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梁晨著,科学出版社2021年1月版,169.00元。
□ 朱瑶露
1934年的《申报》上曾刊登过一篇名为《教育养老金与教育事业》的文章,其中谈道:“吃教育饭的生活,是一般人认为最清苦的,然教育事业,关系于国家,则甚重要。故国家社会对于一班从事于教育事业的人,不但要尊崇其所处的地位,且须改善其生活,使其生活无虞,得专心一志,致力于教育事业。如此,则教育事业,才有发展的希望。”此语指出,教职员工的饭碗问题,看似仅关乎个人或家庭生活,实际对国家和社会间接的影响甚巨。然而,目前学界对教职员工群体的研究,多集中于思想文化研究的范畴之内,很少从经济生活的角度进行考察。如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也多是掌故逸事之类的写作,从书信日记中窥见著名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点滴,而缺乏深入的研究。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梁晨教授的《民国大学教职员工生活水平与社会结构研究:以清华为中心》,从某种程度上弥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如梁晨所言,该书主要引入历史人类学小社区个案研究的方法,以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职工群体为考察对象,运用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知识和方法,采取定量与定性的方式,研究民国时期清华大学教职工群体的生活水平和阶层差异,并由此见微知著,增进对民国时期整个大学教职工群体的了解。该书所说的教职工群体,既包括教员、职员两大类别,又兼及以往被忽略的校工群体,在各自之中还有“等级”区分,可谓面面俱到。通过人事经费、生活水平和阶层结构等三个逐次递进的版块,拼接成一个逻辑清晰、叙事完整的研究脉络。
从民国时期清华大学的人事、学校经费和教职工待遇可知,该校相对于其他大学整体而言比较稳定,学校经费充足,能够保障教职员工具有良好的待遇,然而深入考察可知,教员、职员和校工之间的待遇可谓天壤之别,差距从数倍到数十倍不等,形成一个泾渭分明的金字塔结构。作者还对于清华大学历年教职员工群体的数量以及流动状况进行计量史学的分析,试图了解不同群体的稳定状况以及待遇水平的差异。以往容易被忽略的教职员工的养老与抚恤问题,也被纳入其中。这些定量分析和量化研究使得该书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客观性。
关于清华大学教职员工的生活消费与生活水平问题,梁晨认为,单纯讨论收入不足以评估所谓生活水平,必须将消费的因素考虑进去。对于具有同样薪资的两个群体来说,若消费与支出的水平不同,生活水平也会出现明显差异。除此之外,对于“水平”的界定,真实客观的数据支撑以及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很容易掉入主观性过强的漩涡。运用系统的、准确的数字统计资料来将一个大而空的概念进行衡量,就赋予了其更强的可视性与比较性。因此,平常如住房状况、饮食衣着、交通出行,细致到投资灾捐、书报购买等杂项支出,事无巨细,都纳入细致的计量史学考察之中,用以衡量清华大学教职工的生活“水平”。如此便对认识民国时期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新的认知面相,即虽然教职员工的收入较高,但消费水平和标准也比较高,衣食住行都需要大量用度。家庭或家族人口供养负担,也是影响教职员工生活水平的重要因素。
最后的版块论及阶层结构与社会流动,即教育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因素如何在构建阶层结构中发挥作用。“清华教职员工的待遇与生活水平结构的差异,表面上看似乎是由不同群体的职业角色决定的,但背后起作用的却是个体的教育获得水平。”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关键的问题,教育程度与社会流动、阶层结构的关系。在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由于教育成本较低,作为相对较为公平的流动渠道,是促进社会阶层变动的重要途径；近代以后科举制度的废除以及西方制度的引进使得教育对社会流动的影响出现了异化,参军、经商和行医等多种形式拓展了民国社会流动的路径,出现了所谓知识分子边缘化的趋势。然而,新教育之下的文凭,尤其是高等教育文凭仍然成为获取社会中上层职位和地位的必备条件。接受教育的程度如何,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未来的收入和待遇。大中产阶级更是通过努力使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继续巩固自己阶层的身份和利益；由于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成本高昂,如校工等无产阶层无力供养子女读书,其子女亦越来越难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所谓新式教育,实际造成了比科举时代更严重的身份和阶层的固化。从清华大学这个“小社会”透射到整个民国社会,教育背后的结构失衡与流动停滞,实为民国社会存在的一大问题。
读罢全书的启发不只在内容,更在方法和视角方面。
其一是微观史与宏观史的关系处理问题。微观史在对于一个事件、一种组织或制度的考察中往往会得出具体的、专门的结论,而在这种对具体史实的阐述下,如何上升到宏观叙事,如何不牵强附会地升华到整个宏观层面,是论证使人信服的关键所在。本书以清华大学的教职员工为研究对象,以生活水平为研究层面,如何上升到整个近代社会?作者非常坦诚地指出,该书实际并不是意在“以小见大”,在具体和单纯的个案中去追寻所谓普遍性,而是目前学术界实际对个案的研究还不够,若非积累了足够的个案,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和综合,实际难以发现个案包含的普遍性和典型性。而且,作者所做并非清华一校之史,因清华大学作为近代中国史上的重要大学,所涉及的教职员工多是近代思想文化和学术史上的重要人物,实际已经具有足够的代表性。
其二是在对一些主观性较强的论题进行阐述时,如何更好地避免主观干扰。该书的研究对象是“生活水平”,但对于水平、质量、观念等角度进行研究时,不可避免会带入个人主观性。因此如何通过一个或多个具体的指项来对这些概念进行转换,就成为了构建整个论述框架时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通过统计方法和计量分析后,虽然可能并不会直接得出一个结论,但各个方面都已经一目了然,这种具体而准确的分析,是避免主观性的重要方法。目前无论历史学界还是教育学界,对统计和计量的应用仍然太少,梁晨的书以及系列论文,在方法论上具有很好的示范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