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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院文化是怎么炼成的?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21年05月30日        版次:GA11    作者:向敬之

《千年弦歌:书院简史》,邓洪波著,海天出版社2021年3月版,58.00元。

□ 向敬之

书院于我而言,最初的记忆是犹可追的。幼时就听来过长沙的父亲说,到了岳麓山下的岳麓书院。后来,我来到长沙读书,写的第一篇书评,就是关于书院文化的。我清楚记得那本书,叫做《书院中国》,我在其中,品读作者江堤的诗人灵感,悟读他的作家才情,研读他的学者性格,读他的热烈如灼,读他的剔透如脂,读他那苍劲有力的务实翅膀,滑过中国书院传统文化海洋带出的每一道带着火花的轨迹。遗憾的是,江堤英年早逝,让我二十年来每每在书架上看到这本书,不由感伤而又期待重温那流利的文字和谨严的思路。

江堤有一种古希腊神话中西绪弗斯不倦地推动巨石的精神,无怨地用青春和生命,探索古代书院遗址及其相关文物,悉心阐释中国书院传统文化。

站在学府讲堂前,犹能听见张栻、朱熹开坛会讲、辩说精义的论道;犹能看见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拨又一拨的岳麓学子,经世致用,心怀天下,创造了多个中国史上的第一:陶澍第一个把商品经济引入体制改革并首倡海运,魏源第一个“睁眼看世界”写出《海国图志》,曾国藩第一个倡办洋务,郭嵩焘第一个出任驻外使节……毛泽东青年时代曾多次寓居岳麓书院,“实事求是”深深地印在他的心里,故而此处成了今日继续传承红色基因的思想策源地。

沧海桑田,岳麓书院依旧作为创建越千年还“活着”的古老书院,办学不辍,文脉不断。书院中的传道者群体,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和胸怀,研究中国书院文化的起始、流变,研究中国这一独特的教育圣地、文化息壤、精神家园,是如何启智民众的。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研究中心主任邓洪波,数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写得最多的,还是以岳麓书院为依托的中国书院文化研究。此次,他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丛书”,分作五卷。我在这里重点要谈的是邓洪波的《千年弦歌:书院简史》。要想知道中国书院文化是怎么发展的,我们就得追根溯源,沿着文献中的纵横脉络,探寻传统国情下书院文化的现场与背后、生存与盛衰。

清人袁枚在《随园随笔》卷十四中说:“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这一段文字,传达出三重意义,一是书院在唐玄宗(712—756年在位)时存在,二是书院为朝廷建置,三是书院乃中央政府的修书机构。然而,在邓洪波看来,书院在玄宗之前业已出现,但建于民间。若在民间,即为教育教学场所。

春秋时,孔子授徒,席地而坐,名曰杏坛。这没有今日所见书院的建筑围墙,但后人传道授业,难免不会找一个专门的场地?邓氏明确地说,最初的书院,起源于官、民两途,是“新生于唐代的中国士人的文化教育组织”。民间私人治学,官方编修典籍。形态各异,但当事人有着形形色色的诗句,表达着对书院文化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钟情、恋爱、期待、思考与执著。

不论是藏书刻书,还是读书讲书,书院都是以书为直观的文化载体,推动着中国书院文化建设与书院教育的发展。时事变迁,书院的地域分布日见分明,功能状态日臻成熟,教学功能日益凸显。最初的建设者们,择圣地,起精舍,在初期的书院文化传播中,自成品牌,锻造个性凸显的文化品格。

经历了纷争离乱的唐末五代之后,到了开放繁荣的宋朝,政治教化与文化教育,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提供丰实的物质保证之后,也开始了相互剥离,各自发展。经济发达地区,书院发展迅速,自觉的、有追求和主张的士人,纷纷聚书山林、建院讲学,推动着地方特色的书院替代官学的角色。因此,以岳麓书院为首的四大书院出现。虽然在表述上,各成其说,相互竞秀,但足以看见此时的书院文化,已经强化教育功能,影响深远。

书院教育成了文化传承、入主科考、为国育才的主要载体。书院文化则是传统教育、碰撞思想、弘扬学说的精神内核。理学兴起,确立制度,推波助澜,宋元形成了中国书院文化的昌隆时期。推动者们让一些有着深刻思想背景和文化价值的理学颗粒,融会成一种开创性的思维方式与话语体系,创造了文化的多维时空。诸多大师纷纷出场,登台讲学,赓续传统文化蔓延,因道德标准所谓崇高,足以让大师张栻、朱熹发生激情的碰撞,不因时间潮汐的洗刷和涤荡而分外清晰,显现一种令人瞩目的赤诚相见而各领独立品格的风骨。当然,不同流派的学者、风骨、学术和个性的无形纷纭争端,流于锋芒消失的时代,将维系在学术上的零星自由性湮灭于迷惘之中。

元明继踵,明代一度出现了书院文化的灿烂辉煌。嘉靖年间的圣人王阳明,“正人心,息邪说”,一度动摇了宋元以来官定的程朱理学的主流地位。但是,坚持“致良知”的王阳明,个性独立,虚怀若谷,两次率弟子到岳麓书院追慕朱张先贤,传道讲学,从而影响了湖湘学派学人的崛起。我们沿着邓洪波融会历史文献、政治分析、教育梳理的脉络,照鉴特殊时代书院文化内蕴的历史遗存。不论是满汉文化博弈,还是中西文化交流,或者传统书院改革与新兴书院改制,邓洪波都是微观中国书院史上的宏大文化格局。他本着勤于考据与乐于思考的唯物立场方法,在深究细研浩繁厚重的文化历史积淀中,精炼史料的发现与历史的辩证、当下的临场感与久远的穿透力、文化的历史烟云与个体的生命感悟等,贯通融会。

对于一个国家文化传承而言,任何一段历史,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种教育形态,都是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的创造与选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漠视像岳麓书院一样传承千年的尝试和发展。虽然《千年弦歌:书院简史》是简说中国书院文化是如何炼成的,是如何薪火相传的,是如何照亮今天的文化传承的,我们还是有必要深读其中每一个历史记载的内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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