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文瑞
我知道止善张新民先生，是在2010年高考前夕。当时，父母特意带我去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参观、听学术讲座。书院系止善先生创立，家父为我郑重介绍，言语之间，备见尊崇。后来，我发现止善先生与我曾祖父景麟公有学术上的因缘。他的研究生导师王燕玉教授作《师友印象录二十首》，中有《炳正汤先生》。诗云:“世族高门出圣乡，千秋绝学继余杭。怀师他日惟披卷，音理鸿篇正语堂。”末句写实，讲曾祖父不同意林语堂的声纽划分。家父请书坛巨擘适斋戴明贤先生书为册页。
学脉所系，又忝为一名职业的王阳明心学研究人员，我对止善先生的著述与学术活动多所关注，更加景仰。张新民先生，字止善，号迂叟，为贵州大学二级教授、贵州省儒学研究会会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副会长等，是海内外公认的阳明学大家。2021年，央视首播五集大型纪录片《王阳明》，即请先生与陈来、吴光等诸位先生担任学术顾问。
谈到先生，不能不谈到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今年(2022)12月，书院即将迎来她的二十周年诞辰。春华秋实，书院现已成为国内外阳明学研究的重镇。书院是贵州省首批五大人文社科重点基地之一，拥有阳明研究所、清水江学研究中心、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国本土知识与文化产权研究所、贵州省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研究中心、贵州省儒学研究会等研究机构，近年来在“传统文化与贵州地域文化”等课题上卓有建树。
书院的灵魂人物是张先生。据说在中国内地大学中创办书院，北京大学是第一家，贵州大学则是第二家。先生作为主要创办者，担任院长十余年。他重新界定书院的四大功能为“论道”“讲学”“习礼”“刊印书籍”，认为书院“非仅读书讲学之地，实为民族生命之中流砥柱，而与文化精神共存亡”。书院遂成为在现代大学教育中复活“良知教”的试验场。先生为书院撰写《学规》《条规》，勒于书壁，以期莘莘学子学问与人生统一、知识与人格统一、理论与实践统一。
书院以讲学论道为主业，将“刻书印书”变通为出版学术刊物:创办大型学术刊物《阳明学刊》《人文世界》《书院文化论坛》《贵州儒学通讯》等。其中，《阳明学刊》的创办可谓筚路蓝缕。跌跌撞撞中，第一辑在2004年11月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在首发式上，先生慷慨陈词，掷地有声:“在贵州建立中国文化书院，是一大文化因缘。在当代几大文化冲突的多元发展背景下，无论天南地北，现代化已是我们置身于其中的现实，西学也是我们每天都可遭遇到的文化现象。因此，更有必要深入生命，体会自身固有文化的价值与意义，同时还有必要追问中国文化如何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和讨论，怎样发出自己的文化声音?基于这样的思考与焦虑，我们决定出版自己的刊物——《阳明学刊》。”
其办刊理念是“提倡‘有思想的学问’或‘有学问的思想’”。这与王元化先生主编《学术集林》，提倡“有思想的学术和有学术的思想”是相呼应的。现在《阳明学刊》已经连续出版九辑，共发表论文189篇。先生完成囯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时期贵州阳明学地域学派研究”，获得优秀等级。
作为研究“阳明学”的专门学术刊物，从某种程度说，《阳明学刊》实乃书院严谨学风、求实精神和学术水平的“名片”。著名学者南怀瑾、成中英、杜维明、李泽厚等诸位先生曾给予高度评价。《阳明学刊》使贵州一跃成为阳明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2006年书院新址落成，张先生延请杜维明等学者来书院作学术演讲，更加扩大了书院的影响。
我很喜欢诗人王晓卫为书院作的《书院赋》，所描绘的清幽之境，令人心驰神往:“水天竞碧，岭原扬清。黉宇依蔼蔼停云，斋堂流悠悠琴声。不居闹市之中，唯亲花树之馨。门前瞻孔圣之像，室内聆仁德之音……”
近日，中国新闻社记者周燕玲有访谈《阳明学何以远播海外?——专访中华儒学会副会长张新民》。先生谈到“新心学”的建设，认为:今天研究阳明学，应具备一种世界性的眼光，建立符合时代需要的“新心学”。为此，他提出要在在形上超越的层面，在沟通形上、形下的道德实践层面，在形下的社会实践的经验层面，共三个方面来做好学术建构工作。
先生新著《儒学的返本与开新:张新民文选》(贵州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贵州省重点出版工程“贵州学者文丛”之一种)收文十三篇，“主要涉及儒家学者及儒学发展各方面的问题”，可为其代表作，反响甚大。《边地士人社会的产生与精英思想的发展:兼论黔中阳明心学地域学派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论王阳明龙场悟道的深远历史影响:以黔中王门为中心视域的考察》《明代大儒孙应鳌及其著述考论:〈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点校合刊序》等诸篇，在学术上颇有贡献。尤可宝者，注释精彩迭出，长者过千言，堪称小考据；短者三五字，简明而扼要。
先生博览群书，“采铜于山”(顾炎武《日知录》)，返本开新。前年，我有机会拜谒新民先生并参观其书房。先生赠我多种有关阳明学书籍，勉励我多读经典。当了解到我们正在编纂阳明学文献时，先生极为关注，强调版本的源流一定要搞清楚。先生还说:阳明后学如八个学派也要研究；日本出了《阳明学大系》，很有成就，你总不能说阳明在中国，阳明学在日本吧。先生是在警醒我们，不能让阳明学成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先生亲切从容，指点学术，令人如坐春风，难以忘怀。
其后，先生来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参观或者与会，总是对我奖掖有加，曾赞我“近年从事阳明文献整理工作，熟读《传习录》，皆能一一会之于心，而又见诸日常实践”。鼓励我“日积月累，久久为功，必能大成”。实令我汗颜。我深知，这是张新民先生对我的鞭策，亦未尝不是先生学术与行事之夫子自道。
□汤文瑞，青年学者，供职于阳明文化(贵阳)国际文献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