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伯特·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英国陆军元帅。
□吴其尧
乔治·奥威尔(1903-1950)在《我为什么写作》(Why I Write)一文中回忆早年写作经历时写道:“我十一岁的时候，爆发了1914年至1918年的战争，我写了一首爱国诗，发表在当地报纸上。两年后，我又写了一首悼念基钦纳逝世的诗，也登在当地报纸上。”这首悼念诗的题目就是《基钦纳》，于1916年7月21日刊登在当地一家叫做The Henley and South Oxfordshire Standard的报纸上，全诗如下(周林东译):
无墓碑纪念民族的损失，
无坟茔安卧高贵的身躯；
甚至不必去架个木十字，
表明英雄远去。
不需这些，他英名盖世，
他的业绩时时提醒世人；
在时间的沙上留下足迹，
从不逃避责任。
后来者追随他不畏险境，
学他从不肯屈尊于无耻，
毕其一生诚实而无私心，
不害人不畏忌。
一个十三岁少年，对自己心目中的英雄顶礼膜拜，纯真而自然。倒是诗的格律和韵脚都无可挑剔，足见奥威尔小小年纪在诗歌创作上便出手不凡。奥威尔笔下的这位基钦纳(Herbert Kitchener，1850--1916)是英国陆军元帅。
根据《大英百科全书》的介绍，赫伯特·基钦纳早年毕业于伍尔威奇皇家军事学院。1874年开始在中东服役，1886年任英国红海领地总督。由于他精力充沛、办事认真，1892年被任命为驻埃及陆军总司令。1898年9月2日在恩图曼战役中粉碎马赫迪的苏丹军，然后占领喀土穆，并着手重建这座城市，使之成为苏丹英埃政府的中心。他在苏丹的行事风格果断，处理问题不拖泥带水，因而赢得了宗主国英国各界的尊崇，在英国声望大增。他很快被任命为苏丹总督，翌年参加南非战争，担任陆军元帅罗伯茨爵士的参谋长。1900年11月接替罗伯茨担任总司令。在南非战争的最后阶段，他为了对付游击队的抵抗，不惜采取一切残酷的手段，如焚烧布尔人的农舍、将布尔人的老弱妇孺赶进集中营等。英军在南非取得胜利后，基钦纳回到英国，1902年他被封为子爵。不久，他又被任命为驻印度英军总司令，但因与印度总督寇松爵士发生争吵，1905年被解职。1911年出任埃及总督，直到1914年8月统治埃及和苏丹。1914年6月被册封为伯爵。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陆军大臣，并晋升为陆军元帅。一战期间，他迅速征召大批志愿兵作为职业军 人进行训练，招募海报上写着“国家需要你们”，这支部队后来成了崭新的“基钦纳军”。1916年，基钦纳因俄国沙皇之邀乘坐“汉普郡”号巡洋舰前往俄国，德国海军在基钦纳经过的北海水域设置水雷，击沉了该巡洋舰，基钦纳在大海中溺水身亡。
关于基钦纳之死，当时流传着各种说法，有一位Donald Maccormick的作者写了一本《基钦纳勋爵的神秘之死》(The Mystery of Lord Kitchener’s Death)，书中说到“汉普郡”号下沉时同行的六百多人中尚有十数人生还，其中一人听见有人在喊“给基钦纳勋爵让路”。人们据此推测，基钦纳并没有死，他被救起后成了俘虏，后隐居在某个岛屿上。也有一种说法是他根本没有乘坐“汉普郡”号出发去俄国，而是趁此机会去了东方另辟一秘密战线，为英国开辟更大更多的殖民地。还有一种说法是说英国当时的首相劳合·乔治联合前任首相的太太等人密谋置基钦纳于死地。
另据当时消息灵通人士推测，基钦纳之死有可能是有人出卖了情报给德国海军部门，导致他在前往俄国途中溺毙。这一推测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一战发生后，英法联合对德作战，法国元帅约瑟夫·雅克·霞飞是最高指挥官，自负的基钦纳不愿受制于霞飞元帅，拒绝前往欧洲大陆参与作战，此举引起英国内阁同僚不满，他之所以前往俄国是迫于舆论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他乘坐的巡洋舰刚刚离开英国港口未几即遭水雷袭击，因而有人怀疑德国人何以消息如此灵通，其中必有人出卖了情报。
从以上对基钦纳一生行状的描述不难看出，奥威尔笔下的“英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英国“殖民者”，他的所谓赫赫战功都是建立在英国的殖民地，包括埃及、苏丹、南非和印度等国家的人民身上，可以说是这些国家人民的鲜血染红了他的各种“冠冕”。殖民地人民不同于奥威尔，他们不会将基钦纳视为“英雄”，1956年1月1日苏丹宣布独立，第二年就把有关纪念基钦纳的纪念碑和塑像全部铲除。从英国人自己撰写的有关基钦纳的传记中也可看出，有大约百分之八十的英国人似乎不大喜欢他，英国二战期间的首相丘吉尔在得知基钦纳死讯时就不无揶揄地说，“他这样死了倒是痛快得很。”有人说丘吉尔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苏丹战役期间年轻的丘吉尔想从军参战，结果遭到基钦纳拒绝，丘吉尔因此怀恨在心。丘吉尔在其1950年代精心撰写的巨著《英语民族史》(A History of The English-Speaking Peoples)(据夏济安先生说此书正式出版前在美国的《生活》杂志上连载，稿费是一个字一美元，夏先生对丘吉尔的英文之好赞不绝口，认为物有所值。)第四卷中三次提及基钦纳，语气平和，叙述客观，只是说基钦纳在南非“布尔战争”中被迫使用了“焦土政策”(“Scotched earth”policy)，由此造成了大量无辜平民死亡。
