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讯 记者周佩文 实习生黄佩琳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开启了中国小说的写实之风。此书影响巨大，已被译成了多种语言。饱含中国传统民间审美趣味的《金瓶梅》被译成外语之后变成了什么模样?存在哪些问题或者有趣的现象呢?日前，中华书局总编辑、著名作家、学者周绚隆携其新作《克莱门特的〈金瓶梅〉翻译》做客南都读书俱乐部，并就跨文化翻译的融通与错位等问题做了线上分享。
周绚隆，1969年在甘肃庆阳出生，先后毕业于兰州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博士学位。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翻译和散文写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著有《陈维崧年谱》《元文选》(与邓绍基合作)、《易代:侯岐曾和他的亲友们》等。
《金瓶梅》的英译本有三种。在分享过程中，周绚隆先生结合自己过往的工作经验，就自己为何选择克莱门特译本以及研究译本时发现的问题及心得进行了分享。他指出，自己选择克莱门特译本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在现下流行广，影响大；二是发行早，流通久。除此之外，还因为该译本内容较完整，也蕴含了包括文学、翻译史在内的丰富的、值得研究的问题。
谈到对克莱门特译本的评价，他既肯定了译者工作的成就，认为克莱门特在如此短的汉语学习时间内能达到如此翻译水平非常了不起，并对译者一些巧妙的处理表示赞赏。同时，他也客观地指出了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并把各种问题分类归纳为十一个类型。但他没有止步于对错误的细数，而是富有求知精神地回归到克莱门特所处的历史语境中，探求问题出现的外部与内部原因。他以丰富的事实论据作支撑，生动有趣地带领听众们领略特别的国外文化现象，设身处地地理解了克莱门特在进行翻译工作时的总体环境以及带来的局限性。从他的分享中，读者不仅能对翻译这一跨语言、跨文化的实践工作有更鲜活、更清晰的认知，也更能理解到这份工作的困难与可贵。
“我觉得我们对译者要抱有一份同情的理解。”对于跨文化翻译的融通与错位问题，他认为读者应该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去理解文化间存在的差异以及“不可译”性，某些问题的产生确实有其客观条件的限制。但这种理解并不意味着失去判断标准的纵容，人们也应该对这类合理错误与低级错误做出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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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克莱门特翻译的《金莲》出版后，西方汉学界对它的评价主要有两种声音。其中最为人所诟病的是他漏掉了原著中的不少东西(譬如诗词等)。请您就克氏刻意削减或删除的部分作简单的介绍。
周绚隆:的确，克莱门特的《金莲》出版以后，1940年学术界就有人发表了相关文章。有一篇书评是著名的译者、汉学家翟灵奈给写的。翟林奈是翟理斯的儿子，翟理斯在中国做过传教士。他的书评同时比较了两个同年在英语世界出版的译本，一个是克莱门特的译本，一个是伯纳德的译本。这篇书评发表在1940年7月的英国的皇家亚洲学会杂志上，他表示自己没有全读这两本书，都是挑选了一些段落，查一查翻译质量。他的结论是:如果比较这两个译本，它们的差别很大。克莱门特的目标是在不省略麻烦的段落的前提下译成流畅的英文，并且还想保留中文原文的风味神貌。他对克莱门特的评价是相当认真，但是虽然很努力，书的翻译过程中还是漏掉了原著中不少东西，译文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至于伯纳德·米艾尔的译本，他认为准确性更差，而且它不是直译，所以对中文本存在巨大偏离是当然的。
对于克莱门特在哪些地方译得有问题、删去了哪些东西，我认为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讲。但首先从总体上来说，我认为他算是做到了忠实原文。所谓忠实原文，就是说他基本上完整地译出了小说的主体情节、主体故事。但是对于书中的诗词曲、韵文和一些对句，他确实是能删就删。崇祯本里边总共有100首开篇诗和开篇词，诗有51首，词有49首，他一共只翻译了47首。篇尾诗原来一共有43首，他只翻译了四首。还有行文中间夹杂的大量的诗词曲韵文和对句，只翻译了极少数的诗词曲，对仗句则基本上都被省略掉了。对于这件事，他自己其实有一个评价，他说他是尽量地做到不删节，但是他不因为删减诗词曲之类的内容而愧疚。他的做法我能理解，比方说《金瓶梅》里面有那些算命先生给每个人写的算命的词，我觉得就算是中国人自己读也未必完全明白他在说什么。那么当一个英文翻译面对这些东西，想要翻译得准就更困难了。再比方说中国的打牌的一些术语，《金瓶梅》的整理注释本不一定都能注得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要让一个英译者把它都译出来，肯定是很费劲的。但从整体上来讲，我们必须承认克莱门特做到了这么三点:第一，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第二，基本上保留了书中生动的细节。第三，用比较精彩的英文把小说里边所写的底层社会的人间烟火气基本上传达出来了。所以读者看英译本的时候依然能感觉到中文小说原著里的那种味道。我认为克莱门特还是做到了“传神”的。他在《译者前言》里边说:“我并没有打算搞出个‘学术性的’译本，但要将原著简洁的单音节文字译成流畅的英文，还想保留汉语的神貌，并非易事。毫无疑问，如果删除一些相关的段落，可以回避有些困难，但我不愿这样做；即使偶尔有些段落在我看来有点沉闷，也绝不删减。我尽了最大的努力去处理他们。不过对其中的诗词来说，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我想，没有人会断言这些诗词是中国诗歌的杰作，有些诗词如果译成英文，读来会莫名其妙。对它们，我自作主张地删去了很多，说到底，它们只是故事的程式化装饰，我对之没有良心上的不安。至于其余部分，我要声明连校样都没看过。”这个等于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免责声明，说除了那些诗词之外，他没删过别的东西。这其实不是实话，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算命先生给每个人下的那个判词，他就把它能省略的都省掉了。涉及到打牌的一些术语，他也是能删的都删了。他删掉的不仅是诗词，但是从整个的小说文本的阅读上来看，这些删减的确没有妨碍阅读，所以从这点来讲，我觉得在当年的语言环境下，《金瓶梅》在汉语世界的研究基础还很薄弱的情况下，克莱门特做这样一种灵活的处理是可以的。
