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春节,随着外出务工人员陆续返乡,村庄又将热闹起来。鞭炮喧嚣中,积攒了近一年的各种宴席将会迅速成为农村生活的主旋律。
然而,农村的沉重人情,甚至直接催生了所谓的“躲年族”——不少人为了少给点随礼少花点钱,而选择躲在外面不回家过年。
2018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对全国31个省份、273个村庄、3829家农户家庭开展了调查研究,发现一些农村人情消费支出近年来增长较快,农村地区铺张浪费、炫耀攀比等人情消费现象屡见不鲜,农民仍陷入种类繁多的人情消费怪圈。
调查显示,人情支出在家庭总支出中占比较高,仅次于饮食支出。安徽省阜阳市一农户反映,“现在农村过年办喜事特别多,要是一年没挣到什么钱,都不敢回家过年。”
纵观全国各地,都在探索将移风易俗纳入村规民约,使农民群众的经济负担明显减轻,社会风气得到改善。慢慢地,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把人情往来的重心,从酒场饭桌转回生活本身。
现象
逢年过节想回家却又不敢回
“躲年”是近几年出现的新词,意为逢年过节想回家却又不敢回。家家户户团圆的日子,有人却望着万家灯火,遥想家人的嘘寒问暖、相互依偎的守岁……电话中,一句“太忙了,没买到车票,就不回家过年了”,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2018年,一些留守杭州的农民工对记者说,他们不回家的原因,除了来回车票吃紧、费用较高外,还有就是为了“躲避”回家后的人情支出。
“难啊!”来自湖南某县农村的老高告诉记者,“这两年都没回。不敢回,除去路费,过年走亲戚啥的也得好几千块钱,农村亲戚多,花钱没个底。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咬咬牙不回了,明年再说吧。”且不说春节期间的人情支出“黄金时间”,就是平时,人情带来的负担也是令人震惊。
西南某县一名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当地有位80多岁且患有严重眼疾的老奶奶,每天早上6点就起床,在地里坚持劳作10小时以上,整个人瘦弱不堪。问她为什么要如此辛劳,她说三儿两女婚嫁时收的人情还没有还清,“人情债是一定要还的。”在老人心里,自己和邻里间的人情往来是儿女们获得良好社会关系的保证。如果因为自己年纪大收入低就弃人情于不顾,“后代怎么做人啊!”
已届花甲之年的东北干部王春花说,上世纪80年代自己刚参加工作时,一般的人情礼金也就几元钱,现在翻了不知多少番,几百元拿出来都很难为情,人情味儿却越来越淡。
节日难过,人情难躲。娶媳妇贺喜、嫁闺女随礼、乔迁凑份子、开业忙庆祝……名目繁多。
有采访对象说,在2017年国庆中秋“双节”期间收到了17张请柬,哪怕人不去,也得把红包转账过去。
浙江省天台县洪畴镇一名网名为“整蛊专家”的网友曾告诉记者,当时刚给母亲的当月生活费又不够用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参加酒席,礼金花了1000多元。他母亲说,“不是白事婚事也不是生子过寿,就是隔壁村老张搬家,从楼上搬到楼下。还有孙阿姨,她闺女考上大学了。不去不行啊,丢不起人。”这名网友算了一笔账,按照母亲现在的人情支出,至少要办20次以上酒席才能勉强回本。
“情谊看钞票,礼重情方重”
早些年,杭州市富阳区的农村有“过农节”的习俗,农民在农闲时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聚聚,吃饭喝酒热闹一番。环山乡是富阳“过农节”最热闹的乡镇之一,一到农历十月十五,村民就邀请亲朋好友到家里来吃饭,一连三天,家家户户都要准备美酒佳肴招待客人,宴席少的一天要开五六桌,多的要开五六十桌。
过一次“农节”,支出从二三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很多农户为了面子,把一年的收入都用在了“过农节”上,苦不堪言。人情招待使得有的人家债台高筑,甚至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畸形人情支出的背后隐藏着消费陋习。在云南省麻栗坡县某村,由于一度办酒风盛行,大操大办泛滥成灾,全村近千户村民每年送出的份子钱加起来有上百万元,耗资之巨令人触目惊心,农民不堪重负。久而久之,支出多了,有些农户就想多收礼来“回本”,通过铺张摆酒设宴,从亲朋好友、街坊邻居那里收回以往送出去的“人情”,于是形成恶性循环。
古时“千里送鹅毛,礼轻情意重”,如今一些地方“情谊看钞票,礼重情方重”。婚丧嫁娶、添丁进口、上梁搬家……在这些百姓生活的大事中,亲朋好友礼尚往来本无可厚非,但原本承载感情交流的礼尚往来怎么就变味了呢?
