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片 秦鹏哲 公共卫生专家，广东省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一等功获得者。广州市新冠肺炎流行病学调查处置中心(临时)负责人。
公共卫生专家秦鹏哲5月25日参与广州市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当时荔湾的疫情刚开始出现二代病例。到6月7日，14天来缺眠少休，让他感觉已经过去好几个月。“一天被当成三天来用，可不就是这么长时间了。”
每一个确诊案例，都需要对其抽丝剥茧加以分析。而在秦鹏哲所在的临时处置中心内，类似用来分析的复杂案例，会写在白板上。
6月7日下午，秦鹏哲接受南都记者专访时表示，此轮广州本土疫情中，迄今发现的确诊患者、无症状感染者，病毒溯源高度同源，疫情依然处在同一条传播链条上。
流行病学调查就是疫情防控的侦探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流行病学调查在防控体系里面是充当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怎么开展工作的？
秦鹏哲：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做的就是侦探工作。一个病例出现，我们要查找这个病人从哪里感染的，就是查找传染源；疾病是怎么传播的，就是疾病的传播途径；第三就是看疾病会波及什么范围，就是易感人群的查找。除此之外，流行病学调查还要有一个反馈，形成调查报告，为防控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
比如出现一例病例，我们接报后，广州是要求检验检测、流行病学调查以及管控三方面同步进行。此时检验检测结果还未出来，我们的流调队伍已经开到了现场，相应的管控措施已经开始进行了。新冠病毒太狡猾，我们得跑到它的传播链条前面去。
南都：具体的流调包括哪些环节呢？
秦鹏哲：现在进行的流调采用的是一个全新的模式，经典的流调模式必须与时俱进。科技发展，信息爆炸，需要我们使用新的科技手段，接报后我们会首先获得信息技术手段的支持，通过这些技术支持，来判断传播轨迹。同时，我们会去到现场，对案例涉及的场所进行现场勘查，并对案例进行询问。通过抽丝剥茧，寻找一些可能感染来源和波及人群。随后将信息迅速传播到后方，对情况进行研判，并随即推出管控分析。
再比如跨地区协调问题，人员流动性加大，可能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已经去到了外地。只要明确了，我们的协查信息会“秒到”该密接所在的城市、区县，全国防疫一盘棋的大背景下，这些信息需要尽快传递到兄弟疾控部门手中，便于当地采取管控，将潜在的传播风险降到最低甚至是零。
公共环境中尚未检测到阳性标本
南都：广州已有的确诊和无症状感染者，他们的感染情况怎么样？
秦鹏哲：从对患者生物标本中发现的病毒基因测序来看，广州市的感染者病原体是高度同源的，都是新冠病毒Delta变种。患者之间处于同一个链条上。这对于疫情防控而言，能够尽快找到所有的接触者和传播链条，并尽快将其切断。
南都：因为交通便利，目前的人员活动范围也在不断扩大。广州居民流动性强的特点是不是会给流调工作带来新的挑战？
秦鹏哲：是的，挑战很大。18年前做非典流调时，人们的活动半径是比较小的，当时的1个确诊案例涉及的密接是有限的。现在不同了，人们活动范围变大，我刚刚参与领导流行病学调查处置中心工作那天，正好赶上了二代案例的发生，一个个案涉及的重点场所就达到16个，需要16支流调队，32人穿上防护服进行现场处置。零点出报告确认阳性，凌晨四点才完成病例的问询访谈。上午八点就派出队伍进行现场勘查。
人员流动性加强，造成密接、次密接人员增多，流行病学调查的力量就要对应地增多。一个科学的流行病学调查，是会对案例的活动轨迹进行全方位分析，并判断哪些是重点场所，哪些是一般性场所。
南都：现场调查发现的环境样本情况怎么样？有什么提示？
秦鹏哲：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阳性的环境样本基本上都是在病家发现。也就病人的家里，阳性病例在其中生活时间长，接触物体多，病毒残留几率就大。比如说一些门把手，遥控器，马桶盖。接触机会多又不容易被清洁的物体表面，往往更容易检出阳性。
