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彭湃在日本留影。
由彭湃亲自设计并题字的海丰红场大门。
位于广州中山四路的农讲所今貌。
1927年10月，海丰人民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后，成立临时革命政府并发出布告。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在大力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也开始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海陆丰农民运动点燃了中国农民运动的星火、共产党人主持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海陆丰苏维埃政府……谱写了中共早期历史的重要篇章。
广东的农民运动，主要以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先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为代表，这是建党初期范围广、影响大的一次农民运动。而彭湃，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农民运动大王”。
彭湃：出身“海丰首富”家庭的中共农运领袖
在广东海丰县风景秀丽的龙津河东面，一栋通体洁白的仿西式建筑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彭湃烈士故居。主楼是一栋面宽三间12.9米，进深10.9米的双层建筑。彭湃就在这高门大院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据彭湃故居工作人员介绍，当年彭家是海丰首富，拥有“鸦飞不过的稻田”的大地主，富甲一方。彭湃本人在《海丰农民运动》一书中自述：“我的家庭，在海丰县可以算个大地主，每年收入千余石租，共计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我的家庭男女老少不上三十口，平均每一个人有五十个农民作奴隶。”
彭母周凤的塑像竖立于展厅的正中央，她出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经常给彭湃讲述贫苦人家终年劳作不得温饱的事情，在彭湃心中播下了同情劳苦大众的种子。从小天资聪慧，勤奋好学的彭湃，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成长为一个“好读时事和参加社会活动，富有朝气的青年”。
1907年，彭湃11岁时，随他大哥到乡下收租，看到佃户们吃的是红薯汤，穿的是破成片片的衣服，很多人家无米下锅，禁不住脱口而出：“不要交租了”。这句话让在场的人惊慌不已。彼时的海丰，农民生活尤为悲惨，即便死力苦耕，也难以糊口，地主勾结军警催租逼债，乡民畏官，贫穷饥饿之哭，无乡不闻。耳闻目睹种种惨状，彭湃怀揣救国救民的理想，东渡日本求学，并于1918年9月就读于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他曾对友人陆精治说，“我选定此类专业，为的是将来研究我国政治经济，秉志改革。”
1920年，彭湃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中倡议组织“赤心社”，成员们阅读社会主义书籍，讨论形势，传达和研究社会主义。在此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习《共产党宣言》和日本著名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社会主义问题研究》等书刊。在日期间他的思想发生深刻变化，并为他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奠定了基础。
和彭湃一起留学日本的五弟彭泽，在回忆中写道：“他初到日本时，穿的是笔直的西装，吃得也很讲究。自从他钻研马列主义和参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之后，他穿的衣服很随便，吃得也很简单。同到旅馆吃饭时，人家认为不好吃的东西，他却认为这是劳动人民辛勤劳动生产出来的，不可浪费，因而通通吃掉。”（《往事的回忆》彭泽著）
在探讨和实践中，彭湃开始认识到：“人类之痛苦是由经济制度所造成的，所谓富者良田万顷，贫者无立锥之地。这种阶级之悬殊，使少数人享福而绝大多数人不得温饱。因此要解放全人类，就必须起来推翻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是农民占多数，中国的革命要依靠农民。”
1921年，彭湃回国后在广州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热情宣传革命和劳动创造世界。他在海丰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劳动者同情会”，深入农村与贫苦农民共同生活，不久后办起了最早的农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革命领袖，彭湃是农民运动的开拓者和理论家，他在发动农民、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反抗剥削压迫、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等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实践，为中国共产党积累了丰富而宝贵的经验。”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廖惠霞说。
正如周恩来在获悉彭湃牺牲后撰文中所指出的：“他不可磨灭的战绩，照耀在千万群众的心中，熔成伟大革命的推动之力，燃烧着每一个被压迫群众的革命热情，一齐奔向革命的火原。”
全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成立：星星之火自此燎原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初期，以苏联为模式，热心搞工人运动，而彭湃是党内最早认识到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最具有革命精神、是中国革命最可依靠的力量的少数人之一。”廖惠霞指出。
