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云勇 全国政协委员、云南联通党委书记兼总经理
关注数据算法
相信不少人都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使用打车、购物和酒店App时，同样的路线、商品、酒店和时间，不同手机却显示不同价格？这背后其实是数据和算法在起作用。
2022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云南联通党委书记兼总经理张云勇从日常观察出发，围绕“算法垄断”建言。
同时，除了关注通信央企的数字经济发展之路，他还就构建数字身份等方面递交了提案。
谈算法垄断
向消费者明示数据出处
在张云勇看来，平台通过各种手段收集用户数据，之后算法会根据用户数据进行画像，出于利益最大化向用户呈现不同的价格或推荐。但长此以往，拥有最多数据的平台更容易通过“算法”让用户留下来，进而形成“垄断”。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2020）》曾指出，互联网行业市场集中度较高，资源向头部平台集中，板块式并购导致数据资源集中，影响了其他竞争者的创新。同时，互联网平台存在利用平台规则、数据、算法、技术实施垄断行为的风险。
对此，之前提交审议的《反垄断法(修正草案)》已经对数字经济中平台企业滥用数据和算法的问题作出规制。
草案规定，经营者不得滥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排除、限制竞争；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以及平台规则等设置障碍，对其他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的行为，属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张云勇还指出，数字经济蕴含着一个无形的市场，传统的垄断协议概念在数字时代有待升级，反垄断执法机关对“算法共谋”违法的识别难度增加。尤其是平台企业利用人工智能手段实施“算法共谋”，即便能够判断行为违法违规，目前还难以界定究竟是设计者还是机器的责任。
据他观察，目前平台企业往往会利用算法和数据实施价格歧视、拒绝竞争对手获得数据资源、设置“二选一”排他性条款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行为。
如何进一步加强和预防算法引发的垄断问题？
张云勇建议，出于对消费者的保护，应保证算法透明，并且应该向消费者归还不被采集信息和不被算法“算计”的选择权。数据方面，向消费者明示数据出处，也就是采集数据的方式与路径；算法方面，向消费者和用户以通俗的方式释明并采取补救措施。
不仅如此，他建议平台企业算法的设计者应该进行自律，比如成立伦理委员会，定期对可能存在的算法垄断风险进行评估。在他看来，尽管算法本身无所谓对错，但引入算法对竞争的影响不一定是中性的，这取决于经营者在竞争中如何使用。
此外，随着国家反垄断局的成立，张云勇认为这意味着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升级，且未来将关注数字平台，契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需求。
张云勇还建议，反垄断的相关监管离不开技术分析和技术手段，因此他建议反垄断相关部门，包括立法者、执法者、消费者保护机构、数据保护机构等加强沟通和合作。
谈数字身份
以居民身份证信息为根建立数字身份
“明确以居民身份证信息为根，为公民建立可信数字身份，作为互联网根身份或信任根。”张云勇还带来了一份《关于构建可信数字身份认证服务体系支撑数据治理》的提案。
同时，他也坦言，当前国家可信数字身份认证服务体系尚处于探索性建设阶段，对数据治理的支撑能力不够完备。
具体表现于，数字身份认证相对缺乏权威立法背书，不足以支撑数据治理；数字身份认证多以行业性或地域性的碎片化形式存在，不利于促进数据协同；数字身份认证服务的应用场景普及度不足，影响了可信数据应用的规模化拓展。
对此，张云勇建议，构建国家级可信数字身份认证服务体系，推进数据治理体系的完善。围绕可信数字身份健全法律法规或管理办法，明确以居民身份证信息为根，为公民建立可信数字身份，作为互联网根身份或信任根，并确立其在政务、医疗、交通、金融、教育、文旅等重点民生数字化应用场景中的适用范围及法律地位。
同时，确立可信数字身份作为信任根关联用户的各级、各类衍生数据，用户可通过数字身份认证授权科技公司、互联网平台等对数据的规范化使用。并且，积极探索隐私计算能力升级，实现数据资源可用不可见。
此外，张云勇建议，基础设施以统一规范的“可信数字身份+”的形式规划公民身份信息集合、使用手机SIM卡、银行卡等安全芯片承载可信数字身份、依托中央企业构建国家级数字身份认证服务平台。
谈5G新基建
网络提速降费累计让利7000亿元
张云勇在提案中援引工信部数据，截至2021年底，我国通信央企已主导建设并开通约142.5万个5G基站，建成了全球最大的5G网络，连接服务超4.5亿部终端，支撑5G创新应用案例超1万个。
同时，张云勇也观察到，通信央企在数字经济发展进程中面临不少问题。比如，通信央企在不同行业推进智慧城市、平安城市等创新ICT领域建设的市场份额较低，有些行业希望建设相对封闭的专网环境，不愿与通信央企合作，有些则对通信央企缺乏信任，往往寻求互联网企业合作，认为其具备更强的技术能力。
张云勇还提及，为了打造百姓“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基础设施，过去5年我国固定宽带单位带宽和移动网络单位流量的平均资费降幅超95%，累计让利超过7000亿元，流量价格已降至平均3.14元/G的“地板价”。但事实上，如此大规模的提速降费让利需求，也给通信央企的生产经营带来巨大压力。他指出，通信央企作为通信管道的管理者，如果仅仅依靠传统基础通信服务汲取收入，将面临可持续发展的难题。
如何破局？他建议通信央企围绕5G新基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探索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开拓转型改革的新路径。
具体而言，他建议鼓励通信央企向以技术和数据为要素的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聚焦大连接、大计算、大数据、大应用、大安全，推进产品形态、服务模式、生产效率的全面升级。同时，加快建设产品卓越、品牌卓著、创新领先、治理现代的世界一流企业，支撑数据资源治理，积极投身国际合作，成为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的中坚力量。
其次，他认为应该鼓励通信央企在数字经济领域跨周期地投入资源于国家性突破任务中，解决一系列制约国家和行业发展的“卡脖子”问题，积极主导国家级实验室建设，主动承担产业链“链长”角色，通过国资赋能形成跨专业优势互补的联合体，“以一代百”打好团体赛。与此同时，应该为通信央企内“专精特新”方向的技术研发项目提供融资绿色通道，充分利用加计扣除等工具引导鼓励研发投入，在人力财力政策资源等方面提供优先保障。
采写： 南都记者 黄莉玲 孙朝 实习生 张丽缇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