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文学评论家 姜涛
作品《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历史“深描”中的观念与诗》
1970年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研究领域为现代文学、中国新诗等。出版诗集《洞中一日》《鸟经》，学术及批评专著《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公寓里的塔》《巴枯宁的手》《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等。
授奖辞
姜涛有理论家的风范，也保持着一个诗人的直觉与敏锐。他体悟诗的幽深，解析诗的细节，感受诗的气息，正视诗的限度。那些模糊、多义的观念和语象，如何才能在缜密、专深的话语分析中被清晰地描述出来，姜涛的写作堪称典范。他出版于二〇二〇年的学术著作《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当代诗的限度与可能》《历史“深描”中的观念与诗》等，从整体视野里辨识个体的意义，从历史脉络中确证诗人的创造。姜涛所细读的文本，不仅通向诗，也通向诗所生长的社会文化结构之中。重新发现诗，诗人的精神亦得以重塑。
南都：在评论集《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里，有几篇文章围绕“个人化历史想象力”或当代诗写作中的历史的“个人化”与“稗史化”展开，并以不同文本为切口做过深入细致的讨论。在当代诗面临的诸多问题中，您为什么认为这个问题是重要并值得持续关注的？距离这些文章的写作已过了数年，这种历史“个人化”的写作风尚是否有所改变？
姜涛：讨论这个话题，大概有两个缘起：一是在2010年前后，一部分比较有抱负的诗人，开始以大体量的长诗和组诗，去处理历史或比较重大的现实题材，个人化的视角与历史这个“庞然大物”之间的紧张，也比较有意味地显现出来；二是已故的批评家陈超先生用“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来概括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先锋诗歌的转型。这一论述相当重要，但我个人觉得，如何理解“历史想象力”、如何理解“个人化”，还都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扩展一点说，当代先锋诗歌兴起于“我不相信”一类精神气场中，出于对革命年代宏大“历史”、固化“现实”的反动，当代诗人普遍倾向于以风格来消除历史的压迫，以想象来释放差异，“历史的个人化”或“稗史化”，大致是指这样一种被普遍接受的写作立场。从某个角度看，这或许是历史“颠倒”的结果，也配合了现代或后现代的美学，与当代的知识风尚颇多呼应之处，久而久之，这样一种感受或观念结构也沉积下来，内化于当代先锋诗歌的意识内部，甚至成为一种习焉不察的“美学意识形态”。我前些年的那几篇文章，大致是想梳理“历史的个人化”这一观念和感受结构的生成，也检讨其内在的限度。当然，在不少诗人和批评家看来，强调诗和历史的关系，反倒是不好的文学时代留下的自我强迫症，诗的自主性恰恰体现为对历史重负的逃逸、对抗。这样的争议背后，可能也暗含了对当代诗的前景和文化性格的不同期待。
刚才说了，“历史的个人化”不单纯是一种的风格或写法，更是沉积在当代诗内部的感受和观念结构，在诗歌所依托的社会文化结构没有太大变化的时候，这样的惯习也很难松动，况且“个人化”确实也给先锋诗歌带来过极大的活力，只不过当它沉积为一种惯习、一种“意识形态”的时候，需要有所警醒，也需要保持某种开放性的想象。比如，诗人习惯了从侧面、背面，从局部和边缘去书写，是否也可以站到正面、更有整体感地去面对历史和生活；再比如，当代诗习惯扮演“异端”的形象，时间久了姿态也会僵硬，不免成为又一个端着架子，是否也可以放松下来，在参与文化建构的过程中获得新的视野、新的激情。
南都：在《“历史想象力”如何可能：几部长诗的阅读札记》一文里，您分析了柏桦、西川、萧开愚、欧阳江河四位诗人的长诗写作。第三代诗人纷纷致力于长诗写作，是否意味着他们在诗艺上的另一种野心与突进？
姜涛：这个问题，其实刚才已经回应了。你提到的这几位，都是我比较尊敬的诗坛前辈、兄长，多年来从他们身上受益很多，而且强力的写作会激起批评的冲动，这也是选择长诗作为讨论对象的原因。在文章中，我对几部长诗的限度做了一些检讨，检讨归检讨，我还是非常钦佩几位诗人突破自我、乃至当代诗格局的努力，其实，这也是新诗史上一直存在的抱负，像骆一禾、海子曾设想过的，写诗不应只如同抒情、喝水、看月亮，应寻求一种“大诗”，一种可以与我们的文明和历史的丰厚性相对应的写作。我的批评，在有的朋友看来，可能有点苛刻，在另一些朋友看来，又可能过于暧昧，因为总是欲言又止，不肯下一个清晰的优劣判断。这大概与对批评伦理的一种理解有关：站在外部进行指摘、判断容易，难的是在共同的处境中体知突破的艰难。
