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年开工伊始,广西南宁、安徽亳州两地公开主要领导干部手机号曾引发舆论关注。领导干部的手机号码公布已有半月,官员的手机号还能打通吗?近日,媒体拨打南宁、亳州公布的部分领导干部号码后发现,南宁公布的号码均由统一的话务员安排接听,同时从市委办公室、市政府办公室、市纪委监委等部门抽调人员组建工作专班,对市场主体诉求予以转办回访,并及时向党政主要领导、纪委书记反馈来电诉求和办理情况。而亳州市委的电话均是本人回复。
公布领导干部个人电话号码是一个信号,希望向外传递的信息是,基层有了直接向上反映问题的渠道,继而民间的意见能够传递到决策层。有了这种便利的沟通渠道,基层的任何不作为乱作为都有可能被群众反映。同时,由于电话号码的主人是主管某一领域的相关领导,因此,公布电话本身即是一种威慑:依法执政,否则将可能被问责。
但是,要实现上述目标,显然要以电话能接通为最终依托,否则上述目标不仅无法实现,还会产生不作为的反作用。由此带来的问题是:电话谁来接?领导干部日常工作不少,如果本人接电话对工作和生活都有一定影响。所以,在实践上形成了南宁和亳州两种不同的模式。
两种模式有利有弊。派专人接,整理并分类问题更专业,且不会干扰领导干部正常的工作生活,但某种程度与公众对公布干部电话的期待有差距。领导干部本人接,更符合公布领导干部电话的初衷,亲自接电话也让领导干部对所反映问题更可感,解决问题更具有动力,但这种方式的弊端也很明显,比如在问题整理上不够系统,对领导干部本人工作生活亦有影响。
不同模式各有好处,但评价终究要回到政策的初衷和效率上。公布电话本身即是一种责任,即嫌麻烦就不要公布,要公布就必定不要怕麻烦。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既然选择了公布,公众的期待便是与本人通话,而非与另一个工作专线通话,毕竟工作专线已经很多了,若非遇到了难事,恐怕也不会打到领导干部的手机上。这里的联系群众是领导干部联系群众,不是领导干部的化身联系群众。况且,公布电话本身就是为了减少原本层层上报解决的信息阻隔,打通信息传递壁垒,倘若设置专线接听便不应称其为领导干部电话,而是相关工作专线。
在效率上,专人接看似比亲自接更有效率,回应率可能也很高,在数据上或许更好看。但解决力度和实际效果上,却很难说专人接比亲自接更有效率,或者说,公布电话本身就是一种放弃了数据上的效率而追求实际上的效果。比如,有媒体在春运返程期间拨通了亳州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孙善豹的电话。孙善豹介绍,他们特意梳理出近期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问题,如不方便的换乘点等,并对这类问题进行调研,拿出意见下一步进行整改。孙善豹说,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他基本都能直接处理,或者转给分管局长。有的涉及县区的,按照机制要求最多转一次。对于这种改变,孙善豹表示“应该是效率上的很大提升”。因此,实际效率、效果还是需要具体分析。
公布电话是为了建立一种由下至上,继而由上倒逼的意见反馈渠道,其根本是为了回应群众关切,只要两者都能切实解决群众问题,就都是好机制。
不过,公布领导干部的电话号码终究是短时之计,几个月可以,但几年下来,未必会有最初的效果。让群众通过正常渠道也能办成事,办好事,更重要的,还是要健全日常的意见处理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