有专家表示,近些年来,随着收入的提高和人们攀比心理的存在,以及精神文化的贫乏,人情礼越来越表面化、形式化,这种原始情感的表达被逐渐削弱,成了一种钱和钱的交易,失去了人情礼本来的意义。
越来越重的人情负担,减少了生产资金,影响了正常农业生产投入；越来越泛滥的奢靡浪费之风,滋长了不良生活习俗,加剧了部分农民返贫进度。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受到影响,与城市文明差距逐渐拉大；正常的人际关系也正在被扭曲,纯真的亲情、友情、乡情沾染了“铜臭味”,演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
连摆四天的戏台
去年初,记者深入某中部省份一个村蹲点发现,礼尚往来的宴席看似一笔平衡账,实际上家家户户都在亏。难以停下的人情往来已成部分农村家庭沉重负担。
锣鼓震动,鞭炮冲天,在震耳欲聋的嘈杂中,村里一位老人去世后的追悼宴开始了。面带戚色的后人们身着孝服,一边按捺内心的伤痛,一边招呼前来的亲友。不多时,灵堂对面公路上就散落了近百米长的鞭炮纸屑。
当晚,请来的一个民间哭丧艺人班子开唱。鞭炮、丧乐、哭唱,从天刚擦黑一直持续到凌晨三点。“要是把子女们唱感动了或是听着顺耳,就得给钱。”一位村民说,艺人班子会根据雇主的家境按两种方式收钱,家境较好就根据子女论人收钱,如果家境一般就按照班子人数每人一晚200元左右实行包干。这位村民说:“最少唱4个晚上,一共至少给4000元。如果是家庭条件好论人给钱,把大儿子一次唱哭了可能就给上千元。”
记者蹲点的村庄曾是一个山区深度贫困村,耕地有限,土壤浅薄,勤劳的村民们只能从土地里刨出稀薄的收入。这些年通过精准帮扶,全村实现了整村脱贫。然而,由于扶贫产业起步不久,村子里近半青壮年劳动力仍以外出务工为主要收入来源。
一位村民说,平时办婚宴人都聚不齐,人情钱也就收不了多少,“就赶在过年前都回乡了,抓紧时间把宴席办了”。
算账
看似平衡账咋算都吃亏
在许多村民心中,大小宴席的人情往来似乎是一笔平衡账——这次送出去的礼金,下次就会如数还回来。但当他们仔细盘算起来,却是一个咋算都吃亏的局面。
64岁的村民老宋每年的人情礼金开支都在一万元以上,上次家里操办宴席还是儿子2015年买房,一共收了不到3万元礼金。但是这几年他参加各类宴席,已陆续支出礼金接近6万元。老宋说:“年年在支出,费用越来越高。总体算下来,实际上是亏了,而且亏得远了。”
不仅是参加宴席的人发现自己在亏钱,连举办宴席的人也发现,多年下来其实是“赔了本”。另一位村民算了一笔账,去年孙子结婚办了一次酒席,一共摆了18桌,每桌支付给酒店630元,额外还买了60多条单价230元的香烟用于招待。村民宋先力回忆,上一次举办宴席是10年前,每桌花费只有150元。他发现,这两次宴席刨除烟酒开支和给酒店的费用,其实并没有剩下多少,更何况10年间已按照每年大约五六千元的礼金总额在往外掏钱。
在看似可以迅速攥在手里一大笔钱的诱惑下,部分人将举办宴席当作敛财的手段。有村干部向记者透露,这几年出现了谎称在县城买房而举办宴席的情况,其实亲朋好友都知道宴席召集人并没有买房,只是打着买房的幌子收礼金,但众人不好意思说破。于是,“宴席照常举行,礼金照常收取”。
办宴席收礼金的习俗如同紧紧咬合的齿轮一般,有礼金来就得有礼金出去,反之亦然。在很多村民潜意识中,以欠礼金为外在表现的“欠人情”是一种令人不齿的行为。于是,这种“礼尚往来”就变成了刹不住的车,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心声
期待传统礼仪更加清新文明
走访过程中,许多村民尽管表达了对这种人情往来导致负担的不满,却也都认为举办宴席发挥了拉近距离、加深了解、调解纠纷的润滑乡间感情的作用。但他们也发现,当下大办宴席客观上已造成污染环境、浪费粮食等负面效果,期待能将传统礼仪变得更加清新文明。
每次村中举办宴席时,震耳欲聋的鞭炮声已成村民们不得不忍受的噪声污染,尤其是彻夜燃放的鞭炮几乎让附近群众一夜无眠。待到宴席散去,满地纸屑又随风扬撒,变成一车车垃圾。
不仅是污染,举办宴席的浪费也很惊人。前不久村里接到群众举报,有人将宴席过后的餐厨垃圾倾倒在公路上。一名村干部前去处理时看到,没有吃完的肉菜掩住了半边公路。“办宴席时,一般不会将吃剩的菜再端上桌,没吃完就倒进泔水桶,然后一并处理了。看着十分心疼!”
