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市公安局海港分局前民警陈国平也成为网暴受害者。 受访者供图
尽管事情过去很久,许多被访者仍能回忆起网暴发生的那一刻。面对铺天盖地的谩骂与指责,再怎么告诉自己不必理会,也很难不被动摇。
5月31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以“网络暴力的预防与治理”为主题,举办了第八期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
与会专家提出,应鼓励公共空间的讨论,但绝不是以讨论为名的谩骂。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在缺乏同理心的环境中,每个人都应该在指责和谩骂之前试着去理解他人。
谈界定
应考虑施害者行为和受害者主观感知
尽管多年来网暴事件层出不穷,但立法上一直没有对网络暴力作出明确定义,究竟何为网络暴力,如何界定?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程啸从法律角度对网络暴力现象进行拆解——民法上,网络暴力是一种侵权行为,涉及侵害他人的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益等人格权,甚至涉嫌侵害他人生命权和健康权；刑法上,网络暴力可能会涉嫌构成侮辱罪、诽谤罪。网络暴力行为还会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政违法行为,需要承担行政法上的责任。
“从狭义角度看,网络暴力可能更接近法律上的界定。随着网络暴力的蔓延和发展,广义的网暴还包括一些讽刺挖苦、阴阳怪气、幸灾乐祸,甚至是负面评价等让用户主观不适的言论。目前的平台治理,还是会从广义角度去界定网暴行为。”抖音安全专家刘欢说道。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学讲师董晨宇认为,界定网络暴力应该同时考虑到两件事情——施害者行为和受害者的主观感知,特别是考虑该行为在具体文化语境中是否被普遍认为会造成伤害。“同样一句话,发表在微信群和发表在虎扑、抖音等平台,效果可能完全不一样。很多看起来没有暴力性质的语言,其实也会给当事人造成伤害。”
还有一种情形值得注意——用户在网上“互喷”展开骂战。浙江京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晶晶表示自己曾接触过一些“不太完美”的受害者。比如有的客户本身就是知名网络喷子或是网络大V,在发表言论或表达观点时语气激烈、攻击性很强。他们既是网暴受害者,也是施暴者。
当论及网暴事件频发的原因,刘欢表示,互联网产品的快速发展加速网络的自由表达。当前网民群体日趋年轻化、多样化,在面对各式各样的社会热点事件时,根源于不同地域、不同风俗文化的观点很容易发生碰撞。
网络暴力的治理需要多方面的协力。程啸认为,不仅是民法、刑法、行政法上对网络暴力行为的法律责任的规定,还包括网民在网络空间活动时,要尊重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等各种权利,平台要严格遵守法律,依法预防和处置违法信息,同时,公安机关等行政机关要加强管理和对违法行为的处置,检察机关依法为受害人提供支持。
谈维权
或可按造成伤害比例划分责任
除此之外,“法不责众”也常常被认为是网暴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应该如何突破这一桎梏,实现惩治网暴“法要责众”?
因向母校捐赠巧克力被网暴的上海师范大学学生陈真真认为,一个个无意识的施暴者联合起来,对她形成了众多伤害。也许每个施暴者和陈真真之间是“一对一”关系,但实际上陈真真是在“以一对多”。不过在她看来,没必要揪住每一个施暴者不放,而是将法要责众的“众”换成“重”,抓住重点施暴对象,对明显过激或引起巨大舆论效应的这类网暴行为予以处罚。
董晨宇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分析指出,网络暴力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施暴者的责任被稀释。比如在“上海女子打赏跑腿小哥200元疑似因网暴自杀”案件中,单个网友往往不会认为是自己的行为导致了当事人自杀,因为个体行为实在微不足道。但千千万万微小的稻草聚集起来,的确能让一只骆驼倒下。
郑晶晶也对施暴者“责任稀释”的问题深有感触。有时候网友评论只是在表达个人观点,也未使用侮辱性词汇,从内容来看并不构成网络侵权；但于受害者而言,你一言我一语会累积成巨大的舆论压力。在此情形下,究竟应该讨论谁是最后那根压死骆驼的稻草,还是讨论这类群体行为属不属于网络暴力?
针对上述诸多疑惑,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法官袁玥特别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施暴者人数众多可能会让受害者的维权成本变高,或导致法院接收的案件数量增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法不责众。只是在现实中,面对一群责任被稀释的施暴者,受害者可能会缺乏维权的勇气和动力。
袁玥还提到,当前法律制度相对完备,即便“你一言我一语”对受害者造成伤害,也可以按比例划分责任。当然,如果受害者自身存在一定过错,法院也会据此适当减轻侵权人责任。
谈网络素养
同理心是至关重要的
南都此前的访谈中,曾有一位网暴受害者说过,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心里都应该为网暴拴一根弦,你要随时做好准备。一旦网暴发生,普通人可以做些什么?
对于旁观的大多数,董晨宇认为同理心是至关重要的,每个人都应该在指责和谩骂之前试着去理解他人。他谈及,同理心在当今环境本就稀缺,互联网的匿名环境则带来更大阻碍。当大部分人不发言,发言的人只会用网络暴力的逻辑反制施暴者,将导致恶性循环,社会议题的讨论变成了看谁骂的声音大。
“公共讨论值得鼓励,但谩骂和讨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营造良好的社群氛围,董晨宇认为平台也承担着不可转移的责任。这类规范通常不会被白纸黑字写下,也不会被大部分用户注意,往往是在实践中潜移默化形成的。“比如想起豆瓣,就想起豆瓣的文化,平台舆论氛围是可以被软性干预的。”
从郑晶晶接触的案例来看,不少受害者的情绪会受到较大影响,甚至出现抑郁。因此她建议受害者第一时间应该及时断网,同时向亲人朋友求助,寻求陪伴和帮助。如果需要寻求法律帮助,鉴于受害者往往不愿回顾相关侵权内容,她认为可以在家人朋友的陪同下向律师咨询法律救济方案,在律师指导下及时对相关证据进行取证保存,再向平台发起投诉并要求删除。
此前在直播连麦中以“反诈老陈”身份走红的陈国平,今年初也因经历网暴辞去公职。从网暴中走出来,他在与南都记者的采访中谈及,如果说还能从网暴中学到一件事,就是当说什么都会被“挑刺”的时候,不要特别认真去对待网上的“骂声”。
也许正如一个网友评论,一个冬天加上一个夏天,无法换来一个春天,冬天刺骨的寒风将永远回荡在受害者心中。但是董晨宇也提到,在心理学研究中,相较于单纯向受害者表达支持,如果我们能够直接对施暴者予以反驳,对受害者的心理抚慰更大。
当讨论逐渐走向尾声,我们会发现,网暴越发频繁的原因或许来自日渐高涨的对立情绪和极化效应。但这种撕裂涉及更深层次的社会立体化治理,远非对网暴进行追责就能改变。
目前我们能做的,套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在网络上的行为承担相应责任,每个人都有义务去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这其实是在保护自己的同时,震慑整个网暴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