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检察日报》报道的一则劳动争议纠纷引发外界关注：重庆市民唐女士为给万把块钱的加班费讨一个“说法”，奔走了将近10年。从区县法院的一审、到中级法院的二审、再到高级法院的再审，直至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并获改判。陈述申请抗诉理由时，唐女士直指一审法院“擅自修改庭审记录，程序严重违法”，将其不认可的考勤记录及其真实性的内容，涂改为截然相反的肯定性表述，并被作为定案的重要证据。
本案之所以谓之小，一则是基于对万把块的加班费纠纷的某种传统认识，二则是引发当事人不停上诉、申诉直至最高检抗诉的关键细节。颇值得钦佩的，不仅是本案当事人对维护自身权益的坚韧，还有检察机关在案件审查过程中“勿以案小而不为”的专业。
一桩万把元的加班费纠纷是不大，但只要是其中的不公被附加到具体的公民个体，就不存在案件大小之分。2018年8月，成都市民王女士亦曾就其因打“5元麻将”被拘而一路申诉到最高法并获得改判。可以说，川渝地区的这两例“小案”，都在以坚韧不拔的姿态、以不惜惊动国家最高法律机关的阵仗，给全社会上了两堂“为权利而斗争”的启蒙课。传统观念中对案件大小的判断，多以权利受损的程度为依据，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些微小案例中被侵害、被剥夺的细微权利，就不值得锱铢必较。2021年全国两会，多起微小案例就曾写入“两高”年度报告，不失为司法机关对此的庄重态度：小案背后不只可窥见法治的微光，更关乎国家司法的最基本价值取向与立足点。
要看到，案件之所以能走到最高的司法层级，当然有具体个案当事人的坚持，但也有赖推动案件实质性进展的办案机关，对案件细节的实质审查和不惧揭丑的态度。此番加班费纠纷一路申诉的事由，竟然是由一审法院不能忠实记录庭审内容导致——将当事人对某核心事实的不认可“涂改”为认可，这已经足够荒唐，而更为荒唐的是，此后多个审级对此居然听之任之。在民诉法层面，对庭审活动的如实记录有最基本的制度约束，法律不仅要求书记员专司其职，而且给诉讼参与人庭后核对、补正相关内容留有空间，对法庭不予补正的情况，也要求将相关内容记录在案。而后续几级法院对这一明显“事实认定错误”情况的无视，更加令人匪夷所思。按照当事人的申诉陈情，本案一审对关键信息的记录错误，可能还不是“是与非”的笔误，而是有迹可循的“涂改”，在最高法几经波折才纠正个案判断后，有必要进一步查明导致这一迟到近十年的司法判断，究竟是出于什么理由才导致的正义延期？其背后的司法责任追究，更不能因为案件的大小而有所区别。
万把元的加班费纠纷，甚至前几次审理的结果只有几百元的规模，为何从一开始就无法得到司法机关的专业审理和郑重以待？正如最高检第六检察厅检察官的“以案说法”所言，“我们办理的人民群众身边的小案，关乎涉案人及其家庭生存、发展的条件，哪一起不是办理涉案人的人生？哪一起不是天大的案件？”或者说，正是那些传统偏见中的“小案”，可能才更高概率地存在着具体办案的虚化审理、惯于应付甚至所谓操作空间。不是所有人都能为了“没多大”的权益，一股蛮劲、申诉到底，而基于概率的考虑，案件被爆出、被纠正甚至责任被追究的可能性依然不高，这可能也是个别具体司法抱有侥幸心理的原因。
从小案入手的检察监督，就是要有能力“抗诉一件促进解决一个领域、一个地方、一个时期司法理念、政策、导向的问题”，那些把“不认可”径自改成“认可”的颠倒，必须被发现，因为这事关着最普通的中国人对国家司法进展、司法质量的最真切体验和最直观理解。最高检为加班费抗诉，是在给那些为了自身的微小权益不惜申诉到底的公民加油鼓劲，而这些普通中国人对权利、对法治的执拗，也在夯实和呼应着一个国家建设法治的最基本信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