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前海片区全景。 南都拍客 胡辉兵 摄
“各项经济指标在4月份创下最低点，5月份已经有所恢复……经济的拐点其实已经到来。”6月25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今年上半年最重要的一场论坛，发布本年度中期报告，总结上半年经济形势，判断疫后经济复苏的挑战和风险，并提出政策建议。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CMF主要成员刘晓光代表团队作本年度中期报告，他表示，本轮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预期内的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的两大冲击，但我国经济各项指标在4月份已创下最低点，5月份已经开始恢复，经济的拐点已经到来。下阶段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调控，以实现经济增速合理目标，保证就业。
4月份经济已经探底 5大因素助经济回升
今年前2个月经济呈现回暖态势，但3-5月份的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刘晓光表示，此轮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预期内的三重压力叠加超预期的两大冲击。其中，三重压力指的是从去年三季度以来形成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两大冲击指的是3月以来新一轮更大规模更大范围的疫情冲击和俄乌局势导致的大宗商品价格进一步上涨。
刘晓光团队预测，上述因素导致二季度经济增速将出现显著回落，“基本判断二季度会实现正增长，但增长幅度比较小。”而宏观经济的下滑也会影响微观个体，服务业和中小微企业的亏损程度在加大，青年群体的就业压力还在持续加大，企业和家庭的不利处境也导致财政收入下滑。
不过，此轮经济下滑在4月份已经探底，这意味着我国经济的拐点已经到来，接下来将开始回升。刘晓光介绍，不管是PMI，还是消费、投资、出口、工业增加值等指标，都已在4月份创下最低点，5月份已经有所恢复，“部分指标已经恢复到3月份，部分指标已经转正，部分指标的跌幅在缩小。”
刘晓光介绍，下半年有5大因素助力经济企稳回升：一是疫情因素消退，各地区复工复产复市复商全面推进；二是上半年出台的许多宏观政策因为疫情防控效果打折扣，下半年这些政策的刺激效果将显化，助推中国经济基本面改善；三是先前的各种不利因素（例如去年实施的一些结构性调整政策，在当时造成了短期压力）将得到极大缓和；四是“十四五”规划项目的实施和落地将提供新的基础性力量；五是去年下半年经济增长基数较低，这将有利于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实现较高同比增速。
经济复苏进程更脆弱 呈现“W形复苏”走势
刘晓光团队认为，下半年中国经济必将迎来企稳回升态势，但与2020年的复苏进程相比，将面临更多挑战，复苏进程更加脆弱，最终呈现的是一个非对称的“W形复苏”特征。
据了解，“W形复苏”指的是经济走势图接近“W”形状，先跌后涨，再跌再涨。刘晓光认为，下半年在复工复产和经济刺激的作用下，我国经济有望进入到持续复苏的状态，但同时也会经受各项小概率事件带来的持续冲击，如果度过这一阶段进入稳健复苏的阶段，我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灰犀牛”冲击，因此下半年总的经济走势呈现“W形复苏”态势。
与2020年相比，我国本轮经济复苏面临哪些不一样的挑战？刘晓光介绍，相比2020年，今年下半年我国经济的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政策空间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相对不利的变化。
从微观基础看，在三年持续的疫情冲击下，我国企业和家庭部门相比2020年更加脆弱。刘晓光举例介绍，根据相关调研，我国中小微企业的应收账款、产成品存货等情况在疫情后一直没有完全恢复，最高的恢复时间段是去年上半年，大概恢复了四成。
从市场预期看，随着疫情反复和不确定性增多，各类市场主体信心都比2020年有所下降。例如，企业对中长期的投资减少了，更多转向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居民对耐用品消费、负债消费、住房类消费都变得更加谨慎。
从运行模式看，中国经济循环周转速度比2020年有所下降，例如，企业的存货周转变慢，应收账款回收期拉长。
从外部环境看，在全球大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和欧美央行进入加息通道等因素叠加影响下，国外对我国商品的需求相比2020年在下降，我国出口的成本正在上升，贸易条件整体恶化。
从政策空间看，我国财政、货币、就业政策空间比2020年有所收窄。
刘晓光表示，上述因素说明今年下半年复苏进程在各方面与2020年的情况都有不同，且挑战增多，今年下半年的复苏进程更加脆弱。
建议
A
保增长本质是保就业 需更大力度精准调控
刘晓光表示，保经济增长的本质是保就业，根据其团队的测算，如果要满足今年就业的需求，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至少要维持在4.6%以上。为实现这一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需要更大力度更加精准的政策。
在财政政策方面，在上半年财政增支减收同时发挥作用下，刘晓光认为下半年政府面临的最大矛盾可能是“愿不愿意负债的问题”，如果政府不愿意负债，财政空间就会受到极大制约。刘晓光认为，我国财政收入的下滑后续可能会影响到各项政策的落实，因此是否提前下达并使用明年的专项债额度、是否发放专项国债是弥补财政收入缺口的方案，是“下半年中期以后财政一定要考虑的问题”。
在货币政策方面，刘晓光强调央行要有“行动的勇气”，他表示央行由于考虑到通胀、人民币稳定等因素，动作不够及时。面对未来各种突变的形势，央行要敢于应用货币政策工具。
此外，刘晓光还提出其他政策建议：对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进行中期扩容和工具创新；针对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行为的保守化倾向出台针对性政策举措；从供给侧扶持政策转向扩张政策；各类监管政策要避免松紧力度的摇摆，稳定市场预期。
B
扩大消费+产业转型+创新 促进下阶段经济更好发展
