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施全面两孩政策带来二孩出生人数的增加。 陈昕昀 摄
昨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发布。为什么在此时推出优化生育政策的措施？我国的人口形势正发生什么变化？人口政策的调整期待达成什么样的效果？
“中国人口正在经历重大转折。”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陈卫表示，近20年来，中国生育率变化受到女性婚姻推迟的持续压低作用，而全面两孩政策使二孩生育率得到明显提升。实行三孩生育政策为追求和实现适度生育率、调整区域人口发展和满足不同人群多样化的生育需求提供了空间。
A
兼顾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
需要追求适度的生育水平
南都：目前我国人口发展面临怎么样的形势？
陈卫：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表明总和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1.3的极低水平，进一步揭示老龄化加快和劳动年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
中国人口进入低增长后，人口结构问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在现阶段及未来一段时期，人口规模巨大和人口结构失衡之间的矛盾会一直存在。
随着全面两孩政策效应的消退，中国出生人数出现迅速下降，生育率也进入极低水平。任何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都是不可取的，长期持续会导致人口规模急剧下降和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假设中国在本世纪都保持1.3的生育率，那么2023年就会出现人口负增长，本世纪中叶人口增长率为-1%，本世纪末达到-1.6%，本世纪末总人口降到6.5亿，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接近总人口的一半。
即使生育率在未来5年回升到更替水平并保持不变，仍然会出现45年的低速人口负增长，本世纪末总人口将降到13.2亿，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30%。如果再设想一个极端情况，即生育率继续下降，未来5年降到1.0并保持不变，那么到本世纪末中国总人口就不足5亿，而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占总人口的60%。
南都：生育及配套政策如何才能够兼顾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
陈卫：兼顾数量压力和结构挑战，需要追求适度的生育水平。根据发达国家的经历，低生育率往往处于波动之中。中国近20年来的低生育率变化也说明，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特征和婚育行为变化导致中国低生育率的波动性演进趋势，而并非一直处于单调下降之中。长期处于很低生育率将积累较强的人口负增长惯性，即使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在短期内也不能避免人口负增长。
B
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
在不同地区和人群效果不同
南都：具体来说，怎么理解三孩生育政策提供的回旋空间？
陈卫：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可以为中国的地区人口均衡发展提供足够的调整空间。尽管整体上中国的生育率已经处于很低水平，但是从地市或县级水平看，区域之间差异很大。这一方面是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和以往生育政策差异造成的，也是各地不同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多元化的生活方式等的结果。
在个人层面，三孩生育政策为满足个性化和多元化的生育需求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在城镇化快速推进和教育水平大幅度提升的趋势下，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异质性还会继续增强，对生育目标追求的差异性也会增加，三孩生育政策为那些有意愿和能力生育多孩的家庭提供了现实可能，并且通过相应的配套措施来支持和帮助他们实现生育目标。
三孩生育政策已经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夫妇的生育意愿。配套支持措施不断完善和落实的条件下，其政策效应值得期待。
南都：低生育率的回升有可能做到吗？
陈卫：中国的低生育率已经持续30年，在这30年中已经由“外生性”低生育率转变为“内生性”低生育率。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跌入更替水平以下，进入“外生性”低生育率。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在中国生育率持续下降中，生育政策的作用不断减小，而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持续增长，2000年以来的低生育率趋势中，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进入“内生性”低生育率，生育政策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
不过，中国的地区差异很大，经济发展、区域文化等都在影响生育率的地区差异，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的效果肯定会不同，虽然生育意愿已普遍较低，但是人群异质性增强，三孩生育政策能多大程度提升全国的生育率值得期待，也面临很大挑战。
C
两孩政策对近年中国生育率出生人数
产生积极而显著影响
南都：近年来不断调整完善生育政策的效果如何？
陈卫：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我国人口发展变化趋势，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先后作出单独两孩、全面两孩等重大决策部署。中国生育政策转变取得了积极成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4岁少儿人口为2.53亿，占总人口比例达18%，比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上升1.35个百分点，表明出生人数增加提升了少儿人口比例。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大幅增加，分别超过1800万人和1700万人，比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前分别多出200多万人和100多万人。据估计，两孩政策一共使出生人数增加1700万。
近年来由于女性初婚年龄的持续推迟，一孩生育率在不断下降。实行两孩政策带来孩生育率提升，超过一孩生育率的下降，使得总体生育率呈现轻微的上升。也就是说，两孩政策的实施延缓和打断了生育率的下降趋势。如果不实行两孩政策，2012年以后生育率和出生人数将基本上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可见，两孩政策的实施对近年来中国的生育率和出生人数产生了积极而显著的影响。
生育政策调整对中国人口发展趋势性的影响在近期内很小，而在长期上会有一定的影响。据预测估计，到2050年实行两孩政策将使总人口增加约3000万，到本世纪末总人口增加近8000万。2050年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1个百分点，本世纪末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下降3个百分点。
D
婚育年龄不断推迟和较低生育意愿
导致低生育率
南都：你前面谈到，中国目前的低生育率现状是一种内生性低生育率，具体来说，这种低生育有什么样的特点？