彭湃认为，当时中国四万万人当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民具有独特的优势，只要组织得当，就能成为中国革命的一支伟大力量。他还提出：雇农是革命中最坚决的，是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要加强对雇农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
从日本回国后的彭湃“下决心到农村去做实际运动”。起初，他身穿学生装，头戴白通帽，讲的也是“斯文话”，农民一看，以为他是来收捐逼债的官吏，有的躲避，有的不予理睬。于是他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戴上尖顶笠，赤着双脚，踏着泥泞小路与农民拉家常。
1922年5月，彭湃在海丰县城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海丰地方组织。1922年7月29日，彭湃经过艰苦的宣传工作，成立了只有六位会员的农会(也就是日后人们常说的“六人农会”)，迈出了海丰农民运动的第一步。随后，农民运动以燎原之势迅速发展。1922年10月25日，彭湃领导成立了广东省第一个农会——海丰县赤山约农会。农会活动范围扩大到赤山约所属20多个村庄，会员发展到500多人。随后，彭湃辗转于海丰县的其他乡村，号召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会，为自己的利益开展斗争。半年时间内，海丰县有12个约、92个乡建立了农会，会员发展到2765户，16590人。
1923年1月，海丰总农会正式成立，会员2万户，10万多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全国第一个县级农会。海丰总农会成立后，彭湃先后到陆丰、惠阳两县从事农民运动。到1923年，农会组织从海丰扩展到陆丰、惠阳、紫金、五华、潮安、揭阳、普宁、惠来等东部地区，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随后又改组广东省农会。农会的发展壮大，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地主阶级的仇视和反扑。他们勾结当地反动政府对农会进行镇压。农会在斗争中几遭挫折，转入秘密活动，但海陆丰的农民运动为后来更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埋下火种，提供了经验。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致力于农民运动的领袖人物，几乎都出身于地、富家庭，如沈定一、毛泽东、彭湃、韦拔群等，他们胸怀伟大理想，立志把中国人民从封建主义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把中华民族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
“他们为这个目标奋斗了一生。尽管他们出身富裕家庭，但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并领导农民同地主阶级做斗争。”廖惠霞说。
彭湃家里人就因此痛呼“祖上无德”，骂他为“逆子”。据彭湃自述：“除了三兄五弟不加可否外，其余男女老幼都是恨我入骨，我的大哥差不多要杀我而甘心。”为怕他“败家”，家中兄弟分产自立。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表达了他背叛阶级家庭的决心。
在斗争中，农运领袖们始终信念坚定，理想坚定。面对敌人举起的屠刀，他们心中只有一个愿望：结束中国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命运，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廖惠霞说，“革命理想高于天”就是对这些投身中国革命和人民解放事业的共产党人的真实写照，而彭湃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代表。”
海丰红宫红场：见证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诞生
如今的海丰县城的街道上，几乎所有建筑墙壁都刷成了红色，整座县城有如一座“红城”，其中，红宫红场旧址，是这座红城的核心与革命圣地。
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共海陆丰地委决定举行武装起义。1927年5月1日，海丰人民举行了第一次武装起义，夺取了政权，成立了海丰人民政府。1927年11月，陆丰和海丰先后召开工农代表大会，宣告海陆丰工农兵苏维埃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海丰也被称为“东方小莫斯科”。当时，代表大会会场四周用红漆粉刷，这座建于明代的学宫从此改名“红宫”。
彭湃在“红宫”主持召开海丰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他提出“不劳动不得田地”“不革命不得田地”两个口号，并通过了由他主持制定的《没收土地案》，以法规形式阐述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理由，明确宣布没收一切土地分配给农民，并确定了分配土地的原则、标准和方法。1927年12月26日在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五期上向全党公布。此为中共在土地革命中制定的第一个土地法规。
1927年12月1日，海丰在东仓埔举行了五万多人参加的庆祝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彭湃在会场大门亲笔题写“红场”二字，红场自此得名。1928年春，红二师、红四师与海丰工农革命军在这里会师。
如今的红场，气势雄伟的由彭湃设计并题字的红色大门依旧。这里绿树浓荫，宽阔平坦，红场中央矗立着庄严肃穆的彭湃烈士铜像，游人驻足于此，缅怀先烈。当年在海陆丰大地上的阵阵枪炮声，仿佛依然在历史的天空回荡。在红宫红场旧址参观时，记者看到全国第一个农会会旗、会徽、起义用过的大刀、长矛、枪炮、革命志士的血书、彭湃与战友生前的日常用品、革命刊物和布告等，都静静安放在文物陈列室里，勾起那些遥远的红色记忆。