南都:请您结合克莱门特的译本谈谈跨文化翻译过程中的融通与错位现象。
周绚隆:这是个很大的话题，涉及到翻译评价标准的问题。我们国内现在研究翻译史的人会经常讲到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提出的叫“信、达、雅”的这个标准。他说，一般来讲，求其“信”已大难矣。就是说你要做到“信”，也就是忠实原文、准确地理解原文，把原文里的话理解对，就已经非常难了。但是如果你做到了“信”而不“达”，也就是不能把它表达出来，表达得疙疙瘩瘩的，就会造成虽然译了，但跟没译一样的情况。“雅”则是更高的要求了，而且一般来讲还需要见仁见智。关于在翻译的实践中间译的东西到底怎么样，这些年理论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翻译本身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事业。你译的东西别人喜欢不喜欢，这个都不是可以主观左右的。杨绛先生说过，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其实是“一仆二主”。什么叫“一仆二主”?译者就是“一仆”。两个主人，一个主人是他的原作，另一个主人就是目标语言的读者。他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第一要对原作有准确的理解，第二要让目标语言的读者能够透过译文感觉到原著本身的味道。其实这个要求是很高的。钱钟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这一篇文章里也提出他的标准，他说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就是要“化”。也就是说，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既不能因为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了。他讲的“化境”跟严复的“信、达、雅”，本质上讲的是同一个问题。所以对我们要理解，这其实是文学翻译的最高的标准。因为钱先生对这个问题很有自己的认识，他紧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内容和形式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而且译者的体会和自己的表达能力之间时常还有距离，因此译文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者口吻上违背或不很贴合原文，所以翻译在某些方面是不可能实现尽善尽美的，某种程度错误是不能避免的毛病。其实你要真正做到融通，也并不容易。我当时在做中文和译文对照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实际上就是文化差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中文小说里边经常会出现某些大家熟知的词，《金瓶梅》里面也有反复地出现“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白驹过隙”这几个成语。对我们读中文的读者来讲，我们看这几个词的时候，脑子里肯定不会出现箭、织布机上的梭子或者一匹白色的马这样的意象，它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提示时间过渡的提示语。我们一般的读者在读书的时候遇到这种词，大概都能把它忽略过去，就知道这是提示时间转折了，但是在这个英译本里边，译者好像对这种表述特别感兴趣，每次都不厌其烦地作了详细翻译。第二回的“白驹过隙，日月如梭”、第六回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第八回的“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还有第三十三回的“光阴迅速，日月如梭”都被他译成了长长的两三句。他翻译成了“时间过得很快，太阳月亮像织布机上的梭子一样来回交替着在运行”，类似的字面直译反复出现。这就是文化差异。其实这样处理特别繁琐和笨拙。当时我想，如果按照简洁文风翻译的话，直接处理成“time passes quickly”“time flies”或者“how time flies”都可以。相反地，作者对原著里许多表示叙事转折的提示语就毫不客气地省略掉了。他能知道那些话是表示转折，就不会把它繁琐地翻译出来。小说里有一些故事要在家庭场景中结束了，就会有“当夜无话”这样的词出现。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有时候他会翻译，有时候他就不翻译。在这些细节上我们能看出他的摇摆，这也是文化差异的一个表现。翻译怎么样才能做到融通呢?这需要考量译者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他如果有经过比较好的汉语环境的训练，我想他会把这些东西给忽略过去。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举这个例子，就是想说明要真正地做到融通、做到不露痕迹，是非常非常难的。所以反倒是他某些卖力气翻译的内容让我们看起来有点儿多余，这就是翻译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错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