汇入落叶的飘零。”他研读治国与和平的方略:“最伟大的法典，/是叶到根的回归。/最伟大的国家，/是树与山之间的空阔。”他的诗句安静而充溢哲思:“变化开始，但不变的是:/水泡软石头，却托起洪流。”“清晨的咖啡，用世界做奶油，/不美么?”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纯粹推出的同名诗集《房间里的男人:顾彬诗选》收录了顾彬在1963-1985年间写下的诗作，分为“房间里的男人”“临渊之语”“动荡的安宁”“猴子构造”四个部分。这些诗歌代表了顾彬诗人生涯的早期阶段，它们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短小精悍，擅于运用歧义、双关和辩证，闪烁着形而上学的光芒，显示出作者非凡的诗歌才能。
然而，很多年来，这些作品被扔在波恩的地窖里，似乎已被它们的作者所遗忘。1985年以后，诗人顾彬“让位”给了学者、翻译家顾彬，他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了汉学研究和对中文作品的译介上。有大概十年的时间，他几乎不再写诗。“写作的困境伴随着我。”顾彬说。那些曾经让他为之狂热的作品，渐渐地成为了创作的窠臼。
直到1994年，顾彬才摆脱影响的焦虑，找到自己的诗歌语言。变化发生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可能是深植厚养的结果。在麦迪逊做客座讲师时，他在一座老房子里的一张樱桃木书桌上写作。在那里，他的诗“变长了，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叙述”。诗人顾彬复苏，新的创作高峰不期而至。“从1995年到1999年之间，我不知怎么就完成一本新诗集。”顾彬回忆。连他的诗人好友北岛也善意地劝他不要写得太多太快。
2000年左右，在默默地写作了三十年后，顾彬出版了第一部德文诗集，从此一发不可收。虽然在德国和在中国一样，学者和翻译家没必要再去写作，他还是以几乎每两年一本的速度，彰显着旺盛的创作力。
而1985年以前的旧作，则静静地躺在尘埃和蛛网中。直到2014年2月，顾彬才在另一位中国诗人朋友杨炼的劝说下，决心将这批少作付梓出版。因为杨炼告诉他，作家有义务记录他的成长，并将它们完整地呈现给读者——以证明他的那些最好的作品并非“凭空而至”。
在杨炼和德语出版人瓦尔特·费林格尔的鼓励下，顾彬开始重新整理修改几十年前的诗稿。他对旧作的修改是“节制的”，只对一些语言上的笨拙进行了改动，以及对视觉上的美感(排列、章节)进行了处理。诗稿上每一个日期注解，都像是“一座返回遥远过去的桥”，让他邂逅一些新鲜的诗意，一个年轻的自己。
与学术对象“打成一片”
顾彬曾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犀利批评名噪一时，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严肃而不乏尖锐的典型德国知识分子。但与他接触，又不难发现他坦率可爱的一面。
作为汉学家，顾彬主要的研究领域为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思想史以及中国美学。他主编了介绍亚洲文化的杂志《东方》及介绍中国人文科学的杂志《袖珍汉学》。自2002年起，他还主编了十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并撰写其中的《中国诗歌史》《中国散文诗》《中国古典戏曲史》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作为翻译家，他翻译了6卷本《鲁迅选集》，并译介了包括茅盾、丁玲、巴金、北岛、舒婷、顾城、杨炼、张栆、多多、翟永明、欧阳江河、王家新等在内的大量中国现当代作家、诗人的作品。从2010年起，顾彬开始翻译、撰写十卷本《中国古代思想家丛书》，其中《论语》《老子》《孟子》等多本已在德国出版。
作为诗人，他不仅著作等身，还有一群性格各异的诗人挚友。