截至目前，广州的公共场所常规环境样本检测中，检出的阳性标本为零。
南都：有时候我们的流调工作还要做实验来验证、重复？
秦鹏哲：是的，非典时期香港淘大花园案例的传播途径，就是通过重复现场实验发现污水系统传播疾病的。这些经验也在指导我们去搞清楚一些明明没有时间、空间交集的人们，为什么偏偏出现了病毒传播。
比如在一些高层小区里，我们会检测电梯的环境标本，会到确诊案例的家庭或同户型单位中去做一些居室内的实验。以查找潜在的传播可能。
公共卫生领域有一个“鞋底流行病学”的理论，就是在一些特殊的、传播能力强的传染病发生期间，鞋底踩到的污水，都有传播疾病的风险。虽然概率很低，但存在可能性。
尽量兼顾保护隐私和传染链查找
南都：因为大数据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工作量会不会陡然增加？
秦鹏哲：工作量确实加大了不少，用数据来分析密切接触者时，需要耗费大量人力。而且有时候大数据也不能做到全面、准确、100%地反映真实情况。比如在一些聚餐、聚会活动中，传播风险很大，但科技手段和资源的掌控就有可能出现偏差。一次偶然闯入聚餐的人员，或者有了其他的交集，这些都不在大数据掌握之内。
所以我们公布了重点场所后，是需要市民更大程度的配合，帮忙回忆有没有在关键时段去过重点场所，这样才能帮助我们快速甄别出来。
流行病学调查也是在和病毒赛跑，有时候我们需要在病毒的面前竖立一道墙，把它挡住。比如前段时间我们推出的黄码政策，那就是一道技术性的墙，让黄码市民减少活动，尽早筛查。便于将流行病学调查中可能遗漏的那一部分给补齐。
有时候在案例的传染源、传播途径查找中，会涉及一些隐私内容，我们会平衡其中的利弊。尽量将保护隐私和传染链条查找工作都兼顾到。
南都：涉及的每一个案例的流调，究竟要动员多大的人力、物力呢？
秦鹏哲：我简单估计一下，每一个案例涉及的流调人员就需要20-30人次。这还仅仅是流调的前端工作，占整个工作量的10%左右。还有后期的场所管控、风险分析评估，每一个案例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庞大。广州疫情发生以来，光我们这个临时的处置中心，就调集了全市、市辖区的流调人员和周边城市支援的流调专家39个小队，每个小队3个人……
南都：出具一份流调报告需耗费多长时间？
秦鹏哲：按照国家的规定要求，我们必须在24小时之内有标准的初步报告提交。
流调高考生时，不影响他们作息
南都：在广州此轮抗疫过程中，除了信息科技手段，还用上了哪些技术手段？
秦鹏哲：我们现场流调方面已经有了先进的单兵作战系统。流调人员只要佩戴实时监控摄像头，后方就可以进行实时提醒。这对现场采样，流行病学问询的帮助很大。如果将来通信网络更顺畅的话，这套系统对我们的帮助将会更大，有效降低人力成本。而且这套系统完善后，还能辅助我们进行流行病学调查报告的书写，这非常强大。
此外，对于一些偏远的重点区域，定位准确、清晰很关键。目前我们应用一些软件，手机拍个照片，就能清晰定位，这对我们的工作帮助也非常大。
南都：在每天例行通报中，我们往往会感觉报告只是一些简单的数字、文字。现实中，我们的工作这么静态、冰冷吗？
秦鹏哲：不是的，我们的工作并不冷冰冰，不是简单的要求案例回忆发病前长时间段行动轨迹。我们会对沟通技巧进行相应的培训，并积累经验。要和案例建立起信任感时，才开展询问工作。
比如这次密接者中有几个临近高考的孩子，干我们这一行都经历过高考这一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洗礼，我们和他们沟通时都会非常的注意。首先不影响孩子们的学习和正常作息。他们的报告往往是在零点才能得出，如果这些孩子出现阳性，我们会评估孩子的病情，允许的话，我们不会深夜给孩子打电话做询问。我们知道凌晨打电话，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心理冲击。很多问题，我们可以问孩子的父母，临考的孩子轨迹简单，父母是完全掌握的。
我记得在6月6日凌晨，我们中心获得了一个临考孩子的阴性报告。消息一出来，整个中心掌声雷动，全体流调人员由衷地为那个孩子高兴。
采写：南都记者 王道斌 杨丽云
摄影：南都记者 梁炜培
视频：南都记者 姜婉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