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懋庸（1911年1月15日-1977年2月7日），作家、杂文家，原名徐茂荣，浙江上虞人。早年参加大革命运动。后到上海，与鲁迅相识。1933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8年赴延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任中共武汉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中南文化部副部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著有《徐懋庸杂文集》《徐懋庸回忆录》等。
徐懋庸主编《新语林》期间，曾多次发表鲁迅的文章。
□ 葛涛
徐懋庸（1911—1977）与鲁迅的交往是鲁迅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为了纪念徐懋庸诞辰110周年，笔者应邀编辑《鲁迅致徐懋庸书信手稿》一书，并因此偶然从网络中看到苏州学者黄恽先生撰写的文章《鲁迅与徐懋庸交恶的远因》（南方都市报，2014年9月11日），该文认为徐懋庸在1934年6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第六期发表的《完人》一文中就认为鲁迅“该骂”，并认为这也是两人交恶的“远因”：
即使在鲁迅与徐懋庸的“蜜月期”中，徐懋庸也认为鲁迅“该骂”，他们之间的恩怨，并不始于1936年6月周扬推出的《关于国防文学》进而引发的两个口号之争。
早在1934年6月20日的《人间世》第六期上，徐懋庸写了一篇《完人》，其中有一段这样说：
某人是“思想界的权威”，小说也做得成功，可惜牙齿太黄了，年纪太老了，气量也太小了：该骂。某人对于新文化运动曾有重大的贡献，散文也做得可以佩服，可惜如今退隐了，不再领导青年了，做起打油诗来了，“晚节不全了”：该骂。某人是革命的，然而有一个情人。某人是爱国的，然而也爱读书。你是同路人么，但为什么不是百分之百的革命者！你崇拜萧伯纳么，但为什么不吃素……
前两个徐懋庸认为“该骂”的对象，一看就知道是周氏兄弟。老头子的一口黄牙是向来著名的，气量小是指他的喜欢骂人，至于说“小说做得成功”和“思想界的权威”，除了名闻中外的《阿Q正传》作者和左翼联盟盟主鲁迅之外，还有谁呢？毫无疑问，正是鲁迅的写照。
换句话说，在徐懋庸和鲁迅交往密切的1934年，徐懋庸就已经觉得鲁迅落伍，在其笔下口诛笔伐了，鲁迅已经呼之欲出，只是未点明罢了。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与徐懋庸交恶的远因》一文引用的徐懋庸的《完人》一文中的上述内容时，没有注意这些引文的上下文，并错误地据此作出了徐懋庸早在1934年6月发表的《完人》一文就认为鲁迅“该骂”的观点。在此，需要从上述引文的上下文来分析徐懋庸是否在《完人》中认为鲁迅“该骂”。
上述引文的前后文如下：
完人，据旧说，是只在三代以上有的，以下就没有了。然而，现在的人们，却一味期望他人是完人。
自己也有缺陷，则赞成“缺陷之美”说，Beauty spot呀，“德有所长而性有所忘”呀，厨川白村云，庄子曰，有着种种理论的根据，还是求其“浑然如玉”，十全十美。
（上述两节引文，略）
如是等等求全责备的批评，是今日所常见的。
对于正面的敌人，那批评的态度，往往非常笼统。倒是对于朋友，对于思想的立场相同的人们，连积习上的一点小异，也不能容忍，吹毛求疵，无所不至。抽香烟是不好的，喝老酒是不行的，看梅兰芳是不该的，而且根据这一点小疵，就可以否定一个人全部的价值。（载《徐懋庸文集》第二卷，第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与徐懋庸交恶的远因》一文引用的徐懋庸的《完人》一文中的上述内容时，忽略了紧随其后的一段文字：“如是等等求全责备的批评，是今日所常见的。”由此也造成了错误的解读。很显然，上述引文的内容是徐懋庸在罗列社会上常见的“求全责备的批评”，并不是徐懋庸本人的观点，更不是徐懋庸认为鲁迅“该骂”。另外，徐懋庸撰写的《完人》是一篇杂文，主要是批评当时社会上以“完人”的标准来评价一个人物的病态现象。
需要指出的是，鲁迅看到了徐懋庸在《人间世》发表的几篇文章，他在1934年６月21日致徐懋庸的信中说：
不过，我看先生的文章(如最近在《人间世》上的)，大抵是在作防御战。这事受损很不小。我以为应该对于那些批评，完全放开，而自己看书，自己作论，不必和那些批评针锋相对。否则，终日为此事烦劳，能使自己没有进步。批评者的眼界是小的，所以他不能在大处落墨，如果受其影响，那就是自己的眼界也给他们收小了。假使攻击者多，而一一应付，那真能因此白活一世，于自己，于社会，都无益处。
但这也须自己有正当的主见，如语堂先生，我看他的作品，实在好像因反感而在沉沦下去。（《鲁迅全集》第12卷，第4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只是，据上述鲁迅书信的内容还不能确定鲁迅看到了徐懋庸在《人间世》发表的《完人》一文。
另外，徐懋庸的《完人》一文在《人间世》第六期刊登时，被删掉了一部分内容，而被删掉的这部分内容主要是徐懋庸从鲁迅的《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者》一文中引用的文字以及由此生发的议论。因此，徐懋庸就把未删节的《完人》一文在自己主编的《新语林》第二期（1934年7月20日）中重新发表，由此也可以看出徐懋庸对鲁迅文章的重视。而鲁迅也大力支持徐懋庸的编辑工作，徐懋庸共主编了四期的《新语林》，查阅该刊目录，可以看出四期都发表了鲁迅的文章：第一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隔膜》（署名：杜德机。1934年7月5日出版）；第二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难行和不信》（署名：公汗。1934年7月20日出版）；第三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买〈小学大全〉记》（署名：杜德机）和译文《致本刊读者辞》、《莉莉·柯贝女士赠本刊诗》（署名：张禄如。这是鲁迅应徐懋庸之请翻译的奥地利女作家莉莉·柯贝赠给《新语林》杂志的致辞和诗歌。1934年８月5日出版。）；第四期发表了鲁迅的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署名：孺牛。1934年８月２０日出版）。徐懋庸在得到鲁迅大力支持的情况下，他会在《完人》一文中认为鲁迅“该骂”吗？如果徐懋庸真的在《完人》一文中认为鲁迅“该骂”，那么鲁迅能看不出来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据《徐懋庸年表》记载，1934年，“经过《新语林》的一段工作，徐懋庸同鲁迅先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来往密切。自一九三四年下半年起，直到一九三六年春‘左联’解散，徐懋庸一直代表‘左联’常委会同鲁迅先生联系。”（《徐懋庸研究资料》，王韦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1935年，鲁迅还应徐懋庸之请为其杂文集《打杂集》撰写了序言，对徐懋庸的杂文作出了较高的评价。
不过，徐懋庸和鲁迅的关系后来也发生了变化，鲁迅在收到徐懋庸在1936年8月1日写的书信之后，极为愤怒，公开发表了《答徐懋庸并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对徐懋庸及周扬等人的行为进行揭露和批判，这也是后话了。
◎葛涛，学者，任职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