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举行季度论坛，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刘伟在致辞中表示，2022年是中国经济面临前所未有挑战的一年，在内外部形势剧烈变化中，我们要保持信心和决心。
对于下阶段经济如何更好发展，刘伟认为应该从三方面入手。
一是坚持以扩大消费为战略基点。当前总体消费率不仅偏低，而且长期存在下降的趋势。随着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2022年消费或将出现回暖，但受疫情防控和未来收入预期转弱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居民消费仍将乏力，其背后相关联的是居民住房、医疗、养老的负担过重，未来我们仍要把握扩大消费的战略基点，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做好制度安排。从需求角度要从促进就业、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改善资源配置、完善税收制度、完善社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合理调节房价、合理提升社会公共服务等多个角度加强制度安排。从供给角度要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供给品质，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改善市场交易环境，消除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努力降低交易成本等。
二是坚持以产业转型为主攻方向。立足新发展阶段，我国可以抓住两个较为突出的产业升级机遇，一是以新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二是以碳达峰、碳中和为主导的绿色转型。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要素在全球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愈发重要，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进步，将催生出新的数字经济产业活动，促进中国经济结构进一步转型升级。另外，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中国的能源结构、生产结构、消费结构等将被重构，把握好绿色转型机遇将会带来一场全面、系统、深刻的经济社会结构的转型。
三是坚持以创新驱动为根本动能。当前，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稳步提升，创新带动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持续加大，然而我国仍然存在创新不足，关键核心技术短缺等问题，造成国民经济循环上存在堵点断点，破解上述制约科技发展的问题，需要通过加强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一方面是要全面统筹各方的力量，通过市场机制配置优势资源，合理布局各个技术环节，推动重要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另一方面是要优化上下游经济结构，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如降低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让下游企业敢创新、能创新，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开拓国际国内市场，让上游企业有市场、有收益等。
C
调整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 打通国内大循环堵点断点
“我认为全球滞胀带给中国的机遇大于挑战，全球滞胀的出现是资本主义体系出现危机的严重信号，同时也是中国在全球大变局中进一步破局的机会。”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上就当前全球滞胀形势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分享他的看法。
刘元春认为，中国虽然也面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压力，但滞胀给我国带来的更多是机遇而非挑战，我国的贸易条件、新能源新技术、产业结构等都会从中受益。我国需要抓住这一战略机遇期，进行内部战略的再定位再调整。
刘元春认为，首先，我国贸易条件近期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全球通货膨胀加剧不仅仅体现在大宗商品上，还体现在中国的汽车、耐用品等日常制造品上，这对我国是有利的，中国的出口价格指数将快速上升。据介绍，从去年到今年，我国的出口价格指数一改过去非常平缓的态势，出现了强劲的上扬态势，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欧美CPI的上扬，导致我国出口价格上涨，从而使我国贸易条件得到了很好的改善。
第二，有利于我国新能源和新型战略产业全面崛起。刘元春认为，全球大宗能源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虽然一方面带给我国成本冲击，但另一方面也是我国结构变化的很大的动力。近几年我国在新能源、新技术方面进行了前期的布局和提升，我国在新能源汽车、非化石能源的生产方面基本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因此能源价格的提升将推动我国经济全面的产业升级，帮助中国成为世界新能源新经济的中心。
第三，持续的滞胀将使欧美难以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全面脱钩。欧美国家物价上涨、生产生活成本的上扬会加剧其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
刘元春表示，我们必须对中国的产能过剩有一个重新的审视，不能简单化。中国在加入WTO之后，大量的过剩产能转化成了强大的出口能力。因此，在新一轮的滞胀中，我国庞大的生产潜能能否有效地转化成供应能力，是战略重心。
刘元春表示，世界正面临结构性变化，而势和运在中方，不在欧美，因此中国需要以静制动，抓住战略性的契机，调整贸易政策、产业政策，打通国内大循环的堵点、断点，进行全面的关键性改革。
采写：南都记者 丁境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