陈卫：当前中国低生育率的直接决定因素是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和较低的生育意愿。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的初婚年龄在不断推迟，尤其是2010年以来，推迟幅度更是明显加速。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1990-2000年中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由22岁上升到24岁，而到2016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6.3岁。同时，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的婚外生育极少发生。初婚年龄的继续推迟将会造成未来生育率的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意愿要比一些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低得多。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的发达国家中，多数欧美国家的生育意愿都在更替水平（总和生育率2.1）以上。即使是处于更低生育率的日本和韩国，生育意愿也在更替水平以上。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当前中国的生育意愿仅为1.8，明显低于更替水平。更重要的是，作为未来一段时间生育主力的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更低。生育政策的调整，无论是两孩政策还是三孩政策的实施，对年轻人群的影响都较弱。
中国当前的人均GDP远远低于那些生育率降至相似水平时的发达国家。而与中国人均GDP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生育率要高于中国的水平。
南都：你认为是什么造成育龄女性生育推迟和生育意愿的降低？
陈卫：中国婚育年龄的不断推迟和较低生育意愿背后反映了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变化、社会流动和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们婚育行为产生的综合影响。
具体来说，高等教育的不断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是近十年来女性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背后的主要原因。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因素对女性婚育年龄推迟的影响还将继续。同时，新的家庭观念和价值取向正在影响人们的婚育决策。尤其是年轻人自我意识更强、价值更加多元化使得他们生育意愿更低。而中国家庭领域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观念与女性在教育、就业机会的迅速增加之间的不平衡，促使女性推迟结婚甚至不愿意结婚，也不愿意多生孩子。
此外，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刚刚起步，人们生育意愿的充分实现还面临着婚嫁、生育、养育、教育的高成本等阻碍因素，比如婚嫁陋习和天价彩礼的存在、大城市房价过高、公共托幼服务缺位、市场养育服务成本较高、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和不均等。当然，这也正是未来的生育政策配套措施发挥作用的空间。
E
生育率短期内会在较低水平徘徊
长期有小幅回升可能
南都：生育率未来会怎么变化？
陈卫：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3。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2000年代前期曾经徘徊于总和生育率为1.5的水平。2000年代后期以来，因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出生高峰时期的出生人群进入婚育年龄，再加上生育政策从取消间隔限制到实行单独两孩和全面两孩政策，生育率出现上升趋势。但随着90后人群进入婚育年龄，婚育意愿转变，婚姻推迟更加明显，导致两孩政策效应逐渐消退后生育率出现大幅度下降。总和生育率在短短4年里由2016年的近1.8下降到2020年的1.3。近年来，尤其是2012年以来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成为生育率加剧下降的重要因素。
中国未来的生育率短期内会在较低水平上徘徊波动，长期来看有小幅度回升的可能。这一方面受到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的影响，即生育上升或下降的波动性变化往往是20多年前生育上升或下降的不同程度的“复制”。另一方面还将受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育政策及其配套措施的影响。这意味着低生育率或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再现”，而两孩政策带来的生育小高峰也可能在2030年后得到一定程度“复制”。不过，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初育年龄的推迟、生育意愿低迷的抑制作用则会使得生育率的“再现”或“复制”会有所减缓或降低。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经验表明，生育的“进度效应”（即婚育年龄的推迟）是生育率低迷和进一步下降的主要原因，生育进度效应对生育率的抑制作用可长达几十年。在此期间，生育率在较低水平上小幅度的有升有降、徘徊波动，随着进度效应的减弱和消失，生育率可能出现一定程度的回升。
与低生育率的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女性的初婚初育年龄仍然较低。2016年日本、韩国、德国、西班牙、瑞典等国家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0-33岁，而中国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6岁。未来在社会经济发展推动下，中国女性婚育年龄仍有进一步推迟的空间。因此“进度效应”对中国未来的生育率的抑制作用会持续存在。
随着“95”后、“00”后进入婚育年龄，他们的自我意识更强、观念更加多元，生育意愿可能还会降低，生育率可能还会下降。
但是，随着初育年龄推迟效应的减弱以及生育政策配套措施的逐步落实，生育率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回升。此外，生育率还会受到就业和工作环境变化、经济状况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产生波动。
F
生育率反弹速度幅度
可能比较缓和
南都：发达国家低生育率的变动规律是什么？
陈卫：发达国家较早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从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陆续步入后人口转变阶段，生育率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动规律：总和生育率继续降到更替水平（TFR=2.1）以下，进入了较低生育率水平（TFR低于1.8），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进一步跌破1.5，处于很低生育率水平，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继续降到1.3或以下，处于极低生育率水平。在这个阶段，各发达国家的生育率转变呈现出了成因多样性、持续时间长、趋势不稳定和生育率反弹难度大、幅度小的特点。在欧洲的许多国家，这种“低生育率—很低生育率”转变模式对总和生育率产生的负面影响长达40年甚至更久。
随着教育普及的推进、经济趋势不稳定性的增强、家庭和婚姻模式变迁、性别平等水平持续发展和社会福利制度的日趋完善，多种因素叠加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持续下降，并且没有明显的边界值或趋于稳定的生育率阈值，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甚至一度跌破1.0。
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在进入很低生育率水平之前就迅速出台或调整了社会福利和生育政策，然而对生育率修复的作用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大约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欧洲大部分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育率反弹，并保持了10-15年微弱的上升态势，欧洲地区的总和生育率由2000年的1.4左右上升到2019年的1.6以上。北美和澳洲地区的生育率下降速度也明显放缓。与此同时，位于东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生育率却持续稳定在较低水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多个东亚经济体相继出现人口负增长，预期的生育率反弹并没有出现。
目前的经验表明，在生育政策和社会福利影响下，生育率有反弹的可能，但相比生育率下降而言，生育率反弹的速度和幅度都比较缓和，生育率在短期内很难恢复到更替水平。
（本文根据陈卫教授近期发表文章及书面答复整理而成，经其本人审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