南都：您在2015年的评论文章里讨论过余秀华及工人诗会的走红，由此论及当代诗介入公共领域的尝试。当代诗是否可能摆脱“边缘”处境，在抚慰与滋养当代精神方面起到一些建设性的作用？
姜涛：我的感觉不一定准确，近年来，随着诗歌新媒体的兴起，还有年青一代文艺青年的养成，当代诗虽然还在边缘处，但好像热闹了一些，与诗人相关的事件，也时不时会成为公众舆论的焦点。这说明，诗歌还是有它的公共性，甚至会起到某种“情感教育”的作用，在阅读、讨论和分享的过程中，不仅提供抚慰情感，而且还可以提供一种更丰富、更有张力的情感模式，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我们对诗歌公共性的想象，有时也太单一了些，好像公共性就是对应于读者数量的多寡，是否具有轰动效应，或者是否回应一些特定的社会议题。实际上，诗歌公共性的生成也可能是静悄悄的，如水上的波纹一样荡开来，一圈一圈联动更多的感受、思考、带来对我们共在的社会情境的新理解。马雁有一句话，我很欣赏，也在文章中引用过：她说诗歌不能做什么，但又想要做什么，这正是它的宽广。
南都：如果诗歌写作预设了极为窄众的读者，批评的意义在哪里？诗歌批评能否承载更广阔一些的思想和社会功能？
姜涛：所谓“献给无限的少数人”，似乎是现代诗的一个基本信条。现代诗，或者说新诗，总体说是一种命途多舛的文体，得到的误解多于理解，因而信赖同行的判断，会有一种为知音写作的感觉，也会让语言的探索更为深远。但类似的说法不断重申的话，也就成了一种行规、一种“套话”，会带来意识上的封闭。批评的功能是多方面的，褒奖同行的工作，一定程度上抱团取暖，以及通过细读来沟通写作和阅读，都是必要的，但除此之外，批评还可以有更远大一点的抱负，比如为写作和阅读提供一种更开阔、更紧张的思想氛围，也是必要，在今天看来，这一点也尤为紧迫。
答谢辞
得知自己获奖的消息，颇有些意外，还有几分忐忑。我的主业是做文学史方面的研究，间或从事一些当代诗的批评，这并不是一个特别热闹、引入瞩目的领域。相关的工作能够进入“南方文学盛典”各位评委的视野，兴奋之余，也让我略略心安，感觉自己选择的路径还不致过于偏僻，能引起同行和师友们的共鸣，甚至与更多的人群、更广大的世界交接。对于一个写作者、一个批评者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荣光，更是一种幸运。
我的批评写作开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个时代，当代诗风气的转变与整个时代生活的转型、与人文学术思潮的澎湃，有一种极强的呼应性。与诗歌相关的思考，似乎能帮助一个不安的自我在不确定的历史感受中寻找位置、方向，这也大致确立了某种批评的起点。后来误打误撞，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由于日常工作形成的习性，又开始进一步摸索，希望能将文学史研究的问题视野、沉实风格与当代批评的敏感结合起来。回头来看，这些年拉杂写下的批评文字，不成系统，如果说用心有所指向，大致在两个方面：其一，对当代诗在观念和感受上形成的某种惯性，努力保持“系统内的警觉”，在辩护、说明的同时，尽量能提供一些反思性的可能。其二，尝试在文学、思想、社会、历史等多重维度的交织中，构造某种综合的、透视的视野，期望能在特定的时代难题和社会肌理中去把握写作的可能和限度。刚好，进入评委视野的两本书的标题：《从催眠的世界中不断醒来》、《历史“深描”中的观念与诗》，大致就对应了这两个方面。在我看来，批评为写作更好的“服务”方式，不只是“生产”安全、舒适的知识，更在于主动去生产关于危机和可能性的知识，在于通过诚恳的工作，为写作创造一种浓郁、紧张、热烈的思想氛围。
南方文学盛典包括此前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本身已成为一种传统。我相信，在大家的心目中，它代表了一种标准、尺度，同时也代表一种繁盛的、朝向未来的文学想象。里尔克在诗中说过：“再给它们两天南方的气候/迫使它们成熟”，我曾引用这句诗，作为一篇评论文字的标题。非常感谢各位评委、各位师友的认可、鼓励，让我也有机会站在南方文学的巨树之下，感受热烈气流的吹拂、拍打。作为一个悬挂多年的北方果子，虽然不敢说可以继续成熟，但希望自己的感受和思考不会过早硬化、结痂，仍可以有新鲜的汁浆，在时刻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