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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捕，当天即开始受审。据当时报载，李大钊“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否认最近对于北方有何密谋。”
张作霖参谋长杨宇霆以同乡之谊劝降：“只要你肯为张大帅、吴大帅效劳，保你官职在我之上。”李大钊回答：“张作霖是狰狞之子，吴佩孚是狼狈之儿，我岂能为他们效劳？”
李大钊妻子赵纫兰带子女与他相见，李大钊女儿李星华回忆说：“他瞅了瞅我们，没有说一句话，脸上表情非常平静。似乎他的心并没有放在我们身上。”
李大钊在狱中22天，遭敌多次秘密审讯，百般折磨，然而他始终坚贞不屈，严守党的机密。
为保护一同被捕的爱国青年，他在《狱中自述》中说：“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因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李大钊被捕后，中共、工人群众、知识分子和各界进步人士千方百计进行营救。章士钊找到张作霖身边红人杨宇霆，奉劝“切不为一时之意气，杀戮国士，而遗千载恶名”。苏联更是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
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奉系内部的分歧，张作霖也一度动摇。但到了4月23日，张作霖最终下定了杀害李大钊等人的决心。
张作霖为何突然下此决心？4月29日《晨报》报道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前晚又得前方某重要将领来电，谓前敌将士因讨赤而死者不知若干，今既获赤党首要人物而不置诸法，何以激励士心？闻南方某要人亦有电致在京某人，主张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前方将领”、“南方某要人”，究竟是谁？据1927年5月12日的《民国日报》报道，张作霖得其前方张学良等来电，主张杀害李大钊等人，同时蒋介石又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处决。
1927年4月28日，李大钊等人被处以绞刑。《世界日报》报道了李大钊殉难细节：“未几执行吏来，首以李大钊送往绞刊台。李见此，知己不免，乃曰：请以纸笔来，俟书一遗嘱。执刑者曰：此时已晚，由不得汝矣。李无言，神色尚未变，既上。执刑者令其颈稍伸长，李如言应之，厥态殊从容。二十分钟始绝。”
李大钊被害后，各报对其家庭情况作了报道：李大钊“平昔不事储蓄，身后极为萧条”；“李夫人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李宅“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
李大钊殉难后，初仅以一具薄棺停厝北京长椿寺。后经白眉初奔走，蔡元培、章士钊等募捐，为其置新棺改殓。
李大钊牺牲噩耗传出，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武汉国民政府均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当时冯玉祥正率国民军参加北伐东进，即电令全军官兵戴孝志哀，立碑于潼关并手书碑文。
据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李大钊传》（集体编著）中描述，李大钊曾发表临终演说：“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文字整理：南都记者 汪建华
资料来源：《李大钊年谱长编》《李大钊北京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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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顾问：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卢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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