近读高伯雨所著《听雨楼随笔》(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的“吉青纳贪索中国瓷器轶闻”述及基钦纳生前于宣统元年(1909年)曾经来到中国，在沈阳故宫索要瓷器时闹出官场间一出滑稽戏目。高先生文章先引了末代皇帝溥仪的“内务府大臣”金梁的回忆文章，金梁在文章中回忆道:基钦纳爱瓷成癖，自言视兵如子，而以瓷为妻。他来到中国后，得到监国摄政王载沣的允许，可以在沈阳故宫任意选取两件瓷器。金梁觉得很为难，因为沈阳故宫多藏佳瓷，宋元明清均有，尤以康雍乾三朝时为多，如果任基钦纳自选，取走大器重宝怎么办?于是，金梁命人“先检巨且精者百十器，移贮别库，始导之入”。谁知基钦纳“一览无余”之后马上就问还有更好的瓷器藏在哪里，金梁回答说没有了，基钦纳立即拿出照片为证，搞得金梁十分尴尬，但仍答以不知道。于是，基钦纳怏怏不乐，“选小瓶、小尊、小盒各两件，皆精瓷。”还嫌不够，“尚欲别选佳者”，金梁急忙阻止他，说只允许选取两件，为何还要多拿?基钦纳听罢，随手将小盒加在小瓶上，说这是一件，然后指着小尊说，“此尚缺顶”。简直是巧取豪夺了，金梁只好正色道:“此宫禁也，幸勿失礼，余也考古者，奈何谩语!”基钦纳虽无言以答，但还是要强行“携大器以出，”“其状如稚子得美食，爱之不能释手，可笑甚矣。”双方争执不下，只好请人调停其间。最后征得时任东三省总督锡良同意，锡良又与在座的洋务大臣梁士诒商量。梁答曰:“既有电旨，即多取，亦只得许之，不可以细故失其意。”最后基钦纳如愿以偿拿到了他要的瓷器。
顺便说一句，中国瓷器历来受外国人所重视，但自明代万历以后，中西交通渐渐频繁，于是中国瓷器制作绘画就采用西方手法，这一风尚一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才渐渐衰歇。据向达先生《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介绍:“康、雍、乾三朝，中国瓷器深受西洋瓷器输入之影响，于是继起模仿:一方面则效新式，以偿一己好奇之心；一方面即以之输出，投外国之习好。”(《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商务印书馆，第534页)基钦纳如此爱好中国瓷器恐与向达先生所说原因不无关系。
高伯雨先生认为金梁的记述有不实之处，不可尽信。梁士诒在宣统元年，并非一个了不起的大臣，他怎敢自作主张，任基钦纳随意选取古瓷。高先生认为“在专制时代，休说梁士诒这样小官不敢作此主张，就是东三省总督，或京里的军机大臣也不敢擅自主张任外国人予取予携的。”为了弄清真相，高先生特为查阅了梁士诒年谱，这本年谱虽未经梁本人生前过目，但材料必有根据，且经叶恭绰先生总阅一过，以梁叶之交情而论，年谱所记较近事实。根据年谱，梁士诒和基钦纳是旧交，基钦纳来中国，梁士诒“留之作十日饮，且陪其遍游京师附近名胜。”基钦纳回英国途经日本，梁士诒陪同他到大连和沈阳，到了沈阳时“会外务部电传上谕，饬东三省总督锡良，于奉天内库取古瓷两件赏赐吉青纳。”锡良遵旨取江豆红花瓶一对送给基钦纳，哪知基钦纳说按照中国习惯一对算是一件，今奉旨赏两件，是应得两对。锡良大窘，与梁士诒商量，梁建议锡良致电外务部代奏请旨“以为从违。”锡良照办，旋得旨准赐两件。基钦纳欣喜不已。
究竟是否隆裕太后和摄政王载沣将瓷器赏赐给基钦纳的呢?按照金梁的回忆和梁士诒年谱所记，似乎是太后和摄政王深知基钦纳爱好瓷器，赏赐给他几件以示睦邻友好，大有“恩出自上”之意。其实不然，高伯雨先生又据《锡良遗稿》所载，指出并非“恩出自上”，而是这个深爱古瓷的英国元帅主动向中国提出的。《锡良遗稿》中说:“该英将以久闻盛京大内恭存瓷器为世界之宝，吁请恩赏，籍邀荣宠。”高先生认为这一说法较近常理，清廷断不会因外国一个将军来华游历，知道他心爱古瓷就赠以大内古瓷的。
不管怎么说，这位英国元帅来了一趟中国，从沈阳故宫如愿取走了他所喜欢的两对古瓷。这不知算不算得上是中英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别样插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