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杜绿绿、凌越（中）、杨子（右）在分享会现场。
南都讯 记者朱蓉婷 实习生谭婉莹 日前，杨子、凌越两位诗人、诗歌译者携各自的新译诗集《我听见斧头开花了：保罗·策兰诗选》和《荒野呼啸：艾米莉·勃朗特诗选》，做客方所广州店，与诗人杜绿绿一起，带大家领略了两位伟大诗人非凡的人生与诗歌。
保罗·策兰与艾米莉·勃朗特，这两位伟大的诗人，分别来自两个世纪、不同国家，以不同语言写作。一位是战后最重要的欧洲诗人之一，一位是以《呼啸山庄》闻名世界的著名勃朗特三姐妹之一。同为诗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命运……他们的诗作究竟各自有何迷人之处，又有什么相通？
经验之诗：神秘的策兰诗句密码
回望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其中有两个犹太人不得不提——卡夫卡和保罗·策兰。诗人杨子从介绍保罗·策兰的成长经历入手，把策兰的人生形容为“痛苦却又波澜壮阔的一生”。他指出，策兰的诗歌中多次出现的“晚了”“迟了”，折射出他痛苦的心理状态。
诗人凌越认为策兰的痛苦来自三方面：一是身为犹太人的痛苦，这是最直接也是伤害最大的因素，像梦魇一般追随策兰的一生；二是抑郁症，在策兰生活的年代，治疗抑郁症的方法不成熟，电休克的治疗方式给策兰带来了身心两重伤害；三是他的诗歌被指责是剽窃之诗。
由于亲历了纳粹对于犹太人的屠戮、德语世界的敌意和一名用德语写作的犹太作家身份认同之艰难，晚年的策兰饱受精神疾病折磨，最终投河自尽。他的身世、他的以“晦涩”著称的诗、他的悲剧性的内心，甚至还有他的死，都将被置于这个痛苦而又扑朔迷离的背景下。
杨子在对策兰诗歌进行翻译时，特别注重以策兰一生痛苦的心理状态为背景。在“外邦人”的翻译上，在策兰的德语原文里是“Fremde”，杨子把它翻译成“外邦人”，意在更好地表现策兰当下痛苦的心理状态，他认为只有用“外邦人”这一表达，才足以表现策兰全部作品的一个精神状态：怕，这是策兰诗歌中最具时代烙印的地方，他的惊恐并没有因为二战的结束和纳粹的粉碎而消失，并且深受卡夫卡的创作影响，这种支支吾吾、结结巴巴、吞吞吐吐而欲言又止的语言风格在策兰的诗歌中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关于策兰创作晚期语言断裂的诗歌，诗人凌越表示很多当代诗人把这种断裂也学习和运用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以追求为诗歌制造张力。但凌越认为，策兰诗歌语言的断裂除了是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外，还有他作为犹太人对学习德语的屈辱感、仇恨感，想从内部对德语的嫁接进行破坏。如此种种解读，都体现了策兰之诗的神秘与独特。
艾米莉·勃朗特：写诗的小说家
艾米莉·勃朗特是19世纪英国作家与诗人，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之一，世界文学名著《呼啸山庄》的作者。这部作品是艾米莉·勃朗特一生中唯一的小说，奠定了她在英国文学史以及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此外，她还创作了193首诗，被认为是英国一位天才型的女作家。艾米莉的写作，从诗开始，她在着手创作《呼啸山庄》之前十六七年间，陆续写出习作诗文。勃朗特写诗全凭想象与激情，她的诗句格律严整，刚毅、粗犷、激情洋溢。
不同时代的女性写作存在着不同的困境，诗人杜绿绿表示，与当今时代不同，在勃朗特生活的年代，女性写作是饱受质疑的，而今年国内陆续出版勃朗特的中文诗集，同为女性的她感到非常欣慰。诗人凌越说“勃朗特是利用家务空隙来进行创作的”，这对于当时没有便捷家务机器而家务繁重的时代，勃朗特能够创作出长篇小说《呼啸山庄》和众多饱含力量的诗歌，是一件非常了不起且伟大的事。
诗人常被世人归为一类，而真实的诗人却各不相同。让我们一同在新译诗集《我听见斧头开花了》和《荒野呼啸》中，领略保罗·策兰与艾米莉·勃朗特两位伟大诗人的非凡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