有时候，他比中国人还了解中国诗人。1984年冬天，顾彬经由北岛介绍，结识了顾城、谢烨夫妇。1987年，受顾彬之邀，顾城、谢烨到明斯特参加诗歌节。1992年3月，他们获得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奖学金，再次来到柏林旅居。顾彬常常领着顾城、谢烨参观柏林的历史遗迹，和他们一道在古纳森林散步，见证了这对传奇诗人夫妇“连体婴儿”式的感情和他们在海外最后的岁月。
他是中国当代诗歌最热心的崇拜者和推介者。从20世纪90年代起，他就带着北岛、杨炼等在世界各地办朗诵会，“强迫”性格内敛、不擅表演的中国诗人在舞台上展现自己。在中国，他也是各种公开或私密的诗歌朗诵会的座上宾。在他的记忆里，翟永明在看到台下的400名听众后“竟然想拍拍手走人”，哪怕她的诗行“具有别样的诱惑力”，食指是“唯一知道怎么朗诵的人……他知道怎么掌控听众，知道自己要什么”，多多和欧阳江河“还能像以前的诗人一样吟唱”，郑愁予“总是随身带着酒”，“但他不是独饮者，也不是酒鬼，他只是想找个喝酒的伴儿。”
和许多中国诗人一样，顾彬也嗜酒。20世纪80年代，诗人北岛将顾彬带进了白酒的世界——“国民白酒二锅头”，至今仍是他的良伴。在山东，他学会了喝酒需兼着喝茶；在喀什，他敢于和柯尔克孜人斗酒。60岁以前，每晚十点以后，他先喝一小杯白酒，再来一瓶啤酒，然后再饮一杯红酒。如今年纪渐长，他更加养生有道:“每天早上吃生的大蒜、生的姜、生的辣椒。还喝一两杯二锅头。都是跟北京老头子、老太太学的。”
沉浸式了解中国文化，与学术对象打成一片，是顾彬一直以来的工作和生活方式。在五道口的一家老饭馆，他曾和许多当代作家一起吃烤鸭、喝二锅头，谈论文学。他曾言:“我不太同意一批无论是德国的还是中国学者的观点:最好不要和作家交往。我觉得如果能的话，应该和作家交往。因为这样作家可能开掘你的眼界和思路，通过和作家们的接触，我经常能了解到全新的东西。”
自称“老顾”，最爱李白
1967年春末，顾彬偶然读到庞德用英文翻译的李白《送孟浩然之广陵》中的两句:“His lone sail blots the far sky，/And now I see only the river，the long Kiang，reaching heaven.(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对中国古典诗歌一见倾心，毅然由基督教神学转入汉学，像一个朝圣者，在汉语言文学葳蕤丰茂的花园里徜徉，苦苦求索。
五十多年过去，李白依然是他的一切，他的神。他说，“我的心在唐朝”，“我宁愿模仿李白的愁。哪里有李白，哪里有愁，哪里有顾彬，哪里有愁。”
愁什么呢?过往的岁月大约最令他怀念。比如，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时，每个星期顾彬都去卧佛寺:“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骑了一个小时回来，肚子充满了新的诗歌。”想必在那个青年汉学家眼里，四下里都是“真实的盛开”，都是源头活水。
如今，77岁的顾彬仍是汕头大学的特聘讲座教授，因为疫情原因，远在波恩的他只能给学生们上网课，讲21世纪德国当代哲学和21世纪中国当代文学。
他在写给南都记者的邮件里自称“老顾”，坚持用中文回答问题。他的回答很简短，又颇率真，符合他身上的诗人气质。
南都专访顾彬
给读者看他写的所有押韵体
南都:新诗集《房间里的男人》收录了你1963-1985年间的诗，最早的诗作距离现在差不多60年了。它们代表了你的诗歌生涯的早期阶段。如今回看这些“青春诗作”，从一个读者和诗歌研究者的角度，你怎么评价当年的青年诗人顾彬?
顾彬:诗人顾彬是大概16岁开始写诗歌的。基本上他没有发表它们。原因是法国诗人马拉美(Mallarmé)提醒他要等20年再出版他的作品。
其实我等了几十年。2000年我才开始出我的诗集。因为德国文人看到我的翻译后，觉得我应该有自己的诗歌，应该给他们看看。看了后，他们给我安排出版的机会。到目前为止我出了最少20本德语诗集。目前我每年有一本新诗集面世!