1928年1月，广州起义部队抵达海陆丰，红色政权一度在海陆惠紫普边区联成一片，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发展。“尽管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海陆丰苏维埃政权只坚持了四个月，但它为以后红色政权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积累了宝贵经验。”廖惠霞说。
1929年8月30日，彭湃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年仅33岁。
毛泽东与广州农讲所：主编《农民问题丛刊》探索农运理论
在广州车水马龙的闹市中，有一处静谧之地：朱墙、飞檐、琉璃瓦、青石板……这是一组古朴庄重的砖木结构古建筑群，当我们走近它，抬头就能看到大门上1953年周恩来亲笔题写的“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匾额。
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为适应农运发展需要，林伯渠、彭湃等人提议“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名义工作，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1924年6月30日，国民党中央执委第39次会议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人的提议，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彭湃是农讲所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第一届和第五届农讲所的主任(相当于后来的所长)。第六届农讲所所长是毛泽东。
大家熟知的“农讲所”，全称是“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位于广州市中山四路42号。旧址原为番禺学宫（孔庙），始建于1370年（明洪武三年）。
1926年5月至9月，毛泽东任所长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此举办，周恩来、肖楚女、彭湃、恽代英等共产党员任教员。来自20多个省区的327名学生，在此学习农民运动的理论和方法，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参加革命斗争。学员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领导农民运动，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农讲所旧址这一古老建筑成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纪念地。
据记载，毛泽东除担任所长、负责主持所务工作外，还亲自给学生讲授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政治态度作了科学的分析，他讲课理论联系实际，深入浅出，学员受益匪浅。毛泽东还主编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一共出版了26种，为推动农民运动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农讲所旧址中，当年的所长办公室、教务部、军事训练部、课堂、学生宿舍等均按原貌布置，并辅有《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陈列》展览，真实再现了第一届至第六届农讲所的历史。据纪念馆工作人员介绍，自建馆以来，农讲所旧址已经接待观众2000多万人次，其中包括数以万计来自世界五大洲的国际友人。
“毛泽东不是党内最早从事农民运动的人，但他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很快走到了全党前列。”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廖惠霞说。在广州期间，毛泽东写作和发表了一系列与农民问题相关的文章，产生了深远影响。
1925年12月1日，在革命形势的发展急需理论指引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国民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但国共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势力也逐渐抬头。文章把中国社会分为五个阶级：地主买办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也即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文章在全面阶级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军阀、官僚、地主买办阶级是革命的敌人，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力量，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是我们的朋友，中产阶级的右翼会是敌人，左翼会是朋友。文章的分析是深刻的，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26年3月《中国青年》转载了这篇文章，随后又在广州出版了单行本。”廖惠霞说。
1926年毛泽东主持第六届农讲所期间，为了加强对农民问题的探讨，还组织编印了一套《农民问题丛刊》，一共出版了26种。毛泽东亲自为丛刊撰写了序言《国民运动与农民运动》，对农民运动理论作出了积极探索，他开门见山地写道：“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农民运动不赶速地做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农讲所培养了大批农民运动干部，他们毕业后奔赴全国各地，宣传革命理论，发展农运组织，开展武装斗争，在中国大地上，点燃了农民革命运动的燎原火种，掀起了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共产党人和广大农民在革命洪流中得到锻炼，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专访
海陆丰农民运动创新了农民运动模式
廖惠霞，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南都：海陆丰农运在全国农运中占据什么样的历史地位？