部分村干部认为,目前对红白喜事约束力较大的是村规民约,通过村民自律和他律结合,让大家尽可能地依照约定行事。不过,这一约定难以发挥强制作用,关键在于缺乏违约后具有可行性的惩戒举措。此外,一些村民希望能够形成代替操办宴席和礼金往来的方式,既保住相互祝福和帮助的传统,又能减少大家的思想和经济负担。
“更大的希望还是在年轻人身上。”一位资历较老的村干部说,“只有通过年轻人以身作则或是劝阻老年人减少举办宴席,才能从长远上推动农村移风易俗,让乡风更加文明起来。”
改变
广东河源胜利村:连着两件喜事都“简办”
近年来,河源江东新区临江镇胜利村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出台村规民约,弘扬文明乡风；移风易俗,倡导红白喜事简单办。为村民大大减负,也让当地乡风民风有了极大改善。
说起村里的红白理事会,村民刘碧桃连连点赞。她说近年来家里喜事连连,从儿子结婚再到小孙子呱呱坠地,在当地来说那可是大喜事,按照农村习俗需要大摆筵席庆贺一番,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几次上门劝导,刘碧桃家连着两件喜事都“简办”。
刘碧桃告诉记者,过去自家办喜事,都要提前一段时间准备家里需要动用的人力、物力,虽然是喜事,但却总会让人觉得习俗太多,无暇顾及。自村里简化红白事习俗后,她认为这不仅给村里带来了文明新风尚,更减轻了邻里的负担。
婚丧嫁娶,没有了大操大办,没有了盲目攀比,只有真诚的祝福和慰问。据了解,胜利村共有5个村小组,每个村小组都设有一个红白理事会,有了村规民约的支持,保证了红白喜事简办始终如一坚持下去,形成移风易俗的新风尚,村民们不再互相攀比谁家婚宴办得大,而是“以简朴为荣、以节约为美”。
湖南怀化罗武村:大操大办的场景再没出现
在湖南省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双江镇罗武村蹲点一周的时间里,记者遇到了两户村民的大喜事儿:丧偶多年的陈尧领再遇姻缘,新房修了7年的杨年平终于“上梁”竣工。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大操大办的场景并未出现。
杨年平家的庆祝方式简单又温馨,全家围坐在一起吃了顿丰盛的午餐。陈尧领摆了酒,但规模和人情礼金都在村规民约的规定之内,而且还是扶贫工作队和村里鼓励他办的。
修个厕所要摆酒席、夏天生日春节办……过去,为了尽量“多搞钱”,整酒摆席的理由套路五花八门。罗武村支书陈维卯说得好:因为脱贫攻坚让大家的生活好了、乡村振兴让大家的希望大了,才让滋生于旧时土壤的“人情”陋习彻底断了根,否则即使强制规定不许大操大办,也无法让村民从心里接受。
山东银杏产业开发区:村里一场丧事,只花了5000元
山东省郯城县新村银杏产业开发区赵林村农民赵富明,做了50年的红白喜事“大总”。说起以往,他感慨道:“一场白事,吃喝自不用说,披麻戴孝扎纸彩,吹喇叭请演出,帮忙的奔丧的,忙活上三五天,一场下来好几万元,实在可惜。”
如今在当地,这种现象已成为过去时,一场场既文明简约又有强烈仪式感的红白事,成了乡村热点和美谈。“陋习都改了,村里有场丧事,前后只花了5000元钱。”赵富明说。问起原因,他回答:“我们搞了个文化礼堂,经常有人在里面宣讲关于移风易俗的事,三年五年的,入脑入心,慢慢就改啦!”
A08-11版
统筹:杨存海 易福红
采写:南都记者 宋承翰 林子沛 唐建丰 实习生 陈丽玲
综合新华社、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纪检监察报、《半月谈》、中新网、河源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