我当时大部分根据西班牙现代诗的印象写诗。跟北岛一样。因此北岛的诗歌我都可以自己写!我敢出版我50年前创作的作品跟杨炼有关系。他告诉我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给他的读者看他写的所有押韵体。基本上我50年前写的诗歌在我看来大部分不错。
南都:诗集的第一辑“房间里的男人”共有81首诗，其中有几个地方让“读者在此写上自己的结论”，为什么这么安排?
顾彬:这本诗集是新的《道德经》!虽然我刚说我在西班牙现代诗的影响下开始写作，但是我也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唐诗等的启发。
《道德经》有81章回，我的“房间里的男人”有81首诗!他的思路不光是老子，也是孟子。他热爱他们两位。
为什么让读者自己考虑、写上结论呢?因为我不想控制读者，读者该自己反思。
南都:诗集的第二辑“临渊之语”有许多诗作都与中国相关，它们记录了你1974-1979年和1985年的中国之行，其中的一些词语和意象非常有时代特点，比如“红旗，红叶/革命无处不在”，或者“今天他们活在白衬衣的光里”。在当时的你眼里，中国是一个怎样的国家?它的哪些方面让你觉得既陌生又充满诗意?
顾彬:没有陌生。虽然当时没有今天开放，老百姓、老师们、国家对我们学中文的外国人非常客气，帮助我们。开放不开放，当时的中国还是有诗意。我只提卧佛寺。我每个星期在那里写诗。我骑了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去，骑了一个小时回来，肚子充满了新的诗歌。
请问，哪一个中国当代诗人能创造比我更多的关于卧佛寺的诗歌呢。欧阳江河、西川、翟永明都不行。
南都:根据你2014年写的序言，你的早期诗歌受到了包括日本俳句、中国唐诗以及翁加雷蒂、庞德等人作品的启发，你迷恋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诗人的作品。你为什么总被来自另一种文化、另一种语言的诗歌所吸引?
顾彬:别忘了，德语国家1933年前后差不多全部否定了现代文学。1945年后德语当代国家连跟中国作家比也落后得很。我们不得不再学文学是什么。因此我们的老师、文人，我们学生都向法国等国家看。
南都:你最早读了庞德翻译的李白的诗歌而转向汉学。在你的诗歌里有没有和李白气质特别相近的地方?
顾彬:李白的诗都是我写的。哈哈，我开玩笑。不过，他多描述姑娘们的光脚，诗人王家新敢跟着吗?当然我宁愿模仿李白的愁。哪里有李白，哪里有愁，哪里有顾彬，哪里有愁。
王安石的评论我非常赞同:李白不歌颂酒，他歌颂愁，要不然他歌颂姑娘的美。它们都有密切的关系。聪明的王安石!
南都:能谈谈你的诗歌写作与德语诗歌传统的关系吗?那些优秀的德语诗人，比如中国读者喜爱的荷尔德林、里尔克、保罗·策兰等是否也曾对你产生影响?
顾彬:老实说，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的现代诗歌与中国古代诗歌是我的理想、我的写作的基础。除了荷尔德林外我基本上都不喜欢1900年前德文写的诗歌。也包歌德、海涅在内。策兰我不懂，王家新才懂。不过，我们在1900年前后跟着里尔克慢慢出现一批新诗人，比方说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卡尔·克罗洛夫(Karl Krolow)，他们对我的发展非常重要。看他们的诗歌我都吃一惊。
南都:你觉得诗歌是有用的吗?诗歌与时代、与社会之间是怎样的关系?
顾彬:诗歌允许人安静下来。当下人不安的原因在于不看诗!没有好诗的时代、没有押韵的社会无法有希望。
我还会多翻译中国当代诗人，放心!
南都:我的印象是你将许多的时间献给了中国当代诗歌的研究，这是为什么?
顾彬:不对。我的心在唐朝!李白是我的一切，我的神。但是我也是当代诗人，现代诗人。我向中国现代、当代诗人学习写诗歌。目前我学欧阳江河、西川创造长诗。
南都:许多中国学者认为，古典诗歌和当代诗歌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你的看法呢?
顾彬:庞德(Ezra Pound)说得很清楚:通过中国古代诗歌能复兴我们欧洲诗歌。我的20本诗集都受到了中国古诗的影响。可以说:没有唐诗，就没有诗人顾彬。
南都:你是与中国当代诗人关系保持着亲密关系的汉学家之一。能否谈谈你和中国诗人的友谊，以及你和他们在一起时的收获?
顾彬:文人相轻。无论我说什么，谁都不高兴。我还是北岛们的好朋友，虽然老批评他们。中国当代男诗人谁都觉得:我是最伟大的。当然他们都是“男”得不得了。可怕死了!女诗人们呢?完全不一样。
比方说翟永明拒绝我再翻译她，要求我翻译其他(她)的诗人。我翻译了吗?好多。最近北岛的自传、潇潇的诗，王家新的新诗，都是书。目前我正在准备翻译欧阳江河，还准备中国当代女诗人的选集，再出杨炼最近的诗歌作品。
人家会问你为什么不翻译我呢?我在翻译。我今年77岁，我还要活到92岁或102岁。我准备好了。每天早上吃生的大蒜、生的姜、生的辣椒。还喝一杯、两杯二锅头。都是跟北京老头子、老太太学的。
到时候我会多翻译中国当代诗人!放心。
南都:从1970年代开始，你就一直在将重要的中国当代诗歌译入德文。你同样也翻译了《鲁迅全集》，巴金、茅盾、丁玲等人的小说。你觉得在翻译当中，有什么东西被获得，有什么东西会失去?
顾彬:翻译的时候，我们译者不丢什么。相反地，我们得到很多。我们得到的不能发表。顾城住过我柏林家。他留下来的东西，我都送给俄克拉荷马大学(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我个人的档案馆。目前不能发表。非常宝贵的东西!中国都没有。
南都:除了北岛以外，还有哪些中国诗人在国际上是受到广泛认可的?你觉得他们成功的原因是什么?
顾彬:谁都是承认的。翟永明，王小妮，潇潇，舒婷等。她们有女性的、特别是人的声音。她们跟王家新一个样谈人。王家新是谈人的、女人的诗人。
中国古代有哲学，而且并不过时
南都:请谈谈近况。你现在是汕头大学特聘讲座教授，目前教授什么课程，除了上课以外，还在做哪些与中国文学有关的事情?
顾彬:我目前在德国波恩。我本来应该在汕头大学。不过，目前没有飞机。有的话，太贵。7500 欧元(Euro)单程。
我刚刚上完汕头大学的网络课。我先讲了21世纪的德国当代哲学，又讲了中国21世纪的当代文学。目前我在波恩大学上新翻译理论的课。课上大部分是中国人。我用德文、中文、英文上课。
除了每天写诗、写自传、翻译中国当代诗人外，我还在编辑出版中国古典诗人丛书。12本，都是我一个人编选。
南都:你曾经说神学和哲学是你的故乡。这两门学问如何影响了你的汉学研究?
顾彬:我从小学哲学，再学神学。在我儿童时代，这两门学科还是分不开的。现在当然是两回事儿。
我不光从中国美学的角度来看中国。如果从欧洲来看，我可以把比方说中国古代哲学提到世界的哲学的位置。是什么意思呢?人民大学的刘晓枫不承认中国有哲学。其他中国学者也是。我主张有，不过，要帮助它。
什么意思呢?德国20世纪的哲学家都受到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特别是海德格尔(Heidegger)，博尔诺(Bollnow)，斯洛特戴克(Sloterdijk)。我从他们的观点重新开始思考孔子、庄子、老子、孟子等。因此这些中国古代思想家不是过时的，相反地他们非常现实。
南都:德国是汉学研究的重镇。你此前在讲座里也曾强调德国汉学和美国汉学的不同。你觉得德国的汉学研究有什么特点?
顾彬:美国汉学落后得很。它还是吹牛。因为有中国来的学者帮它的忙，这个不多说。不过，美国汉学落后，美国全学术更落后。原因是市场。他们不翻译外国!不感兴趣。我们德国总是翻译外国的东西。
总策划:戎明昌 刘江涛
统筹:刘炜茗 黄茜
题签:曹宝麟
本期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