廖惠霞：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晚于浙江萧山衙前的农民运动，但在很多方面，超过了衙前的农民运动，也超过了与它同时期或在它以后的很多地方的农民运动。
海陆丰农民运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运动。它时间长、规模大、影响广，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武装斗争，海陆丰很多区乡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
海陆丰农民运动还支持了东征北伐的革命斗争。在东征北伐过程中，各地农会派出运输队，为革命军运送物资粮食，帮助革命军收集情报、侦察敌情。省港大罢工时，全省50万人武装声援，农民捐款资助失业工人，仅海陆丰农民就捐了价值10万元的大米和4000毫洋给省港罢工委员会。
海陆丰农民运动锻炼了大批干部，积累了斗争经验，培养造就了大批党和农民运动的力量，为全国农民运动树立了榜样。为了更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彭湃倡议开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其办学思想、教学内容、管理模式、重视军事等，为后来我党开办的学校所继承。
海陆丰农民运动还创新了农民运动模式，为其后的农民运动所效仿，其开展农民运动的策略、方针和道路，他们宣传群众，组织各级农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组织农民自卫队的方法，根据革命进程把农民运动与革命斗争相结合、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并重的做法等，都为其他地区开展农民运动提供了经验。
1926年，彭湃所著《海丰农民运动》在《中国农民》连载，后多次印刷单行本发行，海陆丰农民运动的经验传播到全国。1926年8月，毛泽东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员300多人去海丰实习、考察。毛泽东在他的著作《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对海陆丰农民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
南都：南粤近代风气开通，工业基础好，20世纪初几次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在广东蓬勃发展。那么另一方面，农民运动在广东的开展，又具备了哪些社会、地理、人文的条件呢？
廖惠霞：广东的农民运动有着深厚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首先，广东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后，广东成为英勇抵抗外来侵略的桥头堡。1851年开始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席卷全国，其领袖洪秀全就是广州人。其后，孙中山长期在广东领导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三次建立政权，开创共和。这些革命传统渗入了广东工农群众的血脉里。
广东农民生活贫困，官逼民反，人多地少，就这样一点可耕地，也大部分掌握在少数有权有势的封建地主手里。据资料，10%的地主、富农占有土地70%-80%。他们通过土地出租、雇工、放高利贷等手段，在经济上剥削贫苦农民。广大农民祖祖辈辈成年累月地辛苦劳作，却过着饥寒交迫、牛马不如的悲惨生活。地主利用手中的土地，对农民收取高额地租，还以各种名目征收捐税，发放高利贷。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终将激发革命。
南都：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对广东乃至全国农民运动有什么影响？
廖惠霞：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革命统一战线正式建立，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孙中山和国民党左派、广东省长廖仲恺都认识到农民是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所以他们坚决支持农民运动，维护农民利益。广东革命政府也重视和支持农民运动，成立了中央农民部领导全国农运，包括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出版农运刊物，派出特派员指导各地的农民运动。
广东革命政府1924年前后三次发表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国民党一大、二大都有农运的宣言和政纲、决议。孙中山亲自批准“农民协会章程”和“农民自卫军组织大纲”。国民党宣布农会受法律保障，在地主武装欺压农民时，革命政府派出军队协助农民自卫军打击地主武装，一度成为农民坚强的后盾。
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上，毛泽东指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中共应重视全国广大的农民。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谭平山起草的《农民问题决议案》。决议案把开展农民运动作为党的重要工作之一。
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后，共产党员林祖涵（伯渠）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彭湃任秘书，负责农民部日常工作。经彭湃提议，国民党中央党部决定开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学习完毕后，选充为农民运动特派队员。讲习所由共产党人主导。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培养了农民运动干部800多人，这些人像火种一样撒向了广东各地以及全国。
本期采写、视频：南都记者 朱蓉婷
学术顾